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史”从广义来说是一种历史研究及历史书写的新视角、新方法，从整体观和联系观来编纂宏观世界史或考察微观个案，或者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来看待一些跨国历史现象，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全球转向”的产物。但是，在欧美国家，它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分支学科。因为欧美国家此前对外国史的研究，大多放在各种“区域研究”当中，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但是，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逐渐纳入欧美史学家的视野，于是，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或大范围历史进程日益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对这种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历史研究，很难置于原有的民族国家史学和相关“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之下。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起，首先在美国，以研究跨国历史现象为主要对象的全球史便作为一个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了。然而，他们在设立研究生培养项目和发展这个历史学分支学科时，大多数学校并没有用“全球史”作为这个专业的名称，而是用了“世界史”，因为他们过去原本就没有“世界史”这个专业或学科。因此，在欧美国家，以研究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特征的全球史，便用了“世界史”这个专业或学科之名。这也是欧美许多学者经常把“全球史”和“世界史”等同起来或概念互用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中国，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用的，它们之间应该而且也必须区分开来。因为中国已有一个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史”学科。只不过这个“世界史”以国别史和地区史为主要研究对象，顺便捎带上以国别史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经济文化交流史等，并且把中国史排除在外，因此它与欧美的“世界史”（全球史）内涵大为不同。从这一角度来说，借鉴欧美“世界史”（全球史）新的内涵、理论和方法来发展中国的“世界史”是必要的，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史学全球转向的必然。因此，如果在中国将全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置于“世界史”这个一级学科下来发展，可以丰富我们已有的“世界史”，弥补其中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世界史研究和学科的发展。

近年来，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在美国史学界，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来反思欧洲中心论和重新理解东西方关系，由此出现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动因的不同理论阐释，形成了几个全球史理论流派。威廉·麦克尼尔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杰里·本特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跨文化互动理论，因此麦克尼尔和本特利都将欧洲置于文明互动或跨文化互动的世界性网络中来理解，由此否定欧洲内在优越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中心、半边缘、边缘等概念工具来分析大范围的经济分工及其不平等关系，批评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阿布·卢格霍德则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了延伸，提出13世纪时便在全世界存在多个区域性经济体系，欧洲只是其中之一。菲利普·柯丁从比较英帝国在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地社会和大西洋奴隶贸易入手，将大西洋两岸的历史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开启了大西洋史的研究，之后大西洋区域成为史学家们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并与随后发展起来的印度洋及其他海洋区域研究，形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海洋区域史。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则从生态环境视角来理解欧洲扩张及其兴起，强调欧洲移民到达美洲和大洋洲适于生存的环境，并通过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强化了其生存条件，这是欧洲海外扩张成功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以彭慕兰、王国斌、贡德·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运用比较的方法提出，19世纪之前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没有获得超越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等东方国家的优势，但由于偶然的发展机遇推动了其19世纪的工业化，因此欧洲工业化和欧洲的兴起是偶然机遇带来的意外结果，而不是由于其内部具有某种优越性。

全球史研究中的多元性探索实践造成了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内部中的学术争鸣，但是，无论哪一流派，或者说全球史无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从跨国和互动的视野来审视历史是其共有特征。因此，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不同国家或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了全球史研究中的一条主线，而这种互动也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互动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涵盖不同文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生态等各个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有和平交流，也有暴力冲突，有平等交往，也有权力支配下的不平等互动。而且，“文明”观念本身也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中发展起来和传播开来的。本书所涉及的文明互动，远不及这些互动中的冰山一角，仅是笔者近年来从全球史理论出发对文明互动所做的一点初步思考。

