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考察：欧债危机的结构性矛盾[14]

欧债危机始于2010年4月首先从希腊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至今已三年有余。这期间，虽然欧盟各国对危机的态度和意见争议不休，但仍通过不少解决办法、方案等加以应对，救助危机国家，总体上控制和稳定了大局。然而，另一方面，危机却在欧元区国家不断扩展，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所谓“欧猪五国”，引发这些国家广泛的群众游行活动，并迫使五国政府先后更迭。最近，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小国塞浦路斯，因迫于欧盟压力向国内储户征税所引发的银行体系挤提事件，导致全国出现大范围的社会动荡，再次引起人们对欧元区的担忧。看起来，欧债危机长期解决仍遥遥无期，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个国家或环节上爆发出新的问题，并影响整个欧元区的稳定性。

近年来，欧洲经济因债务危机萎靡不振，风险事件接二连三，始终是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也是制约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反观中国经济，自2011年第四季度之后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与欧债危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问题，我认为从最直接、浅层次的角度来看，主要在于近几年中国不断强化的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拉动力量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因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整体格局带来的明显变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简单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至今萎靡不振，而同期在2009—2011年中国经济之所以保持接近双位数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和投资，即2002年以来中国不断加重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中，由于中央推出“4＋10”万亿元的财政信贷巨额投资计划，又进一步强化了投资在经济中的拉动作用，从而致使出口和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更为突出。并且，在此模式中，投资与出口实际上存在一种内在联系，出口及其顺差既给生产提出市场需求，又为国内带来巨额流动性，往往还是拉动投资增长的原动力。而2012年以来，中国由于出口呈现显著的疲软态势，便自然会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也开始有所减弱，这就从出口和投资两个方面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一）欧债危机的四大问题

欧洲经济贸易不振的最大问题在于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的本源在于欧元。而欧元区共涉及17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各自不同，所以对于欧债问题，我们常常感到像雾里看花一样，错综复杂，一头雾水。然而，欧债问题虽然纷繁多样，变化莫测，但总体上看，最基本的问题却主要有四个，它们分别是：

1.欧洲为何发生主权债务即欧债危机？

2.欧债危机与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关系吗？

3.欧债危机发生后持续发酵，为何救助措施迟迟难以见效？

4.欧债危机未来走势即何去何从呢？

上述四个问题实际上又可分为两组，前两个主要是回答欧债危机的起源或发生问题，后两个主要在于明晰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或未来走向问题。只要我们把这两组问题弄明白了，相信就等于找到了理解欧债危机的一把钥匙，其他许多具体问题皆可迎刃而解。

对于第一组问题，我曾问过不少欧洲经济界人士，最感疑惑不解的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首先冲击的是英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瑞士、荷兰的几家大型银行），因这些国际性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进行投资组合、资产配置等广泛的交易活动，购买了大量美国发行的CDO等金融衍生产品，从而遭受重大损失并一度摇摇欲坠；而后来欧债危机爆发的国家却集中在南欧的一些边缘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本身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深，当时所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大。这即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说欧债危机是由美国金融危机的自然传导和延续，那么为何当时受冲击最大的英法荷瑞等国反倒未发生欧债危机，而在危机中所受影响并不大的“欧猪五国”却接连引发债务危机呢？

所有接受问题的人都给出肯定的回答，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欧债危机确与美国发生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关。但到底是如何影响或传导的呢？他们也仅仅是说金融市场上因欧洲银行购买了大量美国的“有毒资产”，从而蒙受重大损失，自然影响到欧洲银行的稳健性。再深究下去却并无其他说明，事实上仅此也解释不了上述我们所提的疑惑。

这期间我恰好有机会两次赴欧考察，经过实地反复调查、走访和思考，我认为欧债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至少可归结为两点：第一确与欧元区建立的统一货币有关，第二确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普遍出现的货币泛滥的大环境相联系。

对于第一点，情况很明显。因为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虽然众多，除“欧猪五国”之外，尚有塞浦路斯等边缘小国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但均属“欧元国”，即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而未使用欧元统一货币的国家，最典型者如英国、瑞士等，当初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后来却均未遭遇欧债危机之困。从这点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欧债危机是一个与欧元紧密相关的货币问题；因此，研究欧债危机问题一定要紧紧围绕着欧元这个统一货币来展开。若离开这一点，将肯定是缘木求鱼。

对于第二点，也有事实为依据。因为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其国内情况并不相同，危机爆发的原因、传导过程也千差万别，但有两点似乎是共性的，其一是在区域上主要集中于南欧的边缘国家，其二是前期均有一个欧元区流动性过剩、政府或民间过度举债的累积过程。

欧债危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当属希腊和西班牙，至今都是欧债危机的风暴中心，它们分别代表了危机发生国家的两种不同类型。希腊的主要特点，是在当时欧元区流动性明显过剩、极易借贷并融资成本便宜的情况下，政府无休止地大量举债并致使负债率水平远超其自身的偿债能力。至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希腊负债率即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上升到130％左右，而此后在欧盟及IMF的多次救助及私人投资者大幅削债50％即1050亿欧元的情况下，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170％以上，成为欧元区负债率最高的国家，属于典型的主权债务危机。

