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的西方文明史教学

西方文明史教学在美国的兴起与美国人的欧洲观发生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美国人的欧洲观发生重要变化的分水岭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关于“西方文明”的课程在美国大学中广泛开设始于1917年，并在战争结束之后演变成必修的西方文明史通识课程，这一课程此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劳伦斯·莱文（Lawrence W.Levine）在《向东看：西方文明课程的历程》一文中就认为，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的兴起，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眼光重新转向欧洲的结果。因为美国参战后，联邦政府希望开设一门通识教育课程来帮助人们理解美国参与欧战的原因，这门课程就是后来“西方文明史”的开端。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孤立主义在美国盛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美国在战争期间恪守中立政策，直到1917年4月才最终参战。而孤立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源，主要在于美国人对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差异的认知。北美殖民地在摆脱英国而获得独立后，美国人决心创造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新世界，美国文化也逐渐走出英国文化的阴影而形成了具有不同于欧洲文化的独特性，并逐渐形成了“新”美国与“旧”欧洲的二元对立观念。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这种对立观念时指出：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在与一个讨厌的“他者”对比中确立了自己的信念认同。美国的对手总是自由的反对者。在独立时期，美国不能在文化上与英国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必须在政治上与英国不同。英国体现了专制、独裁和压迫，美国却代表了民主、平等和共和主义。直到19世纪末，美国把自己确定在欧洲的对立面。欧洲是过去：落后、不自由、不平等、具有封建主义的特征、君主制和帝国主义。相比之下，美国是未来：进步、自由、平等和共和。[1]

因此，王晓德教授认为，“美国社会上的孤立情绪起源于美国人对欧洲文化的一种消极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欧洲形象导致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欧洲存在一种鄙视心理，他们在感情上势必无法接受与欧洲为伍的事实”。[2]在美国民众普遍存在这种观念的背景下，广泛开设关于“西方文明”的课程来强调美国文化与西欧文化的联系，以及树立美国作为欧洲“自由”、“民主”等理念的继承者和维护者的形象，将有助于让美国民众理解美国为何参战以及为何而战。

由此可见，美国大学中关于西方文明课程的开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和战争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的教育和特训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Special Training）就在全国各大学建立了“学生军训团”（Student Army Training Corps），要求学校开设一门跨学科的“战争问题课程”来讲解战争发生的根本和直接原因。当时具有威尔逊主义观念的美国政府，要向美国民众传递这样一种观念：这场大战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斗争，它关系到未来会是一种怎样的文明。美国参加协约国阵营是为捍卫民主和自由而战，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则代表了专制和野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师的讲授便充满了宣传色彩。例如在密歇根大学，克劳德·凡·泰恩（Claude Van Tyne）教授关于德国的一系列讲座标题是“独裁政府如何训练其臣民”、“世界强国之梦”、“超人”、“没有道德义务的国家”等，而爱德华·特纳（Edward R.Turner）教授则向学生宣扬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而德国人则缺乏这种精神。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院长艾伯特·克尔·海克尔（Albert Kerr Heckel）则认为，这门课程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解释欧洲具有民主理念的各民族如何与条顿民族进行斗争，以此揭露德国人丑陋的真相。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感到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存在着道德力量在起作用。其结果是，可能历史的讲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将是一种倡导。”而教育和特训委员会对这门课程的目的更明确地表述为：“通过让军训团成员理解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理解我们的战斗对于文明极为重要的原因，以鼓舞他们的士气。”[3]

此类课程（课程具体名称在不同学校有差异）一开设便受到了欢迎，校方也因此受到鼓舞，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于战争需要的以西方文明为主题的“战争问题课程”并没有终结它的使命，而是被改造成了一种“和平问题课程”，面向大学新生开设。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一课程在1919年秋开设为“当代文明”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要求大学新生必修。当然，这里的“文明”是单数，“当代文明”指的是“当代西方文明”。“当代文明”课程的主要目的是： （1）使学生认识到其所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重大影响因素； （2）纵览当代西方文明的历史背景； （3）对当代西方突出的问题提出思考； （4）使学生理解其自身所处的文明并更有效地参与其中； （5）为学生在大学课程的早期阶段提供客观材料以利于其进一步的学习[4]。从这些教学目的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史课程在战争结束之后便很快找到了其在和平时代的现实出发点，并保持了其爱国主义的教育目的。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为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其实早在战争之前，美国大学中的核心人文学科课程就面临着改革，人们认为强调美国史的教学只会给学生带来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是从其天然的基础（欧洲史）中分离出来的，是一种悬在空中的历史。因此，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的课程来取代以往的课程，但用什么新课程来取代则感到迷惘。这样，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背景下出现的“西方文明”课程强调与欧洲文化的联系，很快便使教授们找到课程改革的出路。劳伦斯·莱文对此评论说：“这些事件促使美国人向东看，以一种在其大部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强烈意愿回顾欧洲，并且促进了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归属感。”[5]于是，西方文明史在一战后被作为长期的大学核心人文学科课程在美国确立起来。