文明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因此对于文明互动的研究也涉及多个学科。就历史上的文明互动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都进行过探讨，但至今为止，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文明互动，即把“文明”当作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文明互动”主要指不同社会文化实体之间的互动。然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作为一种话语曾对世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并继续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因此国际政治学中的少数学者，开始从话语和观念的视角来看文明互动，这为我们探讨历史上的文明互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中对“文明”问题的探讨，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一是把“文明”当作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来研究，如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尽管当时的希腊和埃及还没有现代社会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因此这种研究是用论述者的“文明”概念套在古希腊社会和古埃及社会上，然后对这个社会文化实体进行研究，“文明”成了论述者披在某个社会上的外衣，文明互动也就成了贴着“文明”标签的社会文化实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广义的“文明”研究，文明史自其出现以来便是这种路径的研究，至今大多数文明研究的论著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另一条路径是把“文明”当作一种话语来研究，属于思想观念史的范畴。在这种研究中，“文明”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实体，而是当时人们的观念，这种研究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初显端倪，后来在福柯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文明研究的新视角，社会学界的科林斯（Randall Collins）和国际政治学界的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 Jackson）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是一种狭义的“文明”研究，论述者所用的“文明”是研究对象而非作者本人的“文明”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说，“文明史”便应该在有了“文明”这个概念之后才有这种历史。因此，从这一路径探讨文明互动史，应主要从思想观念的层面考察历史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文明”话语中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本身对“文明”观念（话语）建构的影响。本书第11—14章便是从这一研究路径和全球史的互动观出发所做的一种初步尝试。

中文“文明”和英文“civilization”在19世纪中叶之前是一对近义词，虽然“civilization”的含义比中国传统的“文明”含义要广，它可以用复数形式表示具有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社会，但这两个词汇最初都表示一种具有良好修养的道德和行为，同时也指具有这种道德教化的社会状态，以别于没有教养的粗野行为与社会状态。因此，“修养”、“教化”是“文明”和“civilization”两个词汇在对译之前共享的内核，而且这两个概念最初的使用，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群体或族群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对自身行为及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认知和文化认同，与“蒙昧”、“野蛮”相对应，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打上了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烙印。只不过，烙印的深浅程度在中国和西方大为不同。源于先秦中原地区的“文明”观念，在后来华夏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以其“德治教化”内涵造就了一个相对和谐的东亚国际秩序。然而，本来就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civilization”观念，在19世纪又被赋予了“自由”和“进步”等价值观的内涵，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非西方国家，发展成为西方国家运用于国际政治的一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服务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和霸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civilization”概念及其观念随着西方文化扩张而传播到日本和中国，“civilization”也由此译成了中文的“文明”。这样，中国的“文明”观念在晚清出现了嬗变。中国在19世纪末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中国固有的现代性追寻，其他非西方国家也遭遇了类似中国的经历，这种西方霸权下的“西方化”无疑阻碍了现代世界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文明互动是多维度的，生态领域的互动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互动而带来的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近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书的第16—19章便从理论到实证对这种互动作了初步探讨。克罗斯比是从生态视角来理解和解释欧洲扩张的开拓者，从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来解读欧洲扩张中发生的跨文化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世界性后果。他把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新旧大陆之间的物种和病菌传播称为“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这一表述由此成为描述这类现象的一个特定概念。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把天花带到美洲，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加速了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最终促使了大量欧洲移民和非洲奴隶来到美洲，从而改变了美洲的种族成分、文化和社会经济，尤其是在美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种植园经济——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多少与“始作俑者”天花有关，那么，1918—1919年的大流感，则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殖民网络造成了一场世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米诺效应”。1918年春天，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场流感从美国爆发后很快席卷全世界，一直持续到1919年夏天才基本结束。这场流感在全球造成死亡的人数，保守估计有2100万，也有人估计高达1亿，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死亡的人数。正是它的巨大破坏性，造成了地处西非的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死亡，使得尼日利亚人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粮食作物薯蓣而大面积改种劳动耗费较少的木薯，从此，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薯生产国。因此，在流感传播、世界大战和殖民网络体系中，尼日利亚的木薯种植具有了“全球性”的历史内涵，致使其具有这种内涵的互动链条是：首先发生于美国的流感，通过美军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将流感病毒带到了西欧，法、英、德等国军队很快染上流感。而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领，与英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肆虐于欧洲的流感也迅速随英军传播到了这里。结果，流感造成尼日利亚大量青壮年人口死亡和粮食短缺，使得尼日利亚人不得不改种木薯来维持生存。这样，流感病毒借助于世界大战和殖民网络体系，从美国、西欧传播到了尼日利亚，最终影响并改变了尼日利亚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这种“多米诺效应”式的互动和关联性，表明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地方性事件（美国发生流感）有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而地方性事件（尼日利亚木薯种植）也作为大范围互动的结果而具有“全球性”的内涵。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全球史理论和文明互动研究，原计划从全球史理论出发对文明互动做一个较为完整的阐述，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只好将一些已发表的相关论文稍作修改，并增加部分章节整理成这本书。因此，其中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刘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