西班牙危机较为复杂，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财政赤字率仅为4.2％，本国债务危机爆发前的2011年年末，其整体负债率水平也只有61.5％，在所有欧元区国家中，西班牙均属较好地执行了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公约》相关财政纪律要求的国家之一（公约规定，一国财政赤字率不得超过GDP的3％，而政府负债率水平不得超过GDP的60％），即使西债危机发生后的2012年年末，其负债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只不足80％，依然处于欧元区各国中的偏低水平。

西班牙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主要是由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银行房贷出现大量坏账，并迫使政府撒钱解救，从而导致西班牙整体负债水平急剧攀升，进而引发国家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其他如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虽然爆发危机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大致介于希、西两国两种类型之间，属于大同小异。这些南欧国家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其前提或前期，一定是过度负债或出现某种类型的资产泡沫现象，而这两种情况发生的背后，一般均存在着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这个大背景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2—2007年，经过长期积累，全球出现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普遍泛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局面。

（二）以西债危机为样本的具体分析

希腊危机相对简单和透明，这里我们重点以西班牙危机为代表，进一步做具体分析。

西班牙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2012年其实现的GDP总额为1万多亿欧元，相当于另外发生债务危机的希、爱、葡三国之和的两倍多；人口4700余万，人均GDP约2.3万多欧元，处于欧元区中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西班牙以传统的工业、农业、建筑业及旅游业等为重要支柱产业，具有较高的科教水平和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汽车制造、机床装备、工程机械、航空设备、风力发电、化学医药等产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作为欧元创始国之一，于1999年首批加入欧洲统一货币联盟。

欧元初创之时，美元正处于强势地位，再加上当时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严重打压欧洲信心，致使欧元曾一度疲软不堪，从诞生伊始其汇率与美元之比大约为1∶1，连续降为约1∶0.8，即1欧元大约仅可兑换0.8美元。但紧接着在大西洋彼岸，却发生了以后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0年年末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的崩溃，造成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提出的美国所谓“新经济”神话的破灭，美联储遂启动了新一轮降息周期，以刺激陷入短期衰退的美国经济；著名事件之二，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即所谓的“9·11”事件，这使美联储进一步加快了降息步伐，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将联邦基准利率降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且这种低利率维持时间长达3—4年之久，形成美元持续贬值并在全球释放了大量流动性。

美元出现大幅贬值的同时，促使欧元持续升值，直到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年末，升值约6年之久，其汇率由低位时的1欧元约兑0.8美元，最高上升为1欧元兑1.40美元；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进一步暴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曾一度触及1欧元兑1.60美元的历史高位。事后看来，在不经意之间，这种货币汇率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它对全球货币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着实难以估量。

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快速降低基准利率、大幅贬值并在全球释放巨额流动性的同时，必然造成全球货币的普遍泛滥之势，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难以估计的重大影响。全球流动性过剩必然追逐高回报货币，而欧元持续升值的过程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投资机会，并且事实上欧元升值本身就是这种投资活动的结果或表现，这便造成欧元区实际上也出现了类似中国等亚太地区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是以前未曾引起人们的太大关注，从而也必然催生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明显的资产泡沫现象。

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欧元统一货币幻境之下，才造成希腊等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借贷成本十分低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曾降为2％左右，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借贷成本相当。这极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使希腊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负债状况及清偿能力，大手大脚地花钱，在不知不觉中便债台高筑。直到有一天市场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大变化，其国债收益率水平直线上升，希腊人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负债已然过重，高企的收益率使他们难以承受，以致到了依靠本国能力根本无法偿还的地步，面临着巨大而现实的违约风险。

希腊债务危机的突然爆发，具有石破天惊的效果，立刻震撼全球。

现在试想：如果欧元区尚未建立统一的共同货币，全球也未曾出现累积多年的流动性严重过剩局面，那么希腊能借那么多的债务吗？回答是肯定不能。因为如果希腊仍然使用本国货币，那么它所欠的那些主要由德法英等外国金融机构购买的债券，实际上均属于外债，对一个蕞尔小国，不可能借或国际金融机构也不会借给它那么多远超其偿付能力的债务；按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希腊也不可能获取并享受与德法等国相同的主权债务收益率水平并大量举债。这里存在一个货币兑换及汇率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希腊货币自然会出现明显的贬值，并推高其借债成本；也有一个外汇及外债管理的问题，希腊必然会受到经常账户赤字的约束，这对一个拥有主权货币发行的国家来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红线。

正是在欧元区这种宽松货币的幻境之中，才致使西班牙等国房地产市场长期过热，房价持续上涨。据统计，1995—2006年西班牙房价即使扣除通胀率之后，仍翻了一番有余。火爆的房地产市场造成西班牙建筑行业十分繁荣，2006年其处于最高峰时共计动工兴建了近80万套住房，比当时德、法、意、英等欧洲最大四国的总计还多；而同期西班牙的最高市场需求，充其量也只有20万套左右。建筑业繁荣时期，西班牙每八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是建筑工人，而美国最鼎盛时期也只有1／18，建筑业成为西班牙当时最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与此同时，银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快速膨胀，其房贷余额由最初2000年的不足336亿欧元，直线上升到2009年最高时的约3230亿欧元；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也由2000年最初的不足6％迅速上升为2009年的约17.6％。而这些数据的背后，就是同期西班牙掀起的所谓“炒房”热潮。据西班牙最大的商业银行桑坦德银行的同事介绍：在那几年西班牙形成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中，人们头脑发热，全国出现了“炒房”热潮，不少人除了在首都马德里拥有住房之外，还竞相在风景区和海滨等地买房，一家人常常购置三套房产，一套在马德里，一套在风景度假区，一套在海边。当时房价不断上涨，谁拥有的房产多谁就可以多赚钱。

