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倭国与汉魏西晋王朝的封贡关系
两汉时，日本向中国王朝朝贡的记录很少，有明确年号记载的只有中元二年（57）、永初元年（107）、永和元年（136）三次。关于西汉和东汉前期倭国的朝贡，只是笼统记载，说明当时倭国与中国王朝的朝贡关系刚刚确立，朝贡的次数也非常有限。
一 倭国与两汉王朝的封贡关系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里所说的“国”并不是指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些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它们对当时的西汉王朝“岁时来献见”。[1]《后汉书·倭传》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关于当时倭人献见的物品，据清康熙帝御定的《御定渊鉴类函·布帛部一·罗二》记载：“汉武时，西域献蛱蝶罗，日本国贡麒麟锦，金光眩人耳目。”这段史料可能夸大了当时古倭国纺织业的发展水平，但可以肯定当时倭国的纺织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于乐浪郡回赐给古倭人的物品，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从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区出土的大量西汉铜镜、铜剑、铜矛、勾玉等贵重物品，可以推断倭人建立的各小国，通过乐浪郡向中原王朝朝贡，从而得到中国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物质赏赐。东汉统一全国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各族群、古国又纷纷通过乐浪郡向中原王朝朝贡，《后汉书·倭传》记载：“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倭国属于东夷系列，也在朝贡之列，从而恢复了一度中止的朝贡关系。
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四郡后，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促进了各个小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倭国最先接受先进文明的是离朝鲜半岛最近的北九州地区，当时是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地区。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各国，彼此间展开了兼并战争，弱国被强国所兼并，“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2]日本列岛上来中原朝贡的小国由最初的百余国变为三十余国，在众多的国家中，北九州地区的倭奴国和伊都国成为当时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二者势均力敌。东汉王朝的建立和光武帝的积极政策，致使日本列岛的倭国前来朝贡，加入以汉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制，从而达到提高自己国际地位的目的，[3]同时在争霸战争中如能得到中原王朝的政治支持，就会取得有利形势，确立其在北九州地区的优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倭奴国于中元二年（57）遣使携带贡品向中原王朝朝贡，这次朝贡的目的地不再是乐浪郡，而是中原王朝的都城——洛阳。《后汉书·倭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对倭奴国的到来，光武帝十分重视，赐予其“汉委奴国王”金印。汉代印章的等级是十分严明的，据历史记载，皇帝即天子的印章为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为金印紫带，九卿为银印青带，其下还有铜印黑带、木印黄带等。东汉时期，朝廷授予周边诸国金印紫绶的情况很少，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绶”，[4]从而使得倭奴国国王“取得了王爵的封号，打破汉代对四夷的先例”。[5]从中也可看出东汉对倭奴国这次朝贡的重视。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贺志岛被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中元二年（57）倭奴国向中原王朝朝贡的事实。这次朝贡开辟了古倭国对中原王朝朝贡的新篇章，“日本的部族国家已经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并接受中国汉王朝的册封”。[6]
关于倭奴国朝贡主体的性质，中外史学界观点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倭奴国王是代表了奴国联合，甚至代表了分散在北九州、日本海沿岸、朝鲜半岛南部沿海的倭人国。[7]沈仁安先生认为此观点的根据不足，首先，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都看不出此次朝贡是倭国联合的任何迹象；其次，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当时北九州地区，除倭奴国之外，与之实力相当的还有伊都国，并很难断定当时倭奴国已在北九州地区确立了盟主地位；再次，恐怕正是由于存在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倭奴国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来到东汉王朝进行朝贡，其目的是凭借东汉王朝的强大威势以确立自己在北九州地区的优势或霸主地位；最后，在倭奴国派遣使者的13年以前，即公元44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8]光武帝授予“汉廉斯邑君”的称号，[9]因此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人完全没有必要由倭奴国王来代表他们向东汉王朝朝贺。