第一节 汉代书艺发展的时代因素

一 “以书取仕”制度的建立

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赖于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带有流氓习气的刘邦，在秦末的楚汉战争中取胜，并以武力统一天下后，“曾以儒冠为溺器”，他并不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帝王。然而，巩固政权却不能不要思想和文化。丞相萧何在刘邦初入咸阳时，就已经开始留意收集各种图书典籍。汉王朝建立之后，又建“石渠”“天禄”“麒麟”等国家藏书之阁，汉代文化的繁荣由此而始。同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战争所造成的文化毁灭，很多先秦的经典都需要重新抄写。抄写典籍的需要，使汉代建立了以书取仕的制度。《汉管仪》（孙星衍辑本）载：“能通《仓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满岁，为尚书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科，最者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些说明当时取仕对文化知识的强调，识9000字也许有些夸张，而所谓书八种字体，很可能还是秦书八体，亦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也说：“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汉初以此选拔文吏，必然在社会上造成重视文字书写的风气。

二 学术繁荣为书学发展提供基础

文景时期，崇尚黄老，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天下的财富快速积累，呈现一派承平景象。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他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在东汉时期，经学昌隆，京师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不仅京都如此，“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在这种尊崇儒学和重视书艺的风气之下，形成蔚为大观的孔庙汉碑群，既张扬了儒学，也张扬了书法。

三 《字书》编纂助推书法艺术发展

汉代《字书》的编纂，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小。西汉文景时期，最早是民间的书师，为教幼童学习文字，将《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合并为一书，分编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统称为《仓颉篇》，分为上、中、下三篇。但其中有重复的字，还不能算是标准的字书。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是对上述《仓颉篇》进行加工整理，去其重复文字，另收入一些《仓颉篇》中所没有的文字，这已经是标准的字书了。到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又作《元尚篇》，都是类似的字书，但所收文字还不够多。汉平帝元始年间，曾争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宫中。黄门侍郎扬雄将这些文字加以汇总整理，取其有用者编成《训纂篇》，此书分为34章，共2040字；将原《仓颉篇》中重复的字去掉，两书合并，共得89章5340字，但字数仍有不足。到东汉时，著名史学家班固又在扬雄《训纂篇》的基础上，续编13章，汉和帝时贾鲂再续编《滂喜篇》34章。在此基础上，贾鲂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合称《三仓》共得123章，每章15句60字，共收入7380字，字无重复，规模宏大，俨然一部汉代文字汇典。最为关键的是，其中的《仓颉篇》从先秦传于后世，原是用篆字书写，扬雄所编《训纂篇》也用的是篆字，而到贾鲂汇编字书时，统统都改为隶书字体。字体的演变由此成为分水岭，学童不再学习篆字，隶书真正通行于天下，并成为成熟的艺术字体由此而始。

四 君臣好尚推动书法艺术走向辉煌

在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时期，文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演变为艺术，与整个社会从帝王到民间对书写艺术的重视有很大关系。据说汉高祖刘邦曾同卢绾一起学书（《汉书·卢绾传》），东汉光武帝刘秀、汉章帝、安帝、灵帝等都雅好书法，灵帝还曾设鸿都门学，善书者云集都下，争工笔札，书法好尚盛极一时。汉代的勋臣名将亦多好书，相传张良、萧何都擅书写。羊欣《笔阵图》说：“何深善笔理，常与子房、陈隐论用笔之道，何为前殿，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

秦时有“八体”书，王莽时，曾命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改定古文，制为“六体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亦即大篆。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也。不同的字体，用在不同的场合，这些都可以视为汉代人对于文字规范化使用的一种清醒认识，也足以说明汉代从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对书法艺术是多么的重视。

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多而灭之。

这是讲师宜官这个书法家，可以用写字这个办法来换酒钱了。接下去，又讲梁鹄是如何向师宜官学习书法并发达起来的：

（师宜官）每书辄削而焚其拊，梁鹄乃益为拊，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拊。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1]