不仅西班牙人“炒房”成风，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也纷纷加入到西班牙的“炒房”队伍中，大多海滨别墅实为有钱的外国人所购置。尤其是一些北欧国家，由于它们处于高纬度、高寒地区，冬季昼短夜长，气候阴冷，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有钱人常常喜欢冬季来南欧度假、居住和生活。而欧盟统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欧元共同货币的发行与使用，为他们在西班牙等南欧国家购房置业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试想：如果没有欧元的统一流通和使用，那么这些外国的购房者就需要将本国货币兑换成西班牙旧货币如比塞塔等；并且当许多人带着同样的目的与需求蜂拥而至时，一定会推高比塞塔等南欧国家货币的汇率水平，那将增加北欧人购置西班牙等房产的投资成本，从而可以自动起到抑制“炒房”的作用，西班牙等房地产市场也许就不会形成后来那样严重的泡沫现象……

总之，我的观点是：西班牙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由政府过度举债即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而主要是由过度的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引发严重泡沫所造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与当年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膨胀以及欧洲共同发行使用的统一货币欧元相关。这里，不仅在于全球及欧元区流动性严重过剩，而且在于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又过多地流向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事实上，当时不仅在西班牙出现明显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现象，就是在其他南欧国家如希、葡、意等，甚至包括法国的南部，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相同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因此，西班牙房地产市场泡沫并非偶然和孤立，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欧债危机为何在不同危机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应当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并导致巨大的金融泡沫破灭之后，对不同的欧元区国家所形成的不同影响所致。此外，从本质上看，也是欧元区实行共同货币和统一市场之后，在各国之间所引发的不同阵痛并会有不同的反应。

（三）欧债危机中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欧盟及欧元的产生主要是基于政治意愿，而非首推经济原因。过去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聚集了44个不同的国家，长期以来欧洲就冲突不断，先后引发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曾造成严重破坏。为了避免各国之间经常引发的各种纷争，维护欧洲长期的和平稳定，在各国政治自愿的基础上，最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1年就开始创立欧洲联盟。当然，欧盟的建立自然有利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而期间于1992年达成共识，就创立欧元共同货币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是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对欧洲，就是对全球而言也影响深远，并被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创举。

但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统一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却带来明显的结构性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虽然欧洲是全球最发达、发展最为平衡的地区，但就加入欧元区的17个国家来看，其实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仍然参差不齐，仅就不算最落后的希腊与相对最发达的德国相比，其人均GDP就相差2倍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不同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货币，会产生何种效果和带来什么问题呢？

首先，希腊等加入欧元区的低收入国家，会更加感受到他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在收入和生活上的巨大落差，可以想象这会对这些国家的人们产生某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激发他们急欲拉平这种差距。再加上时值全球货币膨胀并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局面，促使欧元债务收益率低企，这就会诱导这些国家拼命借债，不受外部约束地大规模支出，争取自己的最大福利和发展机会。因此，希腊等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早期均有过举债过度的行为，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各种内外部条件所促成，事实上也分享了一场加入欧元带来的“盛宴”。这期间，希腊工资的上涨速度远超德国工资的上涨速度，致使其消费远超本国的产出，从而使国家经常账户长期维持在赤字状态。

但问题是：希腊等国举债狂欢并不可长久，因为归根结底债务收入并不是真正的劳动果实，只是财富或收入使用权的暂时让渡，而当偿债期限来临之时，债务本性必将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若到期债务无法清偿，那就意味着债务风险的爆发。天下并无免费的午餐，这就是欧债危机发生的最根本或最浅显的道理所在。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超主权货币与主权国家之间引发的必然矛盾。一般来说，我认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标志性权力主要有三项：军事、外交和货币发行。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三项最基本的权力都得不到集中和统一，那么这个国家就难以称为拥有主权的统一国家，往往处于分裂或者军阀混战的格局，古今中外，历史上不乏其例。

欧元的创立，的确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创举，未发生战争、没有出现混乱，这些加入欧元区的主权国家就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主权货币。而货币流通之处往往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巨大而细微，并且看不见、摸不着，常消遁于无形之中。

一种由众多主权国家共同发行和使用的超主权货币，其形成的价值尺度，以及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比价结构、汇率等，是一个影响至深至远的问题。其结果，若对某国或其中几个国家是合适或有利的，那么对其他差异大的国家就未必是合适或有利的；并最有可能是一种互为相悖的关系，即对部分国家若合适或有利，那么对另一部分国家就是不合适或不利。因为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不可能适用同一种货币以及这种货币形成的同一种汇率。总体来看，由于欧元主要是依据德国马克设立的，因此较为适合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胃口，而对南欧等相对落后的边缘国家来说，则难以适应。

共同货币还带来另一种意料之中的变化，那就是欧元区市场的整合以及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货币，又促使欧元区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显然更有利于德国等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制造与出口，这就导致欧元区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向北欧等发达国家集中，并越发强化其在区域内的竞争优势。这个整合过程，自然会引起某种阵痛，就会在欧盟经济发展中产生一些结构性矛盾，其中一点就是：欧元统一货币的发行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本意是促进或带动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并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但实际上却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不仅未能有效缩小这种差距，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

