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哲学视域的普世史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基督教的普世史走向了终结。但是，思考人类命运的普世史传统在西方思想界并没有中断，只不过对宏观人类史的探讨，其主导思想由神学转向了哲学。因此，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取代基督教的神学普世史而成为一种新的宏观世界史形态，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可以看作这一时期对普世史进行哲学思考的代表作。到19世纪，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对世界历史所作的哲学思考和阐述，使欧洲的普世史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康德（1724－1804）是德国启蒙时期杰出的哲学家，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等著作构建起了其批判哲学体系。其实，在这三大批判之外，包括《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在内的历史哲学著作构成了其“历史理性批判”，这是其先验论哲学在历史思考中的体现。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中提出，人类具有意志的自由，个体的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往往会导致个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但是，人类作为整体却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并引导人类整体朝着一个自然目标前进。这样，追求自己目标的个体会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前进。因此，当历史学把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就可以揭示出它们具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那些从个体视角来看显得杂乱无章的事物，作为整体却可以看到人类禀赋向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进和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康德提出了他撰写该文的目的：在人类演进这场“戏剧”中，历史哲学家既然不能设想和把握个体的任何有意识的目标，那么就应该力图去发现人类整体进程中的自然目标；这样，本来没有自己的计划的人类，便在符合自然目标的情况下，有可能拥有一部带有确定自然计划的历史。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而至于撰写一部这样的历史，则留给大自然催生出一位有能力撰写它的人来完成。

因此，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中从哲学思考和观念层面提出了一部人类普世史的线索，它由以下9个论点构成[12]。

（1）一个生物的全部自然禀赋注定要朝着其自然目标充分地发展起来。

（2）这些自然禀赋在人类（大地上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身上引导着人运用其理性，但它们只在整个人种而非个体中充分发展起来。因为人类自然禀赋的充分利用和理性的培养，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与其目标相称的发展阶段，不可能由个体来完成。

（3）大自然要求人类超越其作为动物生存那样的机械安排而由自己生产一切东西，而且人类获得的幸福或美满，应该通过其理性而非本能来创造。也就是说，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是由人类自己凭借其理性创造出来的，不再像动物那样凭借本能来生存。因为大自然为了实现其所安排的目标，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予了人类。人类便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下朝着自然目标，通过一代一代的辛勤劳动而前进，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永不死亡而最终达到其禀赋的充分发展。

（4）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这种对抗最终只能局限于它作为人类社会中合法秩序建立的原因。因为，个体的人既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又有一种使自己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一切。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对抗。然而，正是这种对抗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人们去克服其孤立化倾向而宽容他人，于是社会由野蛮进入到文明状态，人类的全部才智由此发展起来。这样，人类社会中的对抗性成了建立具有合法秩序的和谐社会的原因，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

（5）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普世公民社会（a universal civic society）。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外在法律规范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之间高度结合在一起，即拥有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那么建立这种社会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因为只有通过完成这一任务，大自然才能够实现它对于人类的其他目标。

（6）建立一个法治的普世公民社会既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后才能被人类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作为一种动物具有自私自利的动物性倾向，这就造成他们生活在一起时需要一个主人来约束他们的意志自由，迫使他们服从一种可以使人人都得以自由的普遍有效的意志。但主人也是一个动物，他在行使权力时有可能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样就要求最高首领其本身必须是正直的。这样，这个问题就成了一切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我们只是朝着这一观念接近而已。

（7）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依赖于国家之间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只有解决了后者，前者才能得到解决。由于国家也像个人那样具有对抗性倾向，于是大自然就利用其不合群性作为手段，通过战争、备战活动等对抗造成的破坏，使人类在惨痛教训面前寻求和平与安全，并且理性地认识到，必须摆脱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这样，一切国家只需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能获得安全，这也就最终导致一种保卫国际公共安全的世界主义状态。