[10]此次倭奴国朝贡是为增强自己在国内竞争的砝码，确立在北九州地区的霸主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关于当时东汉重视倭奴国朝贡的原因，王金林认为“东汉王朝所以重视奴国，大概是出于自己的外交战略。东汉的战略目的在于与奴国结成同盟关系，来制压朝鲜半岛（特别是乐浪郡以南地区）反对汉朝的独立势力，形成对它们腹背夹击之势。”[11]沈仁安先生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东汉与奴国的结盟是不可能的，其理由主要有三点：（1）远交或联盟的对手一般是平等的伙伴，不应以臣属之礼对待，赐以“汉委奴国王”之印；（2）当时朝鲜半岛形势平静，根本不存在需要借助倭人之力来“压制朝鲜半岛尤其是乐浪郡以南地区”的形势；（3）自汉武帝灭朝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似乎从来没有实行过联合日本，夹击朝鲜的外交政策，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政策思想，何况在汉朝还直接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而倭人刚刚登上东亚历史舞台的时候，更不可能提出和实行这种外交政策。[12]在光武帝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远方的倭奴国前来朝贡，增加了新的朝贡国，对此光武帝无比的喜悦，因此赐予金印。[13]古倭奴国在西汉时只是到乐浪郡进行朝献，而此次朝贡却直接派遣使者来到首都洛阳，表明当时的倭奴国对东汉王朝的重视和对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的迫切要求，而与此同时东汉也希望各国来中原进行朝贡，进一步完善和扩大以汉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宣扬东汉帝国的威势，正如沈仁安所说：“远方之国来朝是封建帝王德化和威势及于远方的象征”，[14]倭奴国的朝贡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倭奴国在中元二年（57）向东汉朝贡以后，至汉安帝即位前史书没有关于其再前来朝贡的记载，但笔者认为这个期间，倭奴国也应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
、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关于“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的时间，可从《后汉书·祭肜传》记载中推断出，“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肜，塞外震詟，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这条史料说明永平元年（58），归顺的鲜卑首领偏何杀掉了赤山乌桓的首领，并将其头颅献给祭肜，此后辽东太守祭肜声望大震，畅于北方。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时辽东太守祭肜威慑北方”的时间始于永平元年（58）。确定了时间，我们就可以说在永平元年（58）或以后的短期内，古倭国曾遣使到中原王朝朝贡。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史书没有古倭国来中原王朝朝贡的明确记载，但从“章、和已后，使聘流通。”这条史料分析中可知，这一期间古倭国仍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并没有停止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只不过是史书失载而已。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古倭国又遣使来中原朝贡。《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日本学者认为这个倭国是指当时北九州的伊都国，[15]但此次朝贡并不是伊都国的单独行为，而是多个小国联合朝贡，用一个等字省略了其他同来朝贡的小国的国王名字，而只提到了此次朝贡的领衔者帅升。从以伊都国国王为朝贡领衔者史实来看，当时倭人各小国可能已向联合形式的国家发展，对外以联合的形式出现，但各自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从这次朝贡主体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当时倭奴国和伊都国的争霸战争中，伊都国可能取得了优势地位，为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也效法倭奴国到中原王朝朝贡，而且献上了人数众多的生口，以此取得东汉王朝的政治支持。
《明集礼·宾礼一·蕃王朝贡》记载：“顺帝永和元年，倭奴王来朝皆有宴飨赐予之制”，这条史料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记载确实正确的话，说明在东汉顺帝时期，在倭奴国和伊都国的战争中，倭奴国又取得了优势地位，并继续向东汉王朝朝贡。同时这条史料中云东汉顺帝时对倭国来朝贡的宴飨和赐予已有了一套规章制度，是否可以说明当时倭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已经制度化了，因仅此一条史料，且时代较晚，故还不能确定，仅备参考。