总之，主权货币的发行与主权国家本是相伴而生的一对孪生体，但欧元区众多主权国家自觉放弃主权货币，发行和使用同一种超主权的共同货币，却有违这种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自然毫无经验可资借鉴。也许命中注定非要经受严峻的考验才可逐步走向成熟。

（四）西班牙房贷危机分析

对于第二组问题，即欧债危机为何持续发酵及未来何去何从呢？我也曾多方请教过欧洲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和说法却与回答第一组问题的一致性截然相反，不仅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

我们仍以西班牙为例：极度繁荣之后便是萧条，当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那些大举按揭购买了多处房产的业主即投资者，房价暴跌使他们压在手里的房产无法出售，面临巨亏又难以如期支付到期的按揭贷款本息，造成家庭财务日渐沉重，全国出现大量的“断供”现象。据统计，到2012年西班牙房价已比2007年大幅下跌约50％，并积压80万套左右住宅无人问津，因此权威机构估计仍需再跌大约30％才可见底。

其次是银行。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期间，由于欧元区长期维持低利率并且市场流动性充足，导致银行房贷业务异常火暴，成为西班牙各类大小银行的主要业务。而与此同时，其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银行业的外部监管却相对薄弱，未能及时跟上这种急速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不断积累并最终酿成大祸。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西班牙的银行业体系中，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的银行体制，一类是大型商业银行，另一类则被称为储蓄银行，并且双方平分天下，各占西班牙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大型商业银行以桑坦德和BBVA为代表（中文名字也有翻译为西班牙国际银行和西班牙对外银行），这两家银行不仅是西班牙最大的银行集团，而且总体管理水平较高，并以发展海外市场业务为主，均为著名的国际性商业银行。其中，桑坦德银行还于2011年11月被首批确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也是欧洲资本市场上市值最高的商业银行，2012年年末其资产总额达到12690亿欧元；其业务及网络遍及全世界，在40多个国家共设有1.4万多个分支机构，拥有的客户数量达1亿以上，员工则近20万人。桑坦德的业务重点主要集中在南美和欧洲，尤以拉丁美洲西语系国家为重（发挥西语优势），约占桑坦德业务总量的一半，也是该洲最大的商业银行。相比较而言，桑坦德在欧洲和西班牙的市场份额却并不突出，分别仅占其业务总量的10％和20％左右。正是由于这类大型商业银行实行国际化战略，其市场早已分散化，国内所占比重较低，因此在这次西班牙房贷危机中，它们所受影响普遍较小。

储蓄银行属于西班牙特有的银行体制，最早是在各地社会福利组织等基金会形式的基础上组建并发展起来，早期确以储蓄业务为主，已有大约150年的历史。储蓄银行的治理结构十分特别，没有股东及董事会，仍为基金会形式，并由地方政府、存款人、创始人和管理者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因此传统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行政色彩浓厚，专业性却不足；有的则直接受控于地方政府，由当地根本不懂银行业务的政客把持，致使储蓄银行类机构，在法人治理、经营理念、管理体制、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健全、不科学、不严格等问题，并且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人员素质较差等。同时，由于这类机构的外部监管划归地方自治区政府负责，监管工作也较为松弛，明显存在着缺乏前瞻性、专业性较差、规范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起到监管的应有作用。

过去储蓄银行的传统业务领域专注于社区，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家庭和中小企业，并以零售业务为导向。但自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加入欧盟之后，其国内掀起一场自由化运动，储蓄银行开始走出社区，跨区域设置机构，遂使矛盾开始积累。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西班牙房地产热潮中，储蓄银行一方面盲目扩张分支机构（据测算，45家储蓄银行中约有30％属于并不需要的冗余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又大量转向房地产市场，导致房贷业务急剧扩张。据西班牙央行测算，2011年年末在该国银行房地产贷款总计约3380亿欧元中，储蓄银行便占54％以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房贷业务风险大量暴露，在2012年中累计已有大约1850亿欧元的问题资产，其最终损失率估计约占一半。

此外，长期以来储蓄银行因产权不清晰、未能实行股份化改造等，故不能面向市场筹集资本金，其资本补充主要依靠利润留存，因而补充渠道单一、融资能力低下、缺乏有效的资本缓冲机制等。这种状况，在经济扩张期尚可维持，但在危机时期却举步维艰；再加上危机导致储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受损，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在2010年6月仍存的45家储蓄银行中，共有43家卷入房贷坏账的泥沼难以自拔，只得由政府出面进行救助，至2012年3月经过几轮重组，已压缩为11家。

为了应对银行业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早在2009年6月西班牙政府就成立了一家名为“有序银行重组基金”即FROB的公共实体，其主要目的和职能，就是重组受困信用机构及提高其资产净值。当然，大部分涉及重组的信用机构正是储蓄银行，其中最著名的重组事件，便是发生在2010年12月、由7家储蓄银行合并组成的班基亚银行（Bankia），使其化茧成蝶，不仅由储蓄银行摇身一变改为商业银行，而且其业务规模也立刻上升为仅次于桑坦德和BBVA的西班牙第三大商业银行，2011年年末其资产总额达到3280亿欧元。

但规模扩大并改换门庭的新银行体系，却并未改变其因经营不善、声名不佳而不被市场认同的命运，在西班牙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以及西班牙多数银行被国际信用机构不断下调的负面评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班基亚银行始终困难重重，岌岌可危，如履薄冰，终于在2012年5月发生重大挤提事件，在欧洲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只得由政府出面实施紧急救助。为此，至2013年5月末FROB先后共向其提供了220亿欧元的巨额援助资金，同时被宣布国有化。