（8）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的实现，这项计划一方面提出了一种完美的宪法国家，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这种国家间的对外关系，只有在这种国家及其对外关系的状态下，人类禀赋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一论点的前提是：哲学上也可以有“千年王国”的信念，而且这一信念并非乌托邦。因为各国内部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其相互影响，启蒙运动促进了公民的自由并影响到政体原则，日益密切的世界贸易加强了国际联系，这些都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这样，一种普遍的世界主义状态（a universal cosmopolitan condition）就会有朝一日成为现实，而这种状态是人类物种全部原始禀赋以得发展的孕育场，是大自然的最高目标。

（9）根据大自然的计划（它旨在实现人类的公民联合状态）来探讨普世史的哲学尝试应该是可能的，同时它也有助于大自然的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考虑到大自然在人类自由的演进中是有计划和目标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下述观念来撰写一部历史：如果世界的进程是朝着某种理性的目的前进，那么这一进程该是怎样的？这一观念可以为我们撰写历史提供一条指导线索，把人类行为至少在大致概要上描述成为一个体系。没有这一线索，人类行为就是一堆毫无计划的混合物。因此，对大自然（或最好说是天意）的合理性的论证，是选择一种探讨世界历史的立足点的重要基础。当然，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一种先验原则的世界历史理念，只是一个哲学思考者（同时他也熟悉历史）试图从另一观点出发提出的一种设想，而不是要以之取代实践的经验历史学家的工作。

由上可见，康德从世界主义立场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普世史观念，就是认为人类历史在大自然的支配下是有计划和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朝着人类禀赋的充分发展和一个法治的普世公民社会（即哲学上的“千年王国”）前进。因此，与奥托和鲍修埃相比，康德的普世史观念并没有完全摆脱基督教普世史观的影响，只不过他以“大自然”和“普世公民社会”的概念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和“千年王国”。但是，康德在此提出了一种撰写普世史的思路和一个普世史的基本框架，而这一思路和框架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发展。

黑格尔（1770—1831）关于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主要提出了一种“精神”的世界历史模式，在西方思想史上把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论述世界历史的主要著作便是其名著《历史哲学》。这一著作是他的学生根据其1818—1831年在柏林大学关于“哲学的世界历史”（the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的讲座整理而成的，因此实际上是一本“世界历史的哲学”。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首先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分类，由此把用不同方法来处理的历史分为三类：原初的历史（Original History）、反思的历史（Reflective History）和哲学的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原初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其所观察到（同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的行动、事件或社会状况的描述，它叙述小范围、短时间的历史，其中的人物和事件是单个的形态，没有反思的特点。因此在这种历史中，历史学家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他亲自观察到的各种事件的形象或者栩栩如生的描绘，清晰地呈现给后人”[13]。反思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描述并不局限于与它相关的时期，而是它的精神超越了历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这种历史包括“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现实主义的历史（the Pragmatical）、考证的历史（the Critical）和观念的历史（the history of ideas） 4种。普世史是历史学家以自己的精神（而不是他所记述的那些时代的精神）来探讨长时期的、普世的历史，这种历史著作不再对历史进行个别的描述，而是对历史画面进行压缩，用“思想”来概括一切。实用主义的历史是对历史进行现实性反思的结果，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因此在这种历史中，发生于“过去”的事件却是属于“现在”，历史学家常常以此给人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考证的历史指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历史”，是对历史记述的考证和对历史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检查。观念的历史是从一种抽象的立场出发、采取一般性观点（general points of view）来考察的历史，如艺术史、法律史、宗教史等，这种观念的历史是从反思的历史向哲学的历史的一种过渡。

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才是黑格尔真正想要论述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哲学只是对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哲学用来考察历史的“思想”工具就是“理性”。因此他提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是一个符合理性的进程。为了说明这一点，黑格尔从理性观念的历史渊源、理性的本性及其手段和目的、世界历史的进程等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黑格尔提出，“理性”支配着世界这种观念自古有之。古希腊人阿拉克萨哥拉所提出的“奴斯”一般可理解为“理性”，这种“理性”就是一种促使“自然”永远遵从一种普遍法则的力量。后来的基督教则认为，有一种“神意”（Providence）支配着世界，这种“神意”拥有“无限的力量”和它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世界符合理性的最终目的。因此，“神意”体现在普世史中，普世史的进程便是沿着这一目的前进。

