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时期的书法
曹丕于公元220年在洛阳称帝，国号魏。次年，刘备在成都即帝位，国号蜀。又次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国号吴。自此汉朝被三国鼎立的局面所取代。后来，司马炎先后于263年灭蜀，265年灭魏，280年灭吴，天下统一于晋朝。220年至280年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称为三国时期。三国之中，曹魏占据长江以北半壁江山，地域既广，人才亦众，文化艺术发展颇为繁盛；东吴偏安江左，也聚集了不少人才，但文化艺术发展远远不及曹魏繁盛；蜀国西据巴蜀，地域狭小而荒蛮，文化虽自有传承，但就书法艺术而言，这一时期几无可谈。但三国时期的书法，与东汉时期相比较，却有一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下令禁止树碑立传，亦禁石人、石兽雕刻，其目的是反对厚葬，俭省人力。曹丕代汉之后一直贯彻这一禁令。延续到西晋，晋武帝也曾下过类似的禁令，虽然树碑的风气并没有完全禁止，从这一时期开始，碑刻文字大大减少了，像东汉时期那样的华美碑文已不多见。而刻石记功、树碑立传，本来与儒家的思想观念有关系，一旦有了寄托于碑刻这种方式，要想禁绝，就大为不易。于是有人就又想出了另一种方式，不让刻碑，就刻“墓志”，即制作一方形的石板，将死者的功德用传记的方式刻在上面，或立于棺前，或放在棺木之上，同棺椁一起埋于地下。这种想法本来很可笑，埋于地下，就没有人能够看见，根本就起不到为死者表功的作用，只有在墓葬被发掘或盗窃的时候，墓志才会为人所知。岂不是造坟的时候就已经想到有人要掘墓了？可是，这种“墓志”却一直通行于后世。果然，这些“墓志”有不少被后世发掘出来，作为历史与书法艺术研究的资料而颇受重视。于此，不得不钦佩古人看待此事的通透与远见。据说，东汉延平元年（106）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是最早的墓志。但墓志刻石成为一种风气则是在南北朝以后。关于墓志书法，放在后面介绍，这里先谈三国时期的书法。
三国时禁碑刻，正是所谓“不许百姓点灯”，但“州官放火”则属正常。堂而皇之的大碑还是有的，以下略举数种。
一 曹魏时期的碑刻巨作
曹魏时期的碑刻巨作，最显赫者当属《公卿上尊号碑》和《受禅碑》，这两通石碑，立石于河南许昌。两碑的规制完全相同，共刻字32行，行49字，碑阳刻字22行，碑阴刻字10行。前者碑额刻“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篆书八字，后者碑额刻“受禅表”篆书三字。前者是魏王曹丕下属的公卿将军等劝曹丕即皇帝位的奏章。后者则是记载曹丕由汉献帝受禅而即皇帝位的具体内容。曹魏代汉，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是以儒家的无德让有德的禅让说为其思想基础的。所以，这两通大碑所记载的是同一件大事，即美化禅让，歌颂曹魏得天下为正统。既然是盛事，自然要由圣手书写，但两碑均未留下书写者的名字。以理而论，此碑必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钟繇所书无疑。钟繇享年79岁（151—230），前69年在汉，后10年属魏，因其一生的大部分岁月在东汉后期度过，故在前面已作介绍。史书记载，他擅长三种书体：铭石之书、章程书和行押书。铭石之书，即是指自东汉以来通行的用于碑版的隶书。曹丕称帝，他官至太傅，“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中有他的名字，此两碑非他所写更待何人？《受禅碑》在许昌之繁城（今属河南漯河），很久以来，当地人贯称此碑为“三绝碑”。传说碑文由王朗撰写，为“文绝”；书法由钟繇书写，为“书绝”，镌刻精到也另称一绝。这两碑均是由钟繇书写，字体近于汉代之《史晨碑》与《熹平石经》，虽是隶书，却与汉代的隶书风格有明显不同，结体方正，笔画劲健，端方有余而活泼不足，更少天然灵动之机趣。之所以如此，大概由于钟繇晚年其书法的兴趣全在于楷书的创造与创作之上，对汉隶之风格已有所不满，不自觉地在其隶书铭石之作中也加入了楷书的方正与端严，而事关朝代更替，又不敢不以庄重之情对待之，才造成这一效果。凡作书，有意求“好”，往往难以得到真正的“好”，而“无意于佳乃佳”则是至理。但有人认为此二碑所显示的是隶书的衰退现象，则未必。亦有人认为《受禅碑》是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大书法家卫觊所书，史无明证，后人讹传不足为凭，故存而不论。