这里有个问题值得留意：西债危机最早爆发于2011年下半年，但FROB却在2009年6月即告成立，这不是很奇怪吗？为此，在西班牙考察期间，我专门询问了该机构的负责人。他回答说，的确如此，因为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破裂最早始于2007年，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极为相似，但大约晚一年。众多银行深陷其中，房贷坏账大量暴露，所以实际上信用机构尤其是储蓄银行的重组早已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在西班牙危机尚未爆发前就着手组建FROB的主要原因。

FROB由财政预算和存款担保基金共同出资150亿欧元组成，双方各占75％和25％的份额，并由央行、经济部、财政部以及存款担保基金等9人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经过经济部批准，允许FROB进行市场化筹资，并先期按自有资本的3倍杠杆效应放大，这样便可最多配置450亿欧元的资金规模；后期视需要拟将杠杆率再提高至6倍，如此可进一步扩大到900亿欧元。同时，为了在欧洲市场筹资需要，西班牙王国还提供了“公开、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担保”，这使FROB的筹资信用等同于主权债务，并被计入西班牙政府的总体负债中。这正是西债危机发生之后，西班牙整体债务率水平何以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西债危机对其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西债危机的爆发，自然给其整体经济带来沉重打击。2012年西班牙实现的经济总产出，无论是实际GDP还是名义GDP，均未超过2007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近五年来西班牙经济停滞不前，其中2012年又比上年收缩约1.42％，西班牙经济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经济持续衰退必然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2012年西班牙失业率甚至超过25％（2013年第一季度已上升为27％以上），而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50％以上。不少西班牙知识界人士都担心这代人的未来，害怕他们成为“垮掉的一代”，将极大地弱化西班牙的长期竞争力。

分析西班牙经济问题，当中有个背景需要说明。那就是在西债危机爆发前的1994—2007年，西班牙曾维持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其GDP增长率在15年中始终保持在3.5％—4.5％的水平，在欧元区国家中也表现抢眼。其增长的主要动因，正是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带来的红利，突出表现为欧元区长期维持的低利率，以及劳动供给能力的大幅提高。据统计，这期间约有500万欧洲的劳动人口输入西班牙。

但西班牙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却过度依赖房地产、建筑业及金融业等服务性行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大的不平衡，这是后来西班牙经济遭受重创的一个前提条件。据我们在2012年上半年考察期间西班牙经济部人士介绍，2010—2011年在西班牙经济的持续衰退中，若剔除建筑业，其GDP实际每年仍增长2％和2.3％。并且，西班牙贸易开放度达到65％，外贸形势不错，活跃、乐观，但积极的外部需求却不足以弥补内部需求的疲软。这说明西班牙经济之所以陷入衰退，主要正是由房地产及建筑业的拖累所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西债危机的发生，也是西班牙经济持续高增长之后，必然进入的一轮结构性周期调整。

西班牙经济持续衰退，肯定造成财政税收减少、预算赤字急剧增加，其结果便迅速推高整体负债率水平。2007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西班牙财政仍录得结余约占GDP的1.9％，危机爆发后旋即转为财政赤字，近几年赤字率则始终维持在9％～10％的水平居高不下。而政府负债率也由2008年前占GDP的40％以下，逐级并快速提高为2012年的77％以上。财政状况恶化以及负债率水平的急剧上升，直接导致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被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这使西班牙在欧洲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大幅提高，2012年7月危机最严重时，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一度高达7.6％。

一般来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7％，被国际上视为一条债务是否可持续的警戒线。此时，不仅因融资成本迅速加大，使负债国的债务难以实现持续的良性循环，极易造成债务总额的失控，而且往往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使筹资活动难以为继。

此外，在西班牙等南欧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高企的同时，德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债务收益率却反向下降，最低时甚至在2％以下，欧元区出现了南北两极明显分化的所谓“金融分裂”局面。这反映出市场对南欧危机国家的极度不信任，并造成这些国家的储户资金大量外流到德法瑞等北欧国家。在我们考察西班牙的前夕，仅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其银行业累计流失资金就达约1940亿欧元。这使西班牙危机四伏，从当时我们对政府各部门、金融机构及经济实体的走访中，就明显感到有种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危机之中，西班牙政府只得求助于欧盟，并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且于6月9日对外宣布，欧盟将通过西班牙有序银行重组基金即FROB，为西班牙提供上限为10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以稳定其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为此，西班牙政府再三出面做出解释，其财政大臣德·金多思多次表示：“我们请求的是救助金融业，与救助国家无关。”这就是说，这项救助与之前对希、爱、葡等国大规模的国际救助不同，无须附加紧缩财政开支等约束条件。

（六）化解债务危机必然采用的两种手段

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无论其发生何种形式的债务危机，解决之道无非是财政或货币两种手段。除此，并无他途。但相比较而言，财政手段常受到政府财政收入和负债规模的制约，必然是有限的；而货币手段却可以无限放大，并且政府使用起来也方便易行。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自主发行的主权货币，简单说就是政府自主掌握着“印钞机”，否则便无从谈起。比如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美国和近期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之后的日本，虽然近年来两国负债水平均持续上升，其债务率远超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且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也成倍扩大，但仍可继续不断地购买政府债券，向市场注入货币流动性。