普世史是如何按照“理性”的目标前进的？黑格尔认为，“理性”所支配的世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而普世史属于“精神”的领域，精神的本性则是“自由”。因此，黑格尔把他所说的“普世史”与“理性”、“精神”、“自由”三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将叙述的中心点放在了“自由”，把普世史的进程理解为“自由”精神的发展。他说：

要理解“精神”的本性，只需看一看和它直接对立的东西——“物质”。犹如“物质”的本质是重力，所以我们可以断言“精神”的实体、本质是“自由”。……“物质”的本质在它自身之外，‘精神’却是独立的存在（self-contained existence），这正是“自由”。因为我如果是依附他物而生存的，那我就同非我的外物相连，并且不能离开这个外物而独立生存。相反地，假如我是依靠自己而存在的，那我就是自由的。“精神”的这种依靠自己的存在，就是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是对自己本性的评估，也是一种自我实现、把自己从潜在造成现实的活力。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普世史可以说是“精神”在实现它自己潜在之物的过程中的展现。就像一粒胚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整体。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意识首先出现在希腊人中间，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他们，还有罗马人也是一样，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各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意识到人作为人类是自由的，意识到是“精神”的“自由”构成了它的本质。……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14]

因此，黑格尔所要论述的“普世史”或“世界历史”，就是‘精神’不断使自身潜在之物（“自由”）现实化的一种展示，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过程就像一株已经包含了树木全部性质的胚芽的成长，世界历史或普世史也从东方世界含有“历史”整体的最初迹象，最终在日耳曼世界发展起来。这就是黑格尔多次谈到的：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则知道所有人都是绝对自由的。这一观点，正是黑格尔探讨哲学的世界历史的一条基本思路。他说：“关于‘自由’意识中的不同等级的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普世史的自然区划，并暗示了对其进行探讨的方式。”[15]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基本上按照这种“自由”意识的等级分类来构思框架和展开叙述。

黑格尔在论述了“自由”是“精神”的本质之后，进一步阐述了“精神”为了实现其“理念”所用的手段或方法，即作为“精神”本质的“自由”是如何按照“理性”的最终目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黑格尔认为，“自由”虽然主要是一种尚未发展起来的看不见的理念，但它实现自身的手段却是历史上可见的外在现象，即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需要、激情、兴趣、个性和才能。人们在个人目的驱动下的行动，促使了“理性理念”（Ideal of Reason）的实现。他说：

我们所称的“原则”、“目的”、“归宿”（destiny），或者“精神”的本性和观念，都只是普遍的和抽象的东西。“原则”——“存在物的既定安排”（Plan of Existence）——“法则”（law）是隐藏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本质，因为这样，无论其本身是多么真实，也不能完全是现实的。目的、原则等等，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和我们的主观计划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它们只是为自身而存在，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在性，还没有显现出来成为“存在物”。为了成为现实，必须引入第二个因素，那就是行动、实现，其动力是“意志”——最广义的人类活动。有了这种活动，上述“观念”及一般抽象的特征才能实现和实行，因为它们本身是无力的。那个使它们发生作用和给予它们确定性存在的动力，就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激情。……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激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情都不会实现。因此，纳入我们的考察对象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上述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各种激情，这两者构成普世史这一巨大编织物的经纬线。世界历史以隐秘即“自然”的形式从其一般性目的（“精神的观念”的实现）开始，是一种隐藏的、深深隐藏的无意识的本能，而整个历史进程就是要使这种无意识的冲动变成有意识的行动。[16]