（三国）公卿上尊号碑
（三国）《受禅碑》
（三国）魏《孔羡碑》
曹魏时期的另一名碑是《封宗圣侯孔羡碑》，该碑魏黄初二年（221）立石于山东曲阜。是年，魏文帝曹丕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命其修复孔庙，故立此碑以纪其事。
（三国）魏《庐江太守范式碑》
碑额为篆书“鲁孔子庙之碑”六字，碑文隶书，22行，行40字，不知书写者为何人，但字体更显方正，且笔法更为开张，显然亦是受到楷书的影响，不再完全恪守汉隶原有风格，亦可谓开风气之先，不得不尔。
魏青龙三年（235）立于山东济宁的《庐江太守范式碑》，出土于清乾隆年间，隶书，上部残存11行，行15字，残存的这些文字笔力劲健，落落大方，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还有《曹真残碑》和王基碑》等，虽是隶书，但都带有楷书的意味，所以，干脆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曹魏的隶书称为“魏隶”，以区别于汉代隶书。那么，如果说这种“魏隶”有特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虽然还是隶书，却已经加入了楷书的一些元素，亦即字体显得方正，笔画中楷书勾挑的意味也多了一些。
（三国）魏《王基碑》
（ 三国）《曹真残碑》
二 曹魏时期书法工程——书写镌刻《三体石经》
三国时期，曹魏最大的书法工程，要数《三体石经》的书写刻石。《三体石经》相传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刻写而成，内容为儒家经文，包括《尚书》《春秋》和《左传》，用古文（大篆）、小篆和汉隶三种书体刊刻在同一石版上，分为上、中、下三排。上排刻古文（大篆），中排刻小篆，下排刻隶书，三种字体依次往下排列。史籍中称为“三字石经”或“魏石经”，也称之为“正始三体石经”。原石立于河南洛阳太学门前《熹平石经》旁边（在今河南偃师县境内）。关于石碑的数量历代著述说法不一：《水经注·谷水注》说有48碑，《西征记》说有35碑，《洛阳伽蓝记》说有25碑……王国维依据所出土的残石行款排比推断，认为35碑的说法更为确切。《三体石经》毁于西晋“永嘉之乱”，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太学旧址和汉魏石经旧物尚存，且有补刻立石，后来北朝佛教盛行，这些经文碑石竟被拆去用作建寺院的石材使用。
宋代以来，《三体石经》残石在洛阳太学遗址时有出土。1922年，还在洛阳城东30里的地方发掘出《三体石经》残石一块。石版两面刻字。碑阳34行，刻《尚书·无逸》篇，碑阴32行，刻《春秋·僖公·文公》的部分内容。出土时，拓工赵道传拓了12本，不幸的是，这块宝贵的经文石刻，次日即被村民砸成两块，损毁了25字，其中一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块现藏河南省博物馆。
（三国 魏）《三体石经》
《三体石经》是当时钦定的儒家经典定本，其目的是“以弘儒训”。石经使用三种字体，说明当时从朝廷到学子有一种共识，大篆、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是不同时期使用的字体，彼此之间有传承关系，应当规范地使用，《三体石经》为规范地使用文字立下一个标准，这是我国校勘史上的一大创举。传说《三体石经》刻成后，全国各地的学子纷纷前来观碑校书，其盛况不亚于《熹平石经》落成之时。
衮雪
碑文的书写者究竟为何人？历来说法不一，几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都被提到了，如邯郸淳、卫觊、张揖、嵇康、韦诞等。但如此规模宏大的写经作品，又有三种不同的字体，实非一人所能毕其役，理应由多名书法家共同书写完成。
《三体石经》中的古文（大篆）字体与《说文》所收相符，笔画首尾出锋，结字以丰上锐下，丰中锐末，随体诘诎。近似诅楚、籀文和蝌蚪文。小篆却与秦代小篆不同，字体则略呈方形。隶书基本上仍属汉隶风格，但过于规矩严谨，不免少了一些书法创作应有的生气和情趣。但对于初学书法的人来说，仍不失为学习大篆、小篆和隶书字体的优秀范本。作为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项文字书写的伟大工程，更值得后人为之行注目礼。
