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战略背景：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过渡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可以说，这是当时我党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所作的判断。我们过去的判断是基于：“21世纪的头二十年，虽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为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然而，随着如下重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与国内大环境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第一，从“9·11”事件到十年“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全球反恐的压力减轻，“中国威胁论”再次升级。2001年的“9·11”事件的确重创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战略。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俄国等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都是以此展开布局。“9·11”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首要威胁，才是它们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敌人。尽管过去美国曾经从各种方面支持过拉登的组织，但是，从全局战略出发，美国确立了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很显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所以，美国开始强调加强国际合作，也因此给我国带来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而2011年5月，以拉登被击毙为标志的反恐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使得美国重新获得了推进全球霸主的自信，美国全球反恐的重心有所调整。如今，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作为最大的假想敌来对待，“中国威胁论”也从单方面的经济崛起对他国的“威胁”，扩展到中国军事的“扩张威胁”，乃至于“中国的问题不是崛起不崛起的问题，而是：一个非民主与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的强大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二，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举步维艰，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处于恶化状态。随着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入死胡同，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华尔街众多大牌金融机构面临冲击，进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欧洲则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2012年以来，欧元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欧元区“防火墙”提高至7000亿欧元等，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援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是，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固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单纯实施财政紧缩只会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财政状况不可能出现根本好转。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根本解决，西班牙和葡萄牙债务问题再次突出，欧盟25国财政契约的可行性面临考验，欧债危机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欧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求各国在接受救助之后加快推进教育、司法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改善经商环境，吸引投资，彻底解决欧债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很显然，如此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必然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严重影响，受欧债危机久拖不决、市场需求萎缩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由2011年三季度的18.2％回落到四季度的6.5％，2012年一季度对欧盟出口则下降了1.8％，其中对德国下降了2.9％，对意大利下降了29.4％，下降幅度之大史无前例。2012年以来，中国外贸继续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延续了2011年四季度的下行态势，增速进一步降至个位数，只有7.3％，同比回落22.3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也是1999年以来同期增速的最低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除外）。

第三，世界政治处于剧烈的动荡时期，我国外交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无论是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是朝鲜政权更替之后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抑或是在中国南海区域频繁爆发的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对抗，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国际政治环境比我国过去想象的要恶劣得多、复杂得多。加上，临近大选之年，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墨西哥、蒙古、委内瑞拉、加纳、肯尼亚、马里、多米尼加、东帝汶、冰岛、塞拉利昂、莱索托、也门都要进行选举。而其中，美国、俄国与法国等大国的选举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我国的邻国，比如，韩国与蒙古等国的大选将直接影响与我国的对外交往。各种因素汇聚起来，这些都将对我国的外交事业带来重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我们关注新的变化动态，评估我们的政策导向，调整我们的外交战略。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竞争对手的兴起，全球某些制造产业从我国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的现象开始出现。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吸引外资的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加强对各类高污染、高消耗产业的限制，导致一些产业开始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比如，越南正以廉价土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免税等优惠条件吸引服装、鞋及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商。越南工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50至60美元，只有中国沿海制造业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如此低廉的成本，连中国本土的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

第五，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略东移对中国非常不利。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张旗鼓实施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动作频频。在外交上，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九天亚太行并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出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紧接着，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对话，切磋“海洋安全”，正加紧编织所谓的亚太联盟网。在经济上，美国以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美国重返亚太在于，以TPP代替APEC，“其他国家若想参与TPP，则须符合同样的高标准，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力及国有企业等。”在安全上，美国鼓吹“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含沙射影地说什么“新兴强国须与邻国建立起信任，在没有恐吓或胁迫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分歧。”美国试图要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同时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2009年发生的“无瑕号事件”（2009年3月8日，在中国南海专属经济区，中国渔民与中国渔政成功拦截驱赶美国海军间谍船“无瑕号”）就已经释放出美国力图借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强烈信号。进入2010年以来，从对台军售到美韩军演，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特征日益凸显。美国的政策调整也是希拉里讲话和美越军演的深层背景，也标志着美国的南海政策进入到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新时期。可以说，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之后，冷战思维出现重新抬头的危险。美国企图凭借自身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恣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

第六，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由失衡的增长逐步过渡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那么，未来的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如何攻坚克难、实现“二次腾飞”的问题。

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可以用“失衡增长”加以概括。我们过去的发展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增长”，忽视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经济增长关注的是物质财富的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而经济发展关注的范围与内涵更为广泛，不仅仅要看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效率是否改进，社会分配如何变化，乃至文化的变迁。总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增长了，才有可能考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当然，也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了，经济没有发展的情况，我们必须防止在我国出现这种恶劣现象。

经济增长在我国有目共睹，但是增长的失衡也日益凸显，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七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经济增长单纯地与粗放地依赖外需。第二，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第三，发展方式失衡，追求外延式增长，忽视了内涵式增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第四，城乡区域发展的失衡，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第五，增长与发展的失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趋紧，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第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第七，经济增长的收益没有被共同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

总之，如果我们认同——“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那么，如今我们要重新审视，探讨中国发展将从战略机遇期逐步过渡到战略挑战期，即我们提出：“战略挑战期主要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众多挑战和威胁，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同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威胁日益增大。

由此，我们建议：必须对我国面临的新的国际与国内环境要实时跟踪评价，对中国发展的大环境做出较为准确的总体判断。有必要采取措施，研究制定“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过渡”的相关对策。

从国内环境角度而言，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腾飞”，就必须告别失衡增长，逐步走向均衡发展，构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即：以经济发展为主线，政治体制改革为保障，社会整体发展为目标，先进文化为基础，以城镇化为载体，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构建新型的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文明。

从国际环境角度而言，第一，重视国家战略的研究，加大战略研究的投入。我们从美国战略的转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对战略研究的重视，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人力，反观我国，我们的重视不足，投入不够，人力不多，急切需要高层重视，加大投入，增加人力。

第二，深入研究各种“中国威胁论”，制定相应的化解措施，尤其要组织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有目标、有步骤地进行舆论宣传与引导。

第三，全面评估我国的外交环境，对各类外交风险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定期发布预警报告，特别要研究我国的整体对外政策，采取多种预案，强化外交的应变能力。

第四，关注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把握全球科技革命的新动态，对各类潜在的竞争对手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对已经在我国生根的产业要给予相应的扶持，防止大面积的产业外流引发的局部震荡。

第五，加强对外的公关工作。冷战后美国外交的特点之一是“内向化”，美国的具体外交决策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转移国内政治斗争的矛头，或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牵制。这在处理对华关系的决策和政策实施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所以，我们必须将我对美工作渗透到美国国内各个领域，加强对美国国内的影响。我国应当继续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增加他们对我国情况的了解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同时加大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直接与美国国会打交道，通过人大和政协的一些机构直接与美国国会的对口委员会联系，施加影响。加强与美国尤其是美国议员助手的联系，施加影响力。充分利用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与一些选区中有影响的政、商界人士和社会团体等建立联系，影响选民的态度，通过他们影响议员的态度和立场。继续加强对美国主流媒体的工作，应抓住时机，下大力气开展对它们的工作。

第六，完善我国政府跨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它包括决策层与各部门以及各部门间的协调的制度化、经常化。目前的对外战略已经跨越了传统的单一的外交战略，涉及经济战略、军事战略、宗教战略乃至意识形态的战略，甚至包括互联网安全的战略，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最高决策层和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其功能包括在重大对外问题上提供决策选择方案、协助中央协调各部门的意见、将中央的意图贯彻到政府各个部门，形成制度化的工作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