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还没有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著作和论文。但在“中国模式”、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分析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构建价值体系的研究方面，有些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　清醒地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总结，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这些解读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恶意的攻击，也有公正的评价。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2007年年底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通过使本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对国内外的投资开放，又允许实现劳动方面的灵活性，减轻税收和监管方面的负担，并把私营部门和国家的开支相结合，从而创建一流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也有学者将“中国模式”看作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学者钱理群认为，当前中国“鼓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将所谓‘中国模式’理论化与普世化。这些年当局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是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地进行强势出击，一面猛批普世价值，一面又向世界输出中国软实力，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输出靠拢”[38]。“中国模式”并不是我国政府的宣传用语，而是西方学者最先使用的。一直以来“模式”一词，在我国的思想宣传工作中都是很少被使用的，因为“模式”一旦固定，会被认为有向外输出意识形态之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党的宣传话语体系中，采用的是“中国道路”的提法，“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两个提法虽然接近，但是现在我们党更倾向于用“中国道路”。

对于这些“中国模式”的研究，需要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中国模式”的研究热，无疑证明了我国软实力的增强。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模式”的研究，建立和西方沟通对话的话语和理论，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建设，以此打消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疑虑。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模式”只是刚刚起步，远非完美，要让“中国模式”得到长足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方是“中国模式”完成之日。因此，对于国外“中国模式”的热捧应该保持清醒，实事求是地加强研究。

二　关于苏联解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搞好意识形态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美国雷切尔·沃克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正如俄罗斯学者克罗茨沃格所说：“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39]2011年我国学者李慎明等编著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中，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的内部蜕化变质，这种蜕化变质就是从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的。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不仅是我们国家保持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

三　关于一些国家构建价值体系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提出“亚洲价值”，旨在区别“西方价值”。他说，“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国家，尤其要尊重学问。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政权会随时代而易，这种基本概念却不变。”[40]为了提升新加坡国家软实力，李光耀曾经亲笔题写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共同价值观得到了大多数新加坡人的认同。新加坡、韩国在构建价值体系时，都相继吸收了儒家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合理因素（如“仁”和“礼”），并纳入国民教育中，剔除了封建主义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成功化解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些既坚持传统文化又汲取现代文明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是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英国在2002年提出‘公民教育’的基础上，又确定了‘英国核心价值观’教育计划，实现核心价值向民众意识的转换。美国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主题，通过专门的学科教育，增强国民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1980年，瑞典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全国课程规划》中规定，学校价值观教育要发展学生的坚韧、宽容、合作、权利平等、利他主义等符合民主社会所必需的价值观，并提出应把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作为全部教学的任务。”[41]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道德传统，使核心价值观念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消除了价值冲突。在美国，“佐治亚州教育委员会就要求，而且最终执行了一项政策，其内容是：在公立学校中教授37个‘核心价值’。其价值可规范为三个范畴：一是公民；二是尊重他人；三是尊重自己……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在素质教育的方案中提出一系列的品格教育，包括友谊、诚实、尊敬、公平、对他人在需求和观点方面的敏感以及如何合作去解决冲突……在其他州如康涅狄格、缅因、明尼苏达、犹他等也实行了这种性质的教育。”[42]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而言，核心价值观念的提出无疑对于扩大社会的价值共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关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些观点

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中国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承诺。[43]和日本学者渡边利夫一样，海贝勒其实也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当前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他们看来，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认为，一种全球化的中国文化正在形成当中。“世界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增进联系，并且重新开始了在19世纪末期所开始的需求现代中国文化的探索。两种思路对立并存：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提出一种现代儒家文化和一种政治并存的社会体系，即技术官僚和等级制度，而且所考虑的是秩序等级。这种观点与香港、台湾以及剑桥、哈佛、巴黎等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思路相对立。后者所追求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而且是以西方为榜样。……共产党针对这种流行文化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予以还击，要通过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通过爱国主义和禁欲主义生活态度来深入人心。”[44]

诚然，赛茨虽然看到了当前我国在价值观领域所做的工作，但他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解读并不准确。

国外学者也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格外关注。“北京共识”之父乔舒亚·库珀·雷默就用“淡色中国”来形容当前中国的形象，他认为，“淡”就是融合“水”和“火”的矛盾结合体，“淡”也把“水”和“火”这两种矛盾的事物融合到了一起，使这两种对立的事物成为一种和谐，这就是当前中国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淡色中国”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中国社会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东西，却能安然无恙，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华所在。《欧洲时报》的社论曾经也指出，在中国国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提倡的“和谐世界”，也在逐渐成为中国的亮点。[45]

从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软实力”有所提升。很多国外学者具有敏锐的理论眼光，但是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有些结论和观点有失公允。一方面，我们需要从这些国外研究者的观点中，反思我们的研究，取其所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研究成果，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加强与国外研究者的沟通和对话，使世界更了解中国。

---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2]吴菊花：《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依据》，载《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07年第2期。

[3]陈亚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发展和形成》，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1期。

[4]赵子林：《邓小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论析》，载《实事求是》2007年第3期。

[5]余品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价值观理论的重大飞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

[6]许志功：《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0期。

[7]赵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红旗文稿》2007年第12期。

[8]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3页。

[9]陆秋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解析》，载《金陵科学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0]陈延斌、邹放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若干问题研究》，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第4期。

[11]李斌雄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与建设路径》，载《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2期。

[12]贺新元、邵晓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路径思考》，载《新视野》2007年第4期。

[13]周荫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建设》，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14]周中之、石书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5]郑又贤、杨新华、王之波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16]刘建军、任超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义与狭义》，《光明日报》2014年6月16日第11版。

[17]戴木才、田海舰：《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2期。

[18]张利华：《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内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

[19]宋萌荣：《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人的全面发展》，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20]范强威：《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价值核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21]孙武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

[22]姜键：《当代中国基本政治遵循与主导价值取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23]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

[24]周新城：《关于“普世价值”问题需要搞清楚的几个观点》，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3期。

[25]陈明：《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载《原道》2008年第00期。

[26]迈克尔·莱文森：《贝淡宁著〈中国新儒家〉简评》，吴万伟译，载《原道》2008年第00期。

[27]张世保：《“大陆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新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

[28]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1期。

[29]钱念孙：《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光明日报》2014年6 月13日第01版。

[30]景海峰：《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31]《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第01版。

[32]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02版。

[3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35]同上书，第707—708页。

[36]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02版。

[37]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02版。

[38]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下），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36页。

[39]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40]李光耀：《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致词》，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

[41]吴琼：《国外核心价值观传播管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7月3日（http://www.cssn.cn/zhx/zxz＿xrd/201407/t201407021＿237741.shtml）。

[42]［美］R·赫斯利普：《美国人的道德教育》，王邦虎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5页。

[43]Thomas Heberer，“Reviewing of Several Problems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转引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44]［德］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许文敏、李卡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89页。

[45]徐觉哉：《近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转引自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