东汉桓帝和灵帝时期，由于“倭国大乱，更相攻伐”，[16]从而使得倭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渐滋曼焉”。[17]但并没有中断，这可从1964年日本奈良县天理市栎本的东大寺山古坟出土的东汉中平年间的大刀镶嵌的汉字铭文得到印证，“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百练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中平”是公元184—189年东汉灵帝的年号，日本学者西岛定生认为汉灵帝在倭国大乱之际，送给倭王这把大刀，以其代表权力，欲以中国皇帝的权威达到镇压大乱的目的，[18]可见中倭两国的交往并没有因战乱而中断。1977年安徽省亳县曹操宗族墓、元宝坑村一号东汉墓出土的第七十四号字砖上“有倭人以时盟不（否）”的刻辞，也说明即使倭国大乱，但两国的联系并没有中断。[19]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军阀割据势力纷起，东汉的统治摇摇欲坠，陷入了瘫痪状态，名存实亡。辽东太守公孙度乘机割据辽东，此后公孙度的子孙割据辽东近50年，“倭、韩诸国羁属焉”，[20]所以汉末没有古倭国朝贡中原王朝的记载。
两汉时期古倭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其朝贡的目的都是为得到中原王朝的政治支持，从而使自己在争霸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打败对方，争得霸主地位。关于古倭国前往中国朝贡的交通路线，不同时期其路线有所不同。西汉时期，古倭国只是通过乐浪郡向中原王朝贡献方物，并未到达首都长安，所以西汉时倭国朝贡的路线就是从倭国到乐浪郡的路线。关于倭人到乐浪郡的路线，据木宫泰彦研究后认为“似由海北道中渡辨韩，沿马韩海岸，逐渐北上，到达乐浪郡”。[21]东汉时，倭国开始直接遣使到首都洛阳朝贡，据《文献通考·四裔考》记载：“倭人自后汉始通中国……。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据此可知在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及其宋朝以前古倭国到中国朝贡的路线须经辽东，即先由倭国到达乐浪郡，然后经辽东，由陆路到达当时中国王朝的都城。
二 倭国与曹魏西晋王朝的封贡关系
曹魏西晋时期，倭国与中国王朝之间的封贡关系进一步密切，频繁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也首次派使者出使倭国，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
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乘天下混乱之机，割据辽东。东夷中的韩和强盛起来，使得“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公孙度的继任者公孙康于建安中，“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在乐浪郡的南部设立带方郡，控制连接江南、朝鲜南部、倭国的海路。并“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22]此后，“倭、韩诸国羁属焉”，[23]公孙氏政权于建安九年（204）在乐浪郡南部设置了带方郡管理与倭国越来越多的各种交往事宜。因此魏初没有古倭国向中原王朝朝贡的记载。
公孙氏政权割据辽东，表面上服从曹魏，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它是一个严重的隐患。公孙渊时，“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公孙渊后虽因“恐权远不可恃”而将吴使“悉斩送弥、晏等首”，[24]但这次举动使曹魏统治者更加意识到公孙氏政权存在的威胁。景初元年（237），明帝派毌丘俭率部进攻辽东，因雨季辽水暴涨无功而返。景初二年（238）再派司马懿率大军进攻辽东，并在军队出发之前“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25]八月，曹魏攻取了襄平，杀掉公孙渊，收复乐浪、带方二郡，恢复中原王朝对辽东的控制。
东汉末年桓帝和灵帝年间，日本九州地区“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后各国共立“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26]的卑弥呼为女王，确立了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女王国，女王国内各小国仍保持相对的独立，只是在女王国北面“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在九州地区，除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女王国外，还存在一个以男子为王的狗奴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邪马台国与狗奴国间不和，经常战争。据史书记载，女王国是邪马台国联合了九州地区的其他29个小国组成，所以史书记载“今使译所通三十国”[27]。
曹魏政权直接控制辽东后，邪马台国为改变过去从属公孙氏政权的被动局面，同时为争得强大的魏国的政治支持，使其在与狗奴国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于景初二年（238）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28]在辽东战事平息后，带方太守刘夏遣吏将古倭国使者送到洛阳朝见魏明帝。当时魏国方面也想改变公孙氏政权造成的“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的局面，[29]扩大曹魏在东夷诸国的影响力，更好地控制朝鲜半岛和辽东。同时也为阻止东吴政权从海上北上与古倭国取得联系，魏明帝对卑弥呼女王的朝献十分高兴并非常重视，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使女王国纳入魏国的册封体制之内，从形式上确定了二者之间的臣属关系。同时魏明帝还加封前来朝献的使臣“难米升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对前来朝贡的使臣给予封官，在中日交往史上，有史记载为第一次，足见魏国对女王国的重视。景初三年（239）正月，魏明帝驾崩，齐王曹芳继位。为继续保持同女王国的形式上的臣属关系，完成明帝未完成的遗命，正始元年（240），带方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这是史籍记载中第一次见到中原王朝向倭国派遣使者，从此两国开始互派使者。对魏国使者的到来，女王给予了隆重接待，并于当年“因使上表答谢恩诏”。[30]