西方文明史课程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大学中成为广受欢迎的一门通识课，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凝集美国国内社会团结的需要。在美国这样一个由移民构成的社会，族群和种族差异造成的紧张影响了社会团结，西方文明史课程则在大学教育中提供了一种加强统一和同化的力量，使不同族群意识到，他们有着使其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历史文化传统。这正如历史学家卡洛琳·路吉（Carolyn Lougee）所说：“从文化上来说，西方文明课程的理想是同质化和规范化：它对年轻人进行社会化，把他们从具有排他主义背景下不同传统的人，培养成为一种在思维和行为上具有统一标准的人，而这应该是美国日益壮大的受教育阶级的特征。”[6]那么，西方文明史课程是怎样起到这种团结作用的？这一课程中所宣扬的自由进步史观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教授们最初编撰有关西方文明史的教材时，曾经遇到一个难题：如何处理欧洲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既不能以英国为主，亦不能以法国为主，更不能以德国为主，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其中所处历史地位处置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该国及其在美国移民的不满。然而，恰好此时兴起的自由主义史观给西方文明史的编撰者们解了围。自由主义史观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得到充分发展和运用。这种史观把欧洲史看作一部“自由”成长的历史，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由”演进的历史。这种史观与当时美国流行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观念一拍即合。同时，以这种价值取向来编撰的欧洲史也避免了以某个国家的历史为主线。这样，以自由主义史观编撰的西方文明史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直到50年代长盛不衰。以“自由”成长为主题的西方文明史教学，使学生们相信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由上可见，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大学的开设及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重要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符合美国社会的需要，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功能。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西方文明史渐渐不能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教学，其服务于美国社会的职能便下降了。这样，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通史教学开始蚕食它的领地。

当然，美国的西方文明史教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向衰落，并非全然是新世界史（全球史）教学兴起这一外在因素冲击的结果，而从本质上来说主要在于这一课程从理念到内容都渐渐与时代不合拍，其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并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威廉·H.麦克尼尔的批评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史观就像早期基督教史观那样，把历史的发展看作由“自由”（上帝）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支配，因此他说：

这种自由主义的、进步的世界历史观（以及它的对立面）是对基督教圣经故事的一种天真的世俗化。“自由”取代上帝成为超自然的支配者；享有特权的自由民族在人间所扮演的角色，正是神圣救赎剧中分派给虔诚基督徒的角色。[7]

其实，早在1974年麦克尼尔就在其《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对美国史学界以自由主义史观来编写欧洲史进行了批评：

欧洲史是自由的历史。虽然现在的历史学家很少有人接受这个观点，但这个简单而不再令人十分信服的观念仍然支配着英语世界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在关于欧洲史的教材和标准课程中，这种观念按时代顺序被分配到了欧洲的不同地区中，这种做法只能被解释为沿用了以往历史学家的信念（虽然沿用者不再相信这种信念），认为在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记录中，最重要的是逐渐取得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这种信念一直弥漫在美国人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的长期存在。[8]

美国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已经内化到他们的日常思维当中，“欧洲史便是自由进步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但麦克尼尔的批评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推动这种观念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他说：

美国政府自1918年以来就公开支持如下观点：人民自治（popular self-government）是好东西，应该鼓励将它从世界上已经享有这种好处的地区，推广到那些至今仍没有建立起它的“落后”民族之中。其实，这只不过是把我们19世纪先辈们所提出的欧洲史观庸俗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声称，他相信民主自治是救治中欧和东欧国家贵族政治及军国主义疾病的良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个药方，除政治自由外还加上了经济发展，并将其适用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9]

因此，西方文明史课程中长期存在的自由进步史观，与美国政府对“自由”“民主”的推崇与倡导也密不可分。但麦克尼尔认为，1918年之后的历史表明，美国所推崇的“政治自由”并没有迅速传播到那些原来没有“政治自由”的地方，世界并没有走向一个理想的“自由世界”。相反，一些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反而扰乱了当地传统的社会秩序，丧失了和谐传统；而欧洲国家的一些恶习，如秘密外交、军国主义、操纵舆论等也并没有消失，反而渗透到了美国。另外，世界上还存在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的思想家们到20世纪60年代不再对自由进步史观持完全认同的态度了。这样，以自由进步史观为思想支柱的西方文明史教学，也就逐渐丧失了其精神动力，因而走向衰落。因此麦克尼尔在分析西方文明史教学为何在美国衰落时提出，首要原因是：“任课教师对这门课程所要讲授的历史的价值丧失了信心”，[10]于是一些学校要么取消了它，要么将其改成了选修课，而同样对其价值丧失信心的学生们便不再选修这门课程。这样，这门课程即使开设，也不再拥有昔日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