由此可见，受“理性”支配的普世史在朝着“精神”的本性（“自由”）前进时，“观念”与“行动”是其中两个重要因素，“观念”正是通过“行动”而变成现实。在此，黑格尔所强调的独立存在和自我实现的“精神”，不得不回归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因为他承认观念的东西要经过人的行动才能实现，即通过人的行动而完成从观念到现实的转变。黑格尔把这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影响或发挥了作用的人称为“世界历史个人”（World-Historical Individuals）。这种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和执行自己的计划时，同时也在履行世界历史上一种必要的使命，因此他们的胜利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胜利，也是促成那些条件成熟的事业的一种无意识冲动。黑格尔认为这就是一切伟大历史人物的情况，即他们的特定目的与那些体现“世界精神”意志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些“世界历史个人”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这些人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展开的一般性‘观念’；相反，他们是实践的、政治的人。但同时他们也是有思想的人，他们洞察到了时代的需要——那些条件成熟有利于发展的东西（what was ripe for development）”[17]。

“精神”通过人的激情和行动来达到它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在现实领域中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形态？黑格尔提出，“精神”作为一种存在而完全实现自身时采取的形态是“国家”。因为，国家是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相结合的产物。人的主观意志（激情）是推动人们行动和促成实现的动力，而符合理性的普遍意志体现在具有客观性的法律之中。个人意志只有服从法律才有自由。他说：“当国家或我们的国家组成一个生存共同体的时候，当人的主观意志服从法律的时候，‘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符合理性的东西作为真实和实在的事物是必然的存在物，当我们承认它为法律，并且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存在实体来遵循的时候，我们就是自由的。于是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相调和，构成了一个完全同质的整体。”[18]这个“整体”便是“道德”，国家就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实的道德生活。所以他说：“‘国家’是道德的‘整体’（moral Whole）和‘自由’的‘现实’，因此也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19]正因为黑格尔把国家看作符合理性的道德生活的体现，是理性的目的和“自由”的实现，因此他强调说：“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20]至此，黑格尔从“理性”、“精神”、“自由”、“意志”等概念出发，最终将关注点落在了这些观念的外在表现形态“国家”，指出“‘国家’是‘精神的观念’（Idea of Spirit），而这种观念从人类‘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体现出来。因此，历史面貌的变迁不可分割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观念’在不同时期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原则’而在国家中表现出来”[21]。

由上可见，黑格尔是从一种“普世精神”的演进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因此他所说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普世史，而这种普世史正如他所说：“普世史展示了由‘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意识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的实现。这种发展意味着一种阶段性渐进——一系列日益充分的‘自由’的展示，而‘自由’产生于其‘观念’。”[22]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一词，在英文版中却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主要有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全书出现22次）、Universal History （18次）、the World's History （14次）、World-History （4次），并且除了少数几处例外，字首都用大写字母来表示。中文译者也许是为了中文表达的习惯或方便，这些不同表述几乎都统一译成了“世界历史”。另外，今天英语世界中普遍用来表述“世界历史”的用语world history，英文版《历史哲学》中却没有出现。笔者认为，不同的书写形式应该具有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在西方史学界具有universal history传统的背景下，应该把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与universal history区别开来，因为这两个概念所表达的两种历史，具有不同的编撰理念。可以说，在西方历史传统中，“普世史”比“世界史”具有更多的哲学思考，更关注人类精神的发展和人类的共同命运，同时也具有更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

黑格尔把普世史的发展看作一种阶段性渐进，因此他在探讨世界历史的进程时，提出了普世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以“自由”意识为根本主旨的原则的发展过程中，普世史表现出阶段性渐进。……第一阶段是“精神”汨没于“自然”之中，……第二阶段是它进展到了它的自由意识。但它与“自然”的这种最初分离是不完善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它直接脱胎于纯粹的自然状态，随后仍与“自然”相联系，仍然是一个受“自然”影响的本质的关联因素。第三阶段是精神从这个仍然有限的和特殊的自由形式，提高到了纯粹普遍的形式；在这种状态中，精神的本质获得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三个阶段便是一般进程的基本原理。[23]

