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状况

对于社会责任贸易壁垒，国外的研究文献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学者们对社会责任壁垒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力求为社会责任条款在全球产品供应链环节上的推行寻求理论解释。A.Warhurst(2005)认为，在未来的商业社会中，应当扩展企业的责任范围，在国际经贸合作关系中，以贸易合作利益关系为纽带，在核心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企业中强制推行社会责任条款[1]; R.P.Hill和T.Ainscough(2007)在《基于全球视野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投资》一文中提到，在国际贸易中加入社会责任条款，有利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促进社会文明的提升[2]。一些学者也指出，虽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进口国之间存在经济文化水平差异，但出口国应该主动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遵守国际社会责任“共识”。例如，D.Jamali和R.Mirshak(2007)就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研究了承担社会责任的短期与长期的成本和收益[3]。J.Henderson(2006)则以印度尼西亚模式为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如何自觉认识和适应新的国际贸易条款，树立自身良好的国际企业形象[4]。

理论界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此也有不同观点，他们指出，世界各国的差异客观存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加入社会责任条款，不免带有经济霸权主义意味，因而对社会责任壁垒持怀疑与批判态度。如M.Blowfield和J.G.Frynas(2005)指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不顾国情差异，在国际经济行为中推行发达国家的劳工准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5]。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壁垒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从中国国情和当前我国作为出口大国的地位出发，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及对策。当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的定性研究，例如，单宝(2007)在《蓝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对策》一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贸易壁垒的性质、成因、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我国的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6]。陈志友(2006)在《国际认证标准的“人文化”趋势及其两重性特征》一文中将ISO9000、ISO1400和SA8000统一起来分析，认为当前国际贸易产品认证标准的“人文化”趋势不断增强，这既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相关，又是国际市场竞争关系失衡的产物，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产生双重影响[7]。二是微观的产业和企业影响及对策研究，例如，王健、王红梅(2007)在《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规制国际化分析》一文中，通过数理模型阐明社会责任壁垒对我国各出口行业影响的主要表现[8]。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强调社会责任壁垒包含普适性价值共识，但不了解中国等产品出口大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社会责任要求变成一种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单向度、外生性道义要求，进而容易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而近几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尽管都有一定的进展，但在总体上倾向于将社会责任要求当成一种歧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对于这种社会责任要求在促进我国企业提升声誉，创造社会责任竞争力，培育我国成熟市场经济生态过程中的作用，则认识不足。此外，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系统程度不足，既有的研究多数停留于模型构建，没有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壁垒对我国出口行业的不同影响;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不足;尤其是根据我国国情所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和边界研究十分不足。如何将国际贸易伙伴的社会责任要求与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有机统一，构建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