然而，加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一方面由于经济持续衰退，造成财税收入减少、预算赤字增加、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又受到金融市场的极度不信任，导致融资成本急剧攀升并使筹资行动困难重重，因此依靠本国财政手段根本无法化解自身的债务危机。而货币手段呢？由于加入欧元区主动放弃了本国主权货币，并无任何工具可供使用。因此，希腊也好，西班牙也罢，凡是发生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其化解危机的最后通道，只能是不约而同、殊途同归地奔走布鲁塞尔求助于欧盟。

而欧盟——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欧洲政府职能的机构，在化解各成员国债务危机时，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外乎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首先，早期进行的所谓债务重组，其实质就是一种财政融资的办法（包括组织私人投资者削减债务等），主要措施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两部分共同组成。EFSF在前，成立于2010年6月，系由成员国共同筹资设立的临时救助基金，先后总计筹资4400亿欧元；ESM在后，是2012年9月之后由成员国共同注资成立的永久性救助机制，集资总额为5000亿欧元。ESM与EFSF是一种继起的关系，即“前世”与“今生”，ESM于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并计划在年中完全取代EFSF，同时接收EFSF尚未使用的2000亿欧元剩余基金，从而使ESM的可用资金扩大到7000亿欧元（其中800亿欧元为资本金，6200亿欧元为可调用资本）。先成立的EFSF也好，后继起的ESM也罢，其职能和作用，主要就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必要时亦可直接购买国债），救助欧债风暴中的受困国，以协助其度过金融或财政危机，保障欧元区的金融稳定；现已先后向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救助活动，有效地缓解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欧洲政府在货币手段的使用上，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于2011年圣诞节前和2012年2月末，先后推出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即LTRO，直接向欧元区流动性不足的商业银行提供长达3年期的流动性支持，以消除区域内因融资匮乏而可能引发的银行业危机，亦被称为欧洲版的QE政策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LTRO操作缓解了市场对银行的担忧，但却解决不了债务沉重的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高企、与德国等债权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借贷成本落差等矛盾，致使欧洲金融市场云谲波诡，起伏不定；再加上当时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猜测和传言四起，更加重了2012年春夏之际市场对欧元区解体的疑虑，不由得使人忧心忡忡。

正是在这种危急关头，欧央行新任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才于2012年7月明确对外喊话：“欧洲央行准备在其职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同时强调：“相信我，这足够了。”并在9月出台了第二项重要举措，那就是所谓的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危机国家向欧盟提出救助申请并接受其相关财政要求的前提下，欧央行可以介入并无限量购买申请国3年期以下的国债，以压低其收益率水平并进而稳定欧洲金融市场。

德拉吉行长认为：“在二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国债，并未逾越欧央行职责范围，而购买3年期债券是最有效的市场干预办法。”这在欧洲是一项重大创新，其最重要特点正在于无限量、无时限，这使欧央行便于突破被市场“绑架”的可能性，获得了干预行动的高度自由，对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增强人们对欧元的信心等，均起到了巨大而重要的核心作用，被视为消除欧元区风险的坚强后盾。

对于欧央行的这次果敢行动，德拉吉行长在事后做过明确的解释：欧元区经济体系以银行为基础，大约3／4的企业融资来源于银行体系；而金融危机却打乱了利率变化传递到银行和整个经济的路径，致使欧元区的信贷市场变得支离破碎。如果一些国家的银行不能以合理的利率发放贷款，导致部分欧元区的人们享受不到低利率政策，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十分可怕，并有可能出现：完全健康的企业将被迫倒闭，新增投资的信贷难以获得。而“更糟糕的是，2012年上半年欧元区的‘分裂’更为严重，以致一些投资者质疑欧元的未来。由于对欧元区可能分裂的担忧，资本从欧元区的外围国家流向核心国家……在金融市场上，一些人对欧元的最根本的信心已不复存在。就连统一性都遭到质疑的货币，不可能是稳定的货币。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中做出选择：是被动地任由事态发展，接受价格不稳定的巨大风险，还是在权力范围内敢于承担责任，捍卫货币和整个货币联盟的稳定？这是一项困难而又必须做出的决策，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对短期和长期的风险做出理性评估，清醒地判断选择的余地，还要求我们有勇气面对不可避免的批评，并与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共事”。[15]

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相比，货币融资具有基础性作用，并且在理论上其融资能力是无限的。但就其实质来说，货币融资相当于为经济注水，等于是用稀释币值来化解风险。一般情况下，其效用不仅可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向财政无限融资，确保政府不发生违约风险。正如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美国，其连续四轮的所谓QE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直接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同时，又起到支撑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作用。最后，还可由通胀因素使本国货币长期持续贬值，进而达到自动削减政府债务之效，可谓一石三鸟，真是妙不可言。

当然，货币手段在化解债务危机中虽然好使，但危害却在暗中。最直接的问题，一是会形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等于向所有民众征收了一道通胀税，必然形成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导致错配严重；二是会引发通货膨胀，产生金融泡沫并积累新的不平衡。