黑格尔对普世史进程三个阶段的抽象概括，与他关于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论述相一致，是“自由”意识的不断发展，但这一过程也是自主的“民族精神”不断通过扬弃而超越自我的过程。因为“精神”在世界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一定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为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世界历史所要记录的就是各“民族精神”的活动。一切“世界历史民族”都取得了自己的文化成就，这些成就虽然不同，但却是符合理性的不同。因为在它们当中可以发现“统一”的特质，它们仍然保留了同一的东西，即都与思想的“理性”和“自由”有关，与“思想”有同一的根源。因此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民族的具体精神必定会通过自我扬弃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走向一种“整体的联系”。对于这种转变，黑格尔说：

我们必须明确承认，一个民族的具体精神，并且因为它是“精神”，只能从精神上来理解，即通过思想来理解。正是这种具体精神引导着那个民族的一切行为和方向，而且它专注于实现自我——实现其理念和具有自我意识，因为它的伟大事业就是自我生产。但在精神方面，最高成就是自知（self-knowledge），一种不仅达到直觉而且具有思想的进展——一种明确的自我观念。这种最高成就，它必须而且也注定要去实现，但实现之时也是它解体之时，同时也是另一精神、另一世界历史民族、另一普世史新时代的兴起。这种转变和联系引导我们走向整体的联系——世界历史的观念就是如此——这是我们现在必须更加仔细思考的，也是我们必须予以描述的。

因此，“历史”一般来说就是在时间上“精神”的发展，犹如“自然”是在空间上“观念”的发展。

因此，如果我们大致瞥一眼世界历史，我们会看到一幅巨大的充满了变化和各种事务的画面，其中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个人在动荡中相继交替。[24]

黑格尔认为，特定的民族精神必定要发展到普世精神，因为“精神”的特定形态不仅要在时间上自然地从世界中消逝，而且也要在意识的自觉活动中被扬弃。因此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就是：

“精神”为了使自己成为客观的，并且使它的客观存在成为思想的对象，因此一方面它破坏了其存在的确定形式，另一方面又对它所包含的普世因素获得了一种理解，而且由此对其固有的原则赋予了一个新形态。这样，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就被改变了，就是说，它的原则提高到了另一个事实上更高的原则。……一个民族也是同样地经历着，直到它所体现的“精神”达到了普遍性阶段。这里面包括转变当中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必然性。……对于在一种必需的阶段性渐进过程中激励各民族的“精神”来说，它在各个连续阶段上所具有的各种原则，只是一种普世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步骤，通过这些步骤，普世精神才能够提高和完成自身，并成为一个自我理解（self-comprehending）的“总体”。[25]

因此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进程其实就是普世精神的实现过程，由普世精神所外显的普世史也成了一种世界历史的最终结果。

上面就是黑格尔从“时间”角度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论述，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他从“空间”角度是如何阐述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

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中，‘精神的观念’在其实际化身中表现为一系列外在的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自称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民族。但在自然存在的方式里，这种存在既属于‘时间’范畴，也属于‘空间范畴；并且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所体现的特殊原则，同时这一原则本身也成为一个自然的特征。‘精神’为自己披上了自然形式的外衣，使其不同的特定阶段具有不同的独立存在。”[26]因此他在论述了抽象的“民族精神”变迁之后，对“民族精神”赖以滋生的地理环境也进行了探讨，即从“时间”范畴转到了“空间”范畴。

黑格尔把世界分为旧世界和新世界，新世界就是指晚近发现的美洲和澳大利亚。但他认为，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旧世界才是世界历史的舞台，因为地中海在旧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组成旧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本质的联系，并且构成一个整体。……同样，地中海是把全球四分之三的地方联系起来的因素，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因此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因为正是它给予了旧世界生存的条件和活力。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不可想象。[27]