倭国的贡品与以往相比除“生口”，还增加了土特产品班布。魏明帝回赐了“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同时还专门赏赐给卑弥呼女王“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31]对倭王个人的赏赐，在以往两国交往史上没有先例，从而进一步说明魏国对此次朝献的重视。
女王国的这次朝贡，可以说达到了既定目的，一方面得到了中原王朝的册封，加入到中原王朝册封体制之内；另一方面还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政治支持，魏明帝诏书中所写“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32]的用意就是让古倭国人知道，中原王朝是支持女王国的，这就使得女王国在与狗奴国的战争中，获得了有利地位。同时还得到中原王朝赏赐的很多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上层统治者的消费之需。魏国方面通过女王国的朝献，扩大了曹魏在东夷诸国的影响，此后魏国与东夷很多国家建立了册封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正始四年（243），卑弥呼女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
、短弓矢。”[33]进贡的、短弓矢等武器，沈仁安先生推测是女王国在与狗奴国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以此作为与狗奴国“不和”的物证，从而达到获取魏国支持的目的。[34]如这种推测不误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正始六年（245），“诏赐倭难升米黄幢”的原因。黄幢是军旗，这种军旗是皇帝特赐给指挥战争的将领的，以此来提高军威。魏国赐给难米升黄幢，表示对女王国的支持。对前来朝贡的倭国使臣，魏齐王曹芳依明帝时旧例给予封官和印绶，“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35]
正始八年（247），女王国和狗奴国发生战争，卑弥呼女王“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带方郡太守王颀“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36]对女王国和狗奴国的战争，魏政权以往只是给予女王国以政治上的支持，而这次直接遣使进行干预，并对狗奴国“为檄告喻之”，对女王国给予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支持。在魏政权的干预下，女王国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卑弥呼女王死后，国内大乱，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内讧，“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后来“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此时张政并未回国，因此“政等以檄告喻壹与”，表示继续支持女王壹与，女王壹与也充分认识到魏政权支持的重要性，为表示谢意和继续臣服，同时由于国内新经丧乱，南又有强敌狗奴国的威胁，所以更需中原王朝的大力支持，以更好应付强敌狗奴国和国内的混乱局面，维护统治。在张政回国时，“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并向魏国献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丰厚的贡品，除传统的贡品“男女生口三十人”外，还有“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37]从朝贡的贡品和数量看，当时古代日本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关于魏政权回赐的物品，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估计也会很丰富。
从正始八年（247）直到魏政权灭亡，《三国志·魏书》中没有关于古代日本向中原朝贡和两国互派使者的记载，但两国并没有终止朝贡关系。从《晋书》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晋书·倭传》记载：“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38]这里所说的宣帝是指司马懿，他在景初二年（238）率军平定公孙氏政权，打通了曹魏直接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通要道，从此以后倭国“贡聘不绝”。文帝指司马昭，《晋书》记载甘露三年（258）魏高贵乡公，“封帝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但司马昭“九让，乃止”，从甘露三年（258）起司马昭又多次辞让了相国的进封，直到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才最终接受了相国的进封。[39]司马昭在咸熙二年（265）八月就死去了，也就是说司马昭当相国也就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在短短的时间内倭国数至中原王朝朝贡是不可能的，所以田久川先生将“及文帝作相，又数至”这条史料中“文帝作相”理解为司马昭执政以来，也就是说司马昭从正元二年（255）开始执政以来到咸熙二年（265）年死去，十年间，倭国数次到中原王朝朝贡。[40]
史籍记载曹魏时期中原王朝于正始元年（240）、正始八年（247）两次向古倭国派遣使臣，但从《三国志·魏书·倭传》记载伊都国为“郡使往来常所驻”来看，当时带方郡向日本派出使臣的次数并非这两次，而是很多次。对于史料为何失载的原因，杨正光先生认为这些使者不是由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派遣，而是由带方郡派遣的，所以他们的姓名和出使情况在官修史书中不见记载，而正始元年（240）、正始八年（247）这两次却是奉中央政府之命或请示当时的中央政府同意而由带方郡派遣的，因此在我国正史中才特加记述。[41]