正因为货币融资具有无限量和看不见、摸不着等鲜明特征，所以使用货币手段在化解债务危机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威力也更大。比如，在三年来欧债危机的化解过程中，开始在早期阶段，欧盟主要使用的是包括削债在内的所谓债务重组的办法，并将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为职责的IMF也拉入其中（至2012年年末该组织已向欧债危机国家提供了1720亿欧元贷款），每个具体方案推出时，一方面的确使危机国家转危为安，暂时避免“倒债”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其债务收益率水平即时下降，对于稳定欧洲金融市场起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每次的重组方案却好景不长，风暴很快又会转移或传递到另外一个国家，重复、继起，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而在后期，即2012年下半年之后，由于欧央行的积极介入，才促使危机国家债务收益率普遍出现显著下降，并就此将欧债危机长时间稳定下来。

其实，欧央行的所为十分简单，除了德拉吉7月喊话之外，就是9月宣布的OMT计划。但两项措施至今仍停留在“说辞”的层面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因为至今尚无一个债务国提出任何救助申请。但奇怪的是，自欧央行表态及做出OMT计划之后，危机国家的债务收益率水平便应声下降，再未出现大的波动，极大地恢复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足见货币手段之功效巨大。

（七）对第二组问题的具体解答

至此，有关西债危机中所有的重大事项均已涉及，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内容具体回答第二组问题。

首先，从发生危机的国家即危机方来看，主动放弃主权货币发行，等于自动失去了用货币手段化解本国债务危机的功能即自废武功，所以当危机来临之时，只能首先采用财政手段加以应对。而对于这些危机国家，其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大部分原因正是自身负债过重并难以清偿所致，即使如西班牙之类，在危机发生早期，政府的债务并不算太重，但银行业一旦出现大量坏账，必将拖累政府进行救助，从而使其整体债务率急剧攀升。因此，无论是发生希、西两国哪种类型的债务危机，危机国家的财政状况必定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自身应对危机力不从心，近乎束手无策。

并且，褪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加入欧元区的危机国家，在化解自身债务危机的应对上，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如一个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虽然从未掌握货币发行权，但遇有违约风险时，便可理直气壮、直截了当地求助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负有整体的连带责任，理所当然要向地方政府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因为毕竟是一个国家，财政统一，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在化解危机的手段运用上，首先可直接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加以应对。其次，更为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仍为货币发行权，必要时中央政府可以动用货币融资化解各类风险。而欧元区国家呢，虽有货币联盟，但任何一国却难以动用货币手段；更未或难以实现财政联盟，因此各国财政资金彼此分割，利益相互独立、区分，自然不可互用。

此外，地方政府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均为“内债”，因此无须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市场有可能对其关闭而形成的巨大市场压力，其债务收益率水平也完全可由国内政策直接加以控制。此类问题在中国也多次发生，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海南发展银行等关闭事件中，就是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汇报并提出申请，后由中央银行以再贷款的方式予以融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融资手段。

其次，从欧洲政府即救助方来看，由于欧元区是由17个国家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其背后则是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使欧盟的治理结构极为庞大、复杂，运作起来自然效率低下，成本巨大。其所做出的所有决议、政策等，均需各成员国的同意、批准方可实行，而各国的地位、处境各不相同，其利益和立场又千差万别，所以在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中，自然困难重重，十分不易。因此，欧盟推出的每项决议、政策等，开始阶段几乎均难以统一，非得经过几轮磋商、争议之后，才可见分晓。并且，在不少政策上始终分歧严重，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最终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典型的就是在“欧洲债券”的发行问题上，开始由危机国家意大利首先提出，德法等国均表示反对；后由于法国大选左翼获胜，新上任的奥朗德总统改变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欧洲债券的发行，使此提议重现转机。但陷于孤立的德国依旧坚决反对，其总理默克尔甚至说，只要她活着，就不会推行欧洲债券，欧元区也不会共同分担负债。从而使这一提议最终胎死腹中。

德国总理为何意气用事地说出这等火药味十足的话呢？其实背后正是异常激烈的利益博弈。因为欧洲最大的债主正是德国（据美国评级机构伊根琼斯估计，德国的应收账款约有7000亿欧元），其在欧元区的出资份额也最大，如果为降低危机国家的债务收益率水平及稳定欧洲金融市场，将所有欧元区国家“绑定”发行同一种债券并且共同分担债务责任，那么最大的受益方自然是那些债务国，而相对应的最大债权方——德国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这就是默克尔总理死活不干的真正原因。

不仅在欧洲债券的发行等财政手段的使用上，德国坚决抵制；就是在货币手段的使用上，如欧央行宣布的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德国也始终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货币化公共债务，即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为政府债务和赤字融资，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高通货膨胀。而对于这些要求，早在欧央行创立之初，即已在欧盟运作条约中作了严格规定，第123、第124及第125条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公共债务或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同时也不允许公共部门以特权进入金融系统，并排除了成员国之间的债务负责的义务。因此，在德国看来，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各成员国政府应当追求严格的财政稳固政策和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宏观经济的失衡并将国家拉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

但我认为：其实更为重要的仍为表象之下的利益之争，因为货币化融资也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等于用稀释币值的办法来化解危机，其自然的结果肯定有利于债务国；而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和债权国，则必定成为最大的输家。这才是德国坚持欧元不可贬值的最大利益所在。