这样，黑格尔把美洲、澳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排除在了世界历史之外。他认为美洲只是属于未来的国土，在那里，世界历史的重担将在未来的时代呈现出来，因此这种未来之事不属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至今为止在新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音——一种外来生活的表达”。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他认为这一地区处于封闭状态，与世界其他部分没有联系，处于黑暗之中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之光，没有变动或发展可以展示。因此包括美洲在内的新世界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不属于世界历史这个舞台。

那么，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亚洲和欧洲扮演了什么角色？他说：“亚洲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即起源之地。美洲确实是一个西方世界，但总的来说，由于欧洲处于旧世界的中心和终点，因此绝对是西方，而亚洲绝对是东方。‘精神之光’从亚洲兴起，因此世界历史也从这里开始。”[28]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光”包括一切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然而这些原则的发扬光大则在欧洲”，欧洲是历史的终点。

黑格尔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行了论述之后，便从时空交织的视角作了综合性总结，于是描绘出了一幅这样的世界历史图景：

世界历史从东方行至西方，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历史有一个确定的东方，即亚洲。外在的、物质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在西方落下：相应地，自觉意识的太阳也从这里兴起，散播出一种更为壮丽的光芒。世界历史是对未受管束的自然意志进行规训，使它服从于普世原则并赋予主观的自由。东方从古至今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一切人”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第一种政治形式是“专制政治”，第二种是“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第三种是“君主政治”。

……在东方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一种实现了的理性自由，它自我发展但尚未进展到主观的自由。这是历史的童年时期。……希腊世界便可比作青少年时期，因为这里有了个性的形成。……第三阶段是抽象的普遍性的领域（其中社会目的吸收了全部个人的目的） ：罗马国家，也就是历史的成年时期的艰辛劳作。……日耳曼世界在此发展点上的出现是世界历史的第四阶段。与其他人类生活的各个时期相比较，这可以说是老年时期。“自然”的老年时期是虚弱，但“精神”的老年时期是其完美的成熟和“力量”。[29]

这幅世界历史演变的纵横交错的图景，正体现了黑格尔的整体历史观。这种整体史观虽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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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shop Otto of Freising，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D，Translated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New York： Octagon Books，Inc.，1966，p.123.

[2]Bishop Otto of Freising，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D，Translated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New York： Octagon Books，Inc.，1966，pp.322－323.

[3]Ibid.，p.93.

[4]Bishop Otto of Freising，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D，Translated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New York： Octagon Books，Inc.，1966，p.324.

[5]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Introduction： Otto of Freising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Bishop Otto of Freising，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D，p.4.

[6]M.Bossuet，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Translated by Mr.Ephilstone，New York： Robert Moore，Bookseller，1821，pp.11－13.

[7]Ibid.，p.121.

[8]M.Bossuet，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Translated by Mr.Ephilstone，New York： Robert Moore，Bookseller，1821，p.315.

[9]M.Bossuet，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Translated by Mr.Ephilstone，New York： Robert Moore，Bookseller，1821，p.405.

[10]Patrick J.Barry，“Bossuet's‘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20，No.3 （Oct.，1934），pp.260－280.

[11]Bruce Mazlish，“terms”，in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ed.，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Palgrave Macmillan，2005，p.22.

[12]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1页； Immanuel 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Translation by Lewis White Beck，from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thics/kant/universal-history.htm。

[13]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2.

[14]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p.17－1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9页。

[15]Ibid.，p.19.

[1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p.22－25，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2—26页。

[17]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30.

[18]Ibid.，p.39.

[19]Ibid.，p.48.

[20]Ibid.，p.39.

[21]Ibid.，p.47.

[22]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63.

[23]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56.

[24]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p.71－72.

[25]Ibid.，pp.77－78.

[2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79.

[27]Ibid.，p.87.

[28]Ibid.，p.99.

[29]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Revised edition，translated by J.Sibree，New York： The Colonial Press，1899，pp.10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