关于倭国为何在三国时期，千里迢迢地到洛阳朝献曹魏政权，而不向吴国和蜀国进行朝贡，李灿先生认为是因当时曹氏家族数辈以来就与“倭人”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并且非同一般。[42]笔者认为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由当时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当时的航海技术还不十分发达，渡海与孙吴政权联系并非易事，并且魏明帝期间在“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43]开始大力加强海上势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古倭国和吴国的联系，因此只能通过陆路与中原的政权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和辽东地区被曹魏政权所控制，这样古倭国只能朝贡曹魏。同时古倭国之所以到中原王朝朝贡，其主要目的是为取得中原王朝的政治支持，借助中原王朝的威势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当时中原的魏、蜀、吴三国中魏国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最强，且魏与日本列岛的距离是最近的。由于以上原因，当时的古倭国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地到当时曹魏的首都洛阳进行朝贡。
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称帝，建立西晋。西晋建立后，邪马台国的壹与女王为继续保持同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立即遣使到晋都朝贡祝贺。《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第一》记载：“晋武帝泰始元年，倭人国女王遣使重译朝献。”[44]壹与女王在泰始二年（266），再次派使者“来献方物”。[45]对泰始二年壹与女王的朝贡，《册府元龟》和《晋起居注》也有明确记载。
自泰始二年以后一直到东晋义熙九年（413），这段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中，史书中没有关于倭国来中原王朝朝贡的明确记载，据此很多学者认为这期间，古倭国没有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其实不然，这段时间邪马台国仍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依据有三：（1）《元经》记载：“东夷五国者，扶余、三韩、肃慎、倭人、禆离也，在玄莬东北，并武帝太康曾献方物。”也就是说倭人与扶余、三韩、肃慎、禆离等四夷曾在武帝太康年间向西晋王朝献方物，同时这条史料还向我们透露一条信息：《晋书》等史书中记载的东夷五国具体指扶余、三韩、肃慎、倭人、禆离。据此从《晋书·武帝纪》所载太康二年（281）“东夷五国朝献”和《晋书·孝武帝纪》所载武帝太元七年（382）“九月，东夷五国遣使来贡方物”。我们可知太康二年（281）、太元七年（382），邪马台国两次派使者向西晋王朝朝贡。《晋书·武帝纪》所记载的倭人朝贡和《元经》记载的太康年间倭人朝贡是否属于同一次，我们不得而知，需以后新发现的史料来分析说明。（2）《晋书·武帝纪》记载西晋太康二年六月“东夷五国内附”，古倭国内附于晋朝以后也不可能不进行朝贡。（3）《晋书》中记载了许多“东夷”国家来中原朝献的史实，虽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国家名称，但倭国有可能包括在内，如咸宁四年（278），“东夷六国来献”；太康元年（280），“东夷二十国朝献”；太康七年（286），“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太康十年（289），“东夷绝远三十余国、西南夷二十余国来献”；太熙元年（290），“东夷七国朝贡”等。[46]所以说泰始二年以后（266）到义熙九年（413）这段约一百五十年时间中，倭人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只不过是由于当时倭国国内、中国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古倭国朝贡次数与以前相比不太频繁，但这种朝贡关系还一直维续。
三国西晋时期古倭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与两汉时期相比，有以下变化：其一，次数增多，周期缩短，尤其三国曹魏时期，在九年时间里，朝贡五次，足见当时中日交往的频繁，这在古代中日交往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二，这个时期，中原王朝首次派出使者到达倭国，这是两汉时期两国关系中从没有的先例，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其三，从朝贡的贡品和中原王朝回赐的礼品上看都比两汉时期丰富，两汉时期古倭国朝贡的贡品主要是“生口”，三国西晋时期，倭国朝贡的贡品发生了变化，除少量的“生口”外，主要是丝织品、武器和当地的特产，“生口”在贡品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小，而工艺品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大。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观，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日本社会手工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