附带说明，曹操应属东汉后期人物，因曹丕追谥其为“武帝”，故亦可放在此处略作分说。他曾有“衮雪”二字被人称道，此二字据说是他亲自率军队攻打蜀汉时，在阳平关所写。以情理而论，曹孟德与戎马征战之间隙，未尝不可能有此清赏山水美景之雅兴，也必然有相当的书法水平，但此两字虽是隶书，但显然无汉隶意味，且落款“魏王”（曹操当时实为“魏公”，尚未封王）乃后人附会之所作，岂可当真？
三 皇象书法及东吴碑刻
三国时期，东吴一带书法最有造诣、最为后世所称颂者唯皇象一人。皇象，字休明，生卒年不详，三国时吴国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任青州刺史。书法以章草著名，章草学杜度，后自成一家，名冠当时，篆、隶兼擅，亦为世人所称道。当时人将皇象的草书、严武的棋艺、曹不兴的画等并称“八绝”。他写的《急就章》是目前能见到的较早的章草范本之一，颇为精到。 相传《急就章》是西汉元帝时人史游编写的识字启蒙教材，东汉时期的书法家多有书写，多已不存。今所得见者，相传即皇象所书，真迹在宋代亡佚，今有明朝时根据宋人摹本（一说据唐人摹本）翻刻的“松江本”最为著名，刻石现收藏于上海市松江县博物馆。刻石上的文字包括正书和章草两种字体，是后代学习章草书的最佳范本之一。 皇象的章草书作品传世者还有《文武将队帖》，其字体风格与他写的《急就章》几乎没有区别，兹不多述。
（三国 吴）《文武将队帖》
皇象的另一件不朽之作是《天发神谶碑》，此碑又称《天玺纪功碑》或《吴孙皓纪功碑》，东吴天玺元年（276）刻石。宋代时，碑石已断裂为三段，故亦称《三段碑》；《天发神谶碑》现存南京夫子庙，原碑立于南郊的凤凰山。东吴天玺元年，孙皓弄虚作假，命人刻成此碑抛于荒郊，再派人找到此碑，以说明他做皇帝乃是天意。这通碑分三段，共21行，212个字，内容荒诞，但在书法艺术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传统的篆书用圆笔，隶书用方笔，此碑文字，横、横折、点、竖等笔画的起笔都用方笔，竖画的收笔大多是尖锐的悬针形，显得劲利爽快。结构笔法皆有创新，古人赞之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佳迹”，皇象当此应无愧色。
（三国 吴）《天发神谶碑》
三国孙吴碑刻传世的仅四块，数量虽少，其书法价值和地位却很高。人们将这四块碑谓之“吴碑四种”，即《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和《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在我国碑刻、书法史上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现存第一块楷书碑。碑高177厘米、宽74 厘米，中间有穿，穿下刻“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 3行12 字。今藏南京博物院。《葛祚碑》书体为标准楷书，三国时期，钟繇虽然已经创出楷书一体，但楷书碑刻尚不多见。而同一时期出现的“吴碑四种”的另三种碑书体，或篆或隶，或隶中带楷，唯独《葛祚碑》已经完全脱离隶书窠臼，用楷书书写。清代康有为称为“正书鼻祖”，或可当之。可惜的是，此碑下半段文字已漫漶磨灭，空给后人留下许多想象，但《葛祚碑》作为标准楷书的最早碑刻，颇值得珍视。
三国时东吴另有《谷朗碑》拓本传世，此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不知书者为何人。宋欧阳修、赵明诚二家曾著录此碑。谷朗碑书法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结构方整，笔画不用隶书蚕头雁尾的写法，书风古雅，颇显雄浑之气，历来被视为楷书入碑较早的碑刻。故宫博物院所藏有明拓本。
（三国）吴《国山碑》篆书
（三国）吴《谷朗碑》
东吴书法家不少。晋人葛洪《抱朴子·外篇》云：“吴之善书者，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圣手。”可惜没有作品流传下来。
20世纪后半叶，有不少原东吴地区的简牍出土，其中，最集中的是1996年在长沙市古井里出土的一万多枚竹简。这一批竹简中有隶书，也有行书和楷书，虽然大多数都是民间书手所写，但足以见证三国时期东吴地区书法艺术由隶书向楷书、由章草向今草过渡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