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研究的空间与时间
“东北亚”是一个地域概念。关于亚洲的地域划分,南京大学地理系区域地理教研室编撰的《世界地理》基于地理学研究的角度认为,在地理上,习惯将亚洲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东亚包括中国、蒙古、朝鲜、日本四国。北亚为苏联(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1]许海山主编的《亚洲历史》从文明研究的角度,将亚洲文明大体分为东亚的儒家文明圈和中亚、南亚与西亚的伊斯兰文明圈。东亚文明圈的地理范围,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以及俄罗斯在亚洲的地区。关于东北亚的地域范围,该书认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东北亚包括五方六国,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狭义的东北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俄罗斯的一部分,指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包括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2]但对中国、俄罗斯的哪一部分属于东北亚,没有给予清晰的界定。此外,诸多关于东北亚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从各自研讨问题的角度,对东北亚地区有大体方位的认定,却都不十分清晰。
本书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界定在“东北亚地区”,为地理学上的东亚的东北部和北亚的南部,包括今天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东部、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直到黑龙江下游地区、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
东北亚地理环境由内陆、半岛和群岛构成。东北亚内陆的中部与东北部,从南到北由辽河平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构成辽阔的东北平原,土地肥沃,适于农业生产,北部有大片的湿地。平原的东面是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长白山山脉,北起完达山,南至千山,东南伸延进入朝鲜半岛。平原的东北面越过锡霍特山脉便是日本海。东北平原的北面是小兴安岭、外兴安岭,黑龙江下游广布平原和沼泽,覆盖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动物资源十分丰富,黑龙江流入鄂霍次克海,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隔鞑靼海峡与内陆相望。东北亚内陆的西部是蒙古高原的东端,大兴安岭以西地区,广阔的草原分布着众多的湖泊,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西北面的肯特山是黑龙江上游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发源地。东北亚内陆气候比较寒冷,南部冬季有4—5个月,北部地区冬季达6—7个月,极北地区地气早寒,寒冷期长达8个月,最低温度可达零下50度以上。
朝鲜半岛三面被日本海、黄海和朝鲜海峡所环绕,三分之一面积是山地和高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长白山支脉(今太白山)纵贯东海岸,长达450公里,东坡濒临日本海,陡峭险峻;西坡平缓,逐渐过渡到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半岛的东北部是高原,被崎岖山地环绕,河流多源于北部和东部山地,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是丘陵和平原,河网稠密,西流注入黄海,下游有灌溉之利,适于农业生产。朝鲜半岛位于内陆的东岸,从北向南,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向海洋性季风气候过渡的特点。
日本列岛位于北太平洋上,西隔日本海、黄海和东海与内陆相望,同朝鲜半岛之间隔着朝鲜海峡,最窄处仅有180公里。北隔42公里宽的宗谷海峡与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相望。日本列岛自东北向西南呈弧形排列,南北相距2400公里,由四个大岛(今日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与附近3000多个岛屿组成,面积共37.8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大岛屿面积占96%。日本列岛多山,山地和丘陵约占总面积的3/4。中央分水山脉,是流入太平洋和日本海的河流的分水岭,平原狭小、分散,较大的平原皆分布于沿海和河口地带。日本列岛处于东亚季风区,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本海沿岸中部与太平洋沿岸南部分别为冬、夏季风的向风坡,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3]
在地理环境上,东北亚地区各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内陆东北平原中南部地区,土地肥沃,气候相对温暖,降水丰富。北部气候寒冷,多湿地森林,动物资源丰富。东部多山地、盆地、山谷,森林资源丰富。西部主要是草地、丛林、高原地带。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是丘陵、平原,气候温暖,水源丰富,但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日本列岛被海洋环绕,岛多、山多,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使其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经济类型和文化习俗,早在新石器时代东北亚各地族群的文化面貌已呈现出地区性差异,发展程度日趋不平衡。