每项救助行动，不仅在欧盟层面上需要反复地沟通、讨论，而且需协调各成员国政府，有的还需通过本国议会投票表决，这使协调难度更大，行动起来十分迟缓，往往错过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如欧洲稳定机制即ESM建立时，原本确定的时间表是2012年7月1日即可启动，但德国国内却出现强大的反对意见，并将其上诉到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裁决，仅这一程序就一再拖延了好几个月。这期间各种猜测和流言不断，每每造成欧洲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同时，欧盟在化解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还常常表现出缺乏远见、更无前瞻性可言等明显的不足。由于欧盟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也是争议不休，优柔寡断，始终难以达成共同的一致意见。德国坚持紧缩优先，坚决要求债务国将过高的负债率降下来，达到欧盟标准并使其债务可持续。但给危机国家带来的问题，却是经济进一步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劳动工资下降、社会福利大幅削减、失业率持续攀升等，因而造成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不断，并致使政党对立加剧，政府更替频繁。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危机国家在解决危机的道路上更显步履蹒跚，一筹莫展，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屋漏偏逢连夜雨”。而以法意为代表的另一派意见，则主张救助与刺激经济增长并重，不赞成实行单方向的紧缩政策，并认为：一个缺乏增长计划的紧缩方案无异于自杀行为。两种意见，见仁见智，始终莫衷一是，难以达成统一。

总的来看，欧盟在化解欧债危机的过程中，缺乏大的、长远的宏观思路，往往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始终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中难以扭转大局，从而使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形成不断扩散之势。

为此，桑坦德银行的经济学家与美国作了分析比较，认为美国在应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金融危机时，其界定清晰的制度架构极为有效。具体由美联储、联邦储蓄保险和财政部等三位一体所构成的治理结构，行动统一、反应迅速、措施有力，及时有效地制止了危机对美国形成的巨大冲击，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而欧洲货币联盟在设计中却无适当的治理结构，尤其是至今尚未实现财政联盟，这使各国的利益和立场很难协调统一，所以在危机的处置过程中常常各唱各调，争议不休，导致的结果自然是行动迟缓、措施乏力、效果不彰。为此，他们还专门列举了欧盟委员会首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早在2001年就曾说过的一段话：“我确信欧元将促使我们引入一套新的政策工具。尽管目前在政治上不可行，但是总有一天会产生危机，并创设出新的工具。”可见，在欧洲货币联盟创立之初，其首任主席就看到了这种治理结构中的制度性缺陷，并预见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成员国不仅在利益和立场上各不相同并难以协调，而且在欧盟层面上也存在重大的权力博弈现象。如2012年6月10日德国《世界报》在其一篇评论中就认为：西班牙债务危机之所以久拖不决，“一方是在利己主义和一知半解之间摇摆的马德里政府，另一方则是只想施加粗野压力的国家共同体，双方之间的信任并未得到促进。保持国家主权的愿望和加强控制、集权于中央的需求之间矛盾太大了”。[16]其背景及问题是：欧盟的话语权主要集中在德法等大国手中，而其余中小诸国却力量单薄，这使治理结构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在内部就存在着集权与分权之争。欧债危机正好给德法等大国提供了一次对欧洲政治进行整合的机会，以进一步强化欧洲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因此，不少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而欧债危机则是一场半真半假的危机。欧洲50国集团主席、法国前财政部长埃德蒙德·阿尔方戴利，去年在访问中国大民大学时就明确指出：“危机之所以能够浮出水面，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非常有纪律性的货币政策，没有把危机掩盖起来。危机迫使各成员国加强和完善自己的治理，对财政政策进行更为严格的跟踪和监测”。[17]

在西班牙考察的初期，我总是对其为何发生危机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理解，因为西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看起来经济发展也不错，好像并无多大的事，但就是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的行长对我说：“确实如此，这事若放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央行调低银行准备金率1～2个百分点即可及时化解；但在欧元区国家却难以应对，因为成员国政府没有手段，而求助欧盟又要追加不少约束条件，双方争权夺利，几经周折，所以一点儿小事就会搞得格外复杂。”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欧盟层面抛开各种利益纷争及背后的权力博弈，真心实意地处置西债危机，那么其实并不困难。

（八）总结

本文以西班牙危机为样本，紧紧围绕欧债危机的四大核心问题展开分析，试图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欧债危机发生的原因及未来走势，并努力多层次、多视角地说明和解释危机中所涉及的各项重大事件，从而得以在整体上描绘和把握欧债危机之全貌。最后，为了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全文，特梳理出如下一些基本观点，以供参考：

1.欧债危机是一个与欧元紧密相关的货币问题。

2.欧债危机的发生，与美国引发的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在于欧洲银行业购买了大量美国的“有毒资产”从而蒙受重大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与2002—2007年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泛滥密切相关。

3.西班牙危机与希腊危机区别明显。希腊是典型的主权债务危机，西班牙则主要是由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其他欧债危机的国家如爱、葡、意等国，大体上介于希、西两国两种类型之间。

4.欧元超主权货币的统一发行与流通，使众多欧元区国家自废武功。丧失货币融资功能的主权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

5.欧盟组织结构庞大、复杂，并且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互为博弈，难以及时形成协调统一的政策措施，因而导致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并不断扩散。

6.化解债务危机之道，不外乎财政与货币两种手段。财政手段终究是有限的，而货币手段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因此更为有效、有力。

7.2012年下半年欧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即OMT计划，以及9月之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过裁决得以生效的欧洲稳定机制即ESM，在化解欧债危机的最后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有效平息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和信任危机，并从此将欧债危机明显稳定下来。

最后，再补充一点：虽然预计欧债危机从此稳定下来，但由于欧元区诸多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欧洲整体经济增长的恢复能力仍然较低。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欧洲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仍为负面影响，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