这是讲梁鹄讨巧偷着向师宜官学习书法，并且因此得了一个不小的官——选部尚书，可他执掌选官之权时，得罪了一个得罪不起的人——曹操。曹操当初希望得到一个洛阳令的位置，梁鹄却只给了他一个洛阳北部尉。结果会怎么样呢？

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令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诸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师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2]

由此足见当时人对书法之好尚不亚于今日。

五 纸张发明和毛笔改进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条件

对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直接推动作用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纸张的发明和毛笔制作工艺的改进。近年的考古发现，纸的发明源于西汉时期。但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是载诸史册的事实。《后汉书·蔡伦传》云：“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皆称蔡侯纸。”可见，有书写价值且普遍使用的纸的出现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纸张的发明对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东汉后期的书法创作中是能够明显地体会到的。

毛笔是书法艺术赖以产生的最重要的基础，蔡邕所撰《九势》中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的甲骨文。周朝以后，竹简大量使用，竹简书则非用毛笔书写不可。过去有蒙恬造笔的传说，从毛笔的制作来说，蒙恬或者是对毛笔的制作工艺有所改进，而改进不是一下可以完成的，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中，毛笔也多有出土，如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毛笔；其后，湖南长沙市左家公山又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毛笔，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甘肃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秦笔，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县凤凰山、甘肃省武威市、内蒙古居延地区也都有汉笔出土。

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是湖南、河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毛笔。当时的毛笔制作方法和今天使用的毛笔不同，它用竹作笔管，髹以漆汁，用麻丝把兔毛包裹在削尖了的竹竿的外围，形成笔头。到了汉代，毛笔的制作方法有了改进，恩师启功先生曾亲见过居延地区出土的西汉时期的毛笔模型，并对其形状作了如下描述：“居延出土的汉笔，笔杆是一根相当于普通铅笔而略细一些的木棍，一头渐细，这棍劈成四瓣，细的尖头，用一个木质的小尖帽顶把四瓣尖头套住，另一头四瓣中间挖出嵌毛的空膛，吞住一撮短黄毛，用细丝线缠住笔杆的下端，使那一撮毛紧紧地拢在四瓣杆头之内，牢固不致脱落，并可见到这种笔头是可以更换的。这杆笔头的黄毛，长不过一厘米多，而茁壮紧密，用手指捏起来觉得不空。”可见居延出土的汉代的毛笔与战国时期的秦笔和楚笔相比，显然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启功先生所见到的这种可以更换毛笔头的制作方法，应是当时使用广泛且流传久远的一种制笔工艺，相传南朝后期的智永和尚将“退笔头”置满五大竹簏，堆成“退笔冢”，他所使用的或者就是这种毛笔。

秦汉时期还有一种簪戴笔，就是文人士大夫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作为冠饰。这种毛笔笔杆长约20厘米，笔尾削成尖状，笔杆髹漆，一般都制作比较精良，簪戴的毛笔一般是没有蘸过墨的新笔，所以，也称“簪白笔”。

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文化发展的推动，加上纸张的发明和工具材料的改新，促进了文字艺术性的提高，文字书写艺术性的表达，又不断推动毛笔的改良。所以，毛笔笔头的原料已不仅仅是用兔毫和羊毫，鹿毛、狸毛、狼毛也开始使用，制笔的方法，也有了所谓的“兼毫”，或以兔毫作笔柱、羊毫为笔衣，甚至有用人头发掺以羊毫或兔毫制的毛笔的。蔡邕《笔赋》中说：“惟其翰之所生，于冬季之狡兔。性精亟以剽悍，体遄巡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以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圆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可见，汉代人对毛笔的制作已经极为讲究，对毛笔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书写工具，而是有了文化理解的高度。这样的毛笔，书写表现力自然丰富很多。当时的毛笔，已经不仅仅是使用的工具，而且逐渐变成装饰性很强的艺术品，据传汉代皇帝的用笔，“杂宝为匣，侧以玉璧翠羽，皆至百金”（《西京杂记》）。毛笔的工艺化与文字的艺术化相得益彰，这也是汉代书法艺术得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代的书法艺术，至今可以看得到的，大体可分三个方面的内容：简帛墨迹、石刻隶书、东汉后期书法艺术自觉时期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