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偏离的或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总是对完全的计划体制的偏离。正如波威特所说，在现实中，“把以下两种体制截然分开是找不到积极的解决办法的：‘纯粹’指挥体制，由中央制定各种详尽的行政命令和禁令，来指导每一个企业的所有行为；另一种是‘纯粹的’参数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只是力图通过制定一般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对微观决策过程所使用的参数施加影响，来诱导企业按照所希望的方式进行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纯粹’的体制”[19]。波威特对波兰计划经济实践的研究表明，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征：[20]

第一，中央对各经济组织活动的实际控制能力总是有限的。一项全面的经济中央计划只能控制部分经济活动的总指标，以及更具体的经济活动的某些有选择的指标。事实上，还有大量问题不是由中央计划能决定的，既然不能直接应用有关整个经济的社会理性标准，那么就仍然存在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一些事情由谁来决定，怎样作出决定？

第二，在开始实施中央的经济计划之前，必须提前制定一系列与中央的经济计划相结合，同时其本身又相互关联的计划指标。然而，使这一系列指标固定不变几乎又是不可能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如果固定这些指标，就会阻碍采取必要的适应措施。而努力采取这种措施则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使实行固定指标和实行限制这一整套思路发生问题。

第三，各种经济组织往往各有自身的选择标准和轻重缓急的安排，而这些又很可能是与中央的通盘经济布局不一致。由于各种经济组织都有自身追求的利益目标，它们在承担任务时往往拈轻怕重，而要求上级提供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则是越多越好。

这些事实都表明，就像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然经济”、“纯粹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因此，上述“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不是具体指现实中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或一个组织的经济体系，它只具有理论模型的意义，是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作的理论抽象。理论模型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它的抽象性，几乎不能直接地应用于一个具体的经济体；但同时又因为其具有普遍性、普适性，所以能够在适当具体化的条件下，应用于一切存在这种基本关系的场所。同样，与作为理论抽象的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是，作为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前提和基础的人性假定，也是相对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所暗含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假设而言的，因而也是一种理论抽象或模型。同时，这两种理论模型，即“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及其“人性假定”理论模型，也是对长期以来在中国以及苏联东欧等其他一些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计划经济实践加以分析、概括、抽象、提炼之后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