先秦时期,除了东南部地区朝鲜侯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外,绝大部分地区族群社会一直停滞在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受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限制,越往北,气候越寒冷地区的居民社会发展速度越缓慢,各族群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趋势,直到西汉初年仍没有明显的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然而,秦朝的国祚仅仅延续了16年,便改朝换代为刘氏建立的汉王朝。汉朝不仅保持和巩固了秦朝开创的大一统王朝的新制度,而且秦朝没有来得及建立或不完善的制度,在汉朝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即是东北亚封贡体制。秦朝在统一六国之后,整合各国原有的郡县制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4]确立了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建制。秦朝中央与郡县以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主要因袭了先秦时期诸侯国与边疆民族的政治关系,还没有来得及规划和整顿,秦朝就灭亡了。汉朝建立后,开始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并将“君临天下”的政治理念由边疆延伸到邻近国家,初步建立起以汉朝为中心,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境外附属国在内,具有鲜明等级制特点的东北亚封贡体制。
本书所研究的东北亚封贡体制,时间上,从西汉王朝东北亚封贡体制萌芽期开始,东汉王朝东北亚封贡体制基本确立,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亚封贡体制的特殊发展时期,唐朝鼎盛时期东北亚封贡体制完善,至唐末衰落走向灭亡时期东北亚封贡体制进入衰落期为止。
在这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古代王朝经历了从统一走向分裂,并从分裂再次走向统一的巨变,东北亚封贡体制并没有因为王朝的分裂而废止,而是从一个中心的封贡体制,分裂为多中心、多层次的封贡体制,最后再次重建一个中心的封贡体制。在汉唐时期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成员逐渐增加,一部分成员经历了由族群向古代民族发展,从分散的氏族部落向建立政权发展的过程,也有一部分成员仍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下面分五个地区对东北亚封贡体制成员的繁衍、分和与变化作一简要梳理。
其一,在东北亚内陆的中南部与东部,今松花江中上游、长白山、狼林山脉及以东地区、鸭绿江流域,生活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貊人。汉魏时期,貊系族群分为四支,即夫余、高句丽、沃沮、,他们分布地域相连,语言风俗习惯相似,《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
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
高句丽……南与朝鲜、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
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北与挹娄、夫余,南与貊接。……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5]
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
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
西汉武帝时期,分布在松嫩平原上的夫余人首先建立了夫余政权,王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地区,以松花江上游地区为中心。两汉之际,受汉朝玄菟郡管辖的句骊人日益壮大,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初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后迁于国内城——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古城)。沃沮人分布于长白山地区到朝鲜半岛东北部。人分布于朝鲜半岛狼林山与飞虎岭以东滨海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时强大的夫余政权由强转弱,魏晋以来相继受到南面高句丽、慕容鲜卑和东北面勿吉人的侵袭蚕食,国力日渐衰落。高句丽则由弱变强,很快吞并了沃沮、人。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今朝鲜平壤),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不断向朝鲜半岛南部和长白山以北扩大势力范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吞并夫余国。[6]北朝后期高句丽发展达到顶峰,大约在6世纪初,因中原王朝的册封,高句丽改称“高丽”。隋及唐前期,高丽是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政权之一,高丽政权东北部的一部分靺鞨人部落也成为其属部。唐高宗总章元年(668),高丽政权灭亡。高丽王室与大贵族家族近30万人被唐朝迁往中原各地。之后,高丽遗民四散,投奔、被掠、并入新罗的高丽人约10万人,投归渤海政权的高丽人有10万人以上,散奔突厥的高丽人有万人左右,[7]其余几十万高丽遗民散居于辽东半岛。晚唐以后,高丽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活动于历史舞台上,貊系各族也逐渐成为了东北历史上消亡的民族。[8]
