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发展的苏联模式

显然，在人类历史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模式最早出现于苏联。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是苏联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场“大转变”的关键之点，是从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即从“经济核算的社会主义”转向“行政命令的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具体规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从而逐渐形成了一套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鲜明的基本特征是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高度集权”。

在政治上，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具体体现为：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制度；个人专权的党内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软弱低效的监督机制。与此相应，在经济上，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张军等认为，这种“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具有以下六个特征：[40]（1）社会主义所有制。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国家调配。这种所有制形式，不仅体现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独立目标，而且也是国家和政府把经济资源完全集中在中央当局手中的一种手段。（2）命令经济。对经济的集中的行政管理，以及详细的实物计划安排和供给安排。（3）强制经济。在宏观层次或水平上对产出、投入、存货等进行严格的计划。（4）优先经济。以优先为基础的计划，反映出在全面地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的考虑超过对经济的考虑而居于统治地位。比如，工业优先于农业，生产者货物优于消费者货物，物质货物优于服务（除了教育尤其是劳动者的技术教育之外）货物。（5）外延的发展。以产值为目的的计划，注重日益增加的产值，经济发展是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得以实现的，与注重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内涵发展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6）封闭经济。国内经济发展优先于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经济计划只是国内经济计划的附加物。比如，作为这种策略要素之一的进口替代政策在苏联时期乃是相当盛行的。封闭经济既是达到中央集权目标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时期实现国家经济独立的一条途径。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伴随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转变，苏联的文化领域也发生了一场“大转变”。这场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既是由俄共（布）20年代的思想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向斯大林式的思想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变，是苏联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向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转变，也是苏联从初创阶段和新经济政策较为宽松时期的多样化文化艺术发展格局向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的转变。1932年4月，联共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将按照各艺术门类分别成立全苏统一的艺术协会。此后，文学团体与流派、文学机构和纲领、文学刊物都被纳入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文学团体行政化、文学意识政治化、文化领导集权化。1934年9月，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明确提出党的文学任务：“把党的与非党的文学力量联合成单一的作家组织。”[41]在这个过程中，苏联逐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模式。学术越来越政治化，舆论越来越高度一律，意识形态监控越来越严密，新闻领域检查制度越来越严格，学术团体越来越高度行政化，科学研究管理越来越集中化、计划化。因此，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大转变”划分了苏联思想文化史上的两个时代，是深刻影响苏联思想文化发展，深刻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文化发展模式的重大事件。在这个“大转变”的过程中，苏联逐步形成了集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根据胡惠林等的归纳，这种文化发展模式具有以下四个特点：[42]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文化管理网络，由部长会议的各个文化职能部门统管全国的文化工作，采用“条、块”结合的行政领导模式，与同级地方政府统管人事和财政，由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业务。在这个庞大而严密的文化管理网络中，最高苏维埃是领导全国文化事业的最高组织，其颁布的文化建设法令由部长会议执行，而具体行使领导职能的是文化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国家出版印刷书籍发行委员会等机构，其中文化部处于实际领导的中心地位。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下属的加盟共和国均有相应的文化管理机关，采用“条、块”结合的领导方式，对文化领域加以严密的管理。

第二，高度强调文化建设的政治目的性，忽视文化艺术自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过分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轻视其经济属性。长期以来，苏联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政治意义，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等一直被看作重要的宣传教育工具，始终置于苏共直接领导之下，紧密配合苏共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突出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作用。在特别注重文化艺术的政治思想倾向、强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同时，忽视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属性、文化建设的经济效益以及对文化艺术产品的商业价值和盈利价值。

第三，依靠行政手段，对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企业单位的活动进行指令性的直接调节。在苏联，一切文化行政权力集中在各级文化管理机构，建立了对文化发展的直接调控机制。从文化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各种文艺形式和流派的配置或增减，到各个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单位生产任务、资金投入以及业务指标等，均由上级部门部署并下达指令，人事也由上级部门安排和任命，甚至连上演剧目、采用的电影剧本、出版选题都要由有关部门审定。文化部门缺乏自主权，在行政指令型计划部门的直接干预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与文化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度、严密控制，文化生活整齐划一、单一单调。文化上和学术上的是非，往往由行政组织或领导人来判断，采取经常性的党内思想斗争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处理，学者难以提出自身的独立见解。尽管苏联拥有庞大的传媒系统，但传播内容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各种新闻媒介报道内容基本雷同，枯燥乏味，冗长，千篇一律，缺乏各自的特色。而且往往报喜不报忧”。[43]

第四，文化经费由国家大包大揽，亏损也由国家补贴，文化单位既缺乏有效的经营机制和独立核算的能力，也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