其二,在东北亚内陆的东北部地区,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库页岛地区,在河谷、森林、山谷地带分布着以渔猎经济为主的肃慎族系各族群。早在西周时期,肃慎人已与中原王朝有朝贡关系,《尚书》、《左传》、《国语》、《山海经》都有关于肃慎人的记载,居地在不咸山(长白山)之北,贡楛矢石砮。两汉时期,夫余人称其为“挹娄”,《后汉书》云:“古肃慎之国也”,其地“土气极寒”,“不知其北所极”。[9]魏晋时期,中原士大夫往往以“肃慎”之名称之,陈寿作《三国志》对该族群向中原王朝进行朝贡的事迹,皆作“肃慎”,但在《东夷传》记录该族事迹则皆作“挹娄”。《晋书》主要采用“肃慎”族称,但中原地区民间仍呼之为“挹娄”。挹娄和肃慎是魏晋中原人对同一文化圈族群的不同称谓。南北朝时期,因鲜卑人的称呼该族群名称又改为“勿吉”,《魏书》云:勿吉,“旧肃慎国也”。[10]勿吉人南下占领了原沃沮和夫余的北部地区后,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北齐代魏后,汉人士大夫将“勿吉”改写为“靺羯”(后作靺鞨),《北史·勿吉传》云:勿吉,“一曰靺鞨”。唐朝靺鞨诸部逐渐形成了两大部落集团,南部以粟末靺鞨为主,北部以黑水靺鞨为主,南部靺鞨社会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北部靺鞨。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以南部靺鞨集团为主,联合部分高丽遗民和汉人,建立了肃慎族系历史上第一个政权,初称“震国”(又作振国),以东牟山城(今吉林敦化境内)为国都。712年,国主大祚荣因唐朝的册封改国号为“渤海”。[11]8世纪末,渤海国定都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后,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唐末,渤海走向衰落。北部黑水靺鞨集团诸部落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在隋唐时期始终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部落各有酋长,不相总一。渤海政权强盛时期,吞并了黑水靺鞨大部分地区,黑水靺鞨残余部分退缩到黑龙江下游地区。唐末,渤海国衰落,黑水靺鞨诸部脱离了渤海的统治。五代时期,以“女真”族名见于史籍。
其三,在东北亚内陆的西部地区,肯特山以东蒙古草原、西辽河松漠之地、大兴安岭地区,在草地、丛林、高原地带分布着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狩猎民。两汉到三国时期,东北西部草原地区主要分布着乌桓人和鲜卑人。西汉初年驻牧狩猎于肯特山(乌桓山)[12]一带乌桓人,受匈奴左贤王的统辖。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汉军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13]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北地区。西汉后期,乌桓人由西拉木伦河流域向南迁进入大小凌河流域,到东汉时期大部分乌桓人已经成为塞内民族。西汉后期原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鲜卑山)的鲜卑人逐步南迁,东汉初年,鲜卑人已迁到汉朝东北部塞外之地,与留在塞外的乌桓人杂居相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北匈奴在汉朝的沉重打击下西迁,鲜卑乘机西迁南下尽占匈奴故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14]取代匈奴成为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4—5世纪南下的鲜卑人在中原建立若干政权,最后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所统一。北魏时期,大兴安岭及以北地区一些原始游牧狩猎族群相继南下,与残留在西辽河流域的东部鲜卑人彼此融合,又不断分化、重组,形成了新的原始族群。这一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区草原与森林地带的原始族群主要有库莫奚、契丹、室韦、豆末娄、地豆于、乌洛侯等。到隋唐时期主要有奚、契丹、室韦三个较大的族群,室韦人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分部凡二十余”,诸部小则千户,大则数千户,不相统一。[15]契丹与奚人分布在西辽河流域,以松岭山脉为界,契丹在东,奚在西。北朝末年奚人已形成部落联盟。经隋入唐,契丹建立了大贺氏部落联盟,到唐玄宗年间,契丹联盟内部发生动乱,遥辇氏家族取代大贺氏家族,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916年契丹人建立了辽朝。
其四,在朝鲜半岛,北部以大同江流域为中心,自先秦以来是箕氏朝鲜的统辖区。西汉初年,燕人卫满“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16]。卫满推翻了传承一千多年的箕氏王国,取得了政权,国号仍称朝鲜,都王险城在今朝鲜平壤,史称“卫氏朝鲜”。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汉出兵灭朝鲜国,“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17]朝鲜半岛南部分布着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韩人,《后汉书·三韩传》记载“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马韩之地在今全罗道,辰韩之地在今庆尚道,[18]弁辰在辰韩之南。3世纪末4世纪初,百济统一了马韩五十多部,建立百济国,都汉城;新罗统一辰韩、弁辰二十多部,建立了新罗国,都金城(今韩国庆州)。4世纪初,晋愍帝建兴年间(313—316),高句丽占据了汉魏以来建立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带方郡,[19]高句丽始与百济、新罗接壤。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660年唐灭百济,668年唐灭高丽,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9世纪末新罗陷于分裂,918年新罗旧将王建改其国号“泰封”为“高丽”,936年统一原新罗旧疆,史称“王氏高丽”。
其五,在日本列岛,各个岛屿都分布有原始聚落,《后汉书·倭传》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在较为先进的地区形成了酋长世代相传的部族集团。汉代铁器从朝鲜半岛(乐浪郡等)传入日本列岛九州北部地区,促进当地族群的农业经济发展,开始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魏晋时期,日本列岛出现若干个族长国家,其中以邪马台国最为强大,卑弥呼女王成为九州北部各国的统率者。3—4世纪时期,畿内地区政治势力迅速兴起与发展,开始形成族长国家。3世纪中叶畿内地区政治势力日益强盛,政治势力可与以邪马台国为首的九州北部各国相抗衡。[20]倭王武(雄略天皇)在向中国刘宋王朝的上表中叙述先祖的功绩曰:“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21]景行天皇时代向西征服了九州北部和南部,向东征服了从东海道到关东地区,4世纪末畿内势力大体完成了统一霸业,形成了大和国家。[22]
上述各地区的部落、部族、政权在汉唐时期都曾先后被纳入中国王朝的东北亚封贡体制,在与中国王朝保持程度不同、性质不同的封贡关系的同时,各成员之间也发生着和平交往与战争、臣服等各种各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