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演进

1.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演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赶超压力下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的确立遇到了国内资本极度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挑战，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必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排斥劳动力；农村非农产业基本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92年确立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市场机制日益发挥重大作用，市场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其中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发展快速而迅猛，大力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全面转型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带来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改革开放3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2165亿美元增长到3332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9.7％，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奇迹。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8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工业总量的最高份额，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稳中有增，第三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比值为10.1:46.8:43.1，产业结构正在向着合理化的方向演进。

以下，笔者对中国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阶段做进一步分析。三大产业产值比重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反映三大产业产值与就业关系长期推移规律的是所谓配第—克拉克法则。该法则揭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根据配第—克拉克法则，产业结构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大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有上升趋势；第二阶段，前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开始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由缓慢到快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缓慢上升；第三阶段，后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比重缓慢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点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第四阶段，信息化阶段：第一产业基本稳定，第二产业缓慢下降并趋于稳定，第三产业逐步进入饱和阶段，如图1—5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快速发展，在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同时，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8年以来，我国非农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71.9％上升到2009年的89.7％；相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基本维持在40％—50％的水平，第三产业产值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上升了18.6％。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调整，产业结构正在向着合理的方向演进。图1—6所示为1978—2009年中国三次产业和非农产业的结构组成及其变化趋势。

结合图1—6对比分析，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由特殊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演变并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长期演变形态，但整体向好的趋势已经形成。结合当前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的实际情况，可以初步断定，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应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后期阶段。

进一步，笔者以钱纳里模型考察这一进程。钱纳里等人借助多国模型回归出“标准的工业化结构转化模式”，依据GDP将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其中包括六个时期，见表1—2。

1978—1985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主要是在放权让利和市场引导下，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大幅增长，对我国畸形的经济结构进行了矫正。以人均GDP来看，类似于钱纳里标准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1986—1993年，是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1986年我国的人均GDP为1288.47美元，按照钱纳里标准核算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随后的七年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逐年递增。

1994—2002年，我国重工业再次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473.47美元，按钱纳里标准估算我国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2003年至今，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2010年霍夫曼系数达到0.40，2003年人均GDP为5016.70美元。按照钱纳里标准核算，我国开始全面进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即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由以上分析可见，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渐与国际接轨。无论是基于产业阶段划分理论，还是基于钱纳里标准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分析，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考虑到中国产业结构内部优化的空间还很大，就业结构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及较大的地区差别，可以判断东部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过渡阶段。

2.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乡社会结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结构主要反映在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和随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的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因城乡人口结构变化而呈现的快速城市化。

第一，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长期以来，中国也存在着落后的农业部门和相对发达的工业部门，符合刘易斯模型中描述的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高工资水平的工业部门不断吸引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低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因此，中国劳动力的城乡转移直接促进了二元社会结构的演进。下面笔者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城乡转移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及体制惯性影响，加之国内食品供给并不十分充足及大量知青返城等现实条件约束，各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采取了严格控制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入到城镇的规模变化并不大，大量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资料显示，至1978年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累计总量为3298万人，转移到城镇的累计仅为148万人，仅占累计总量的4.49％；到1983年时，转移累计总量为4912万人，转移到城镇的累计为572万人，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仅占转移人口总量的11.65％。五年净转移1614万人，其中转移到城镇的人口424万人，占净转移人口的26％，即意味着有74％的转移劳动力是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11]因此，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的典型特征是“离土不离乡”。

第二阶段﹙1984—1999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曲折阶段。从1984年开始，由于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同时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及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为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提供了条件和动力。这一时期“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大量出现，每年以上百万的规模向城市流动，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比重从1984年的10.56％增长到1989年的14.65％。其间，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政府采取严格控制农民外出务工，致使农村劳动力流动在80年代末期进入低迷时期。1992年之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国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政策逐步放宽，并提出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特别是1997年的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其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城市下岗失业问题突出，一些城市制定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迅猛，这些因素共同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到一个空前高涨的阶段。到1999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1.6亿人，已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33％，相比1989年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数增长了近1倍。总之，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离土又离乡”，而所谓的曲折性是指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过度控制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发生了积极变化，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相继出台了多项旨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法律政策，农民工政策有了重要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统筹城乡就业，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二是积极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诸多方面的配套改革，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三是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扩大工伤、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保护农民工正当权益。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服务和培训工作不断推进，农民工公共卫生服务不断完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两个为主”政策确立等等。在这一系列政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为5.14亿，当年从事农业的人员数为3.28亿，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为1.52亿，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为784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例分别为63.8％、29.5％和15.3％。到2005年，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达到最大，为5.46亿，当年从事农业的人员数降至2.99亿，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上升为2.04亿，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上升为1.26亿，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例分别为54.9％、37.4％和23％。至2008年，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下降至5.05亿，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为2.73亿，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上升为1.4亿，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比例分别为54％、39.5％和27.8％。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从2005年之后呈下降趋势；其二，农民工已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近1/3。[12]并且，随着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成为流动主体，由于其在流动观念、流动动因、流动行为、生活预期、与农村与土地的关系等方面已与第一代流动劳动力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将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应予以特别重视。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中国的就业结构随产业结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是70.5:17.3:12.2，到2000年为50.0:22.5:27.5。其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2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增长了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升了15.3个百分点；到2010年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6.7:28.7:34.6，第一产业就业比重10年内下降了近13.3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则分别提升了6.2个和7.1个百分点，城乡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见图1—7﹚。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

随着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特别是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人口向城市、小城镇转移，中国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见图1—8﹚，农村人口比重逐年下降，城镇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正在向着一元化方向演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升。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92％；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2％；2010年人口调查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1.3％，并且这种演变保持了稳定上升的态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功能与集聚能力大范围提升，城市面貌、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人居环境、城市发展理念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由以上分析可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也引致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及城市转移，导致了城乡就业结构的不断演变，推动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方向演进，同时也提升了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二）体制转轨、结构转型与中国人口转换

计划经济体制是在赶超的压力下确立的，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同时造成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导致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7％左右，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受到限制，农业发展受阻；城市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4％左右，消费品工业极度缺乏。二是市场制度不存在，价格扭曲导致行为扭曲。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导致了社会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传导机制不畅，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适应机制缺乏，人口、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压力与矛盾，通过计划调配被人为压制，政府感觉到压力，但由于价格机制扭曲，社会公众并不能很灵敏地感受到这种压力，并调整自身的行为。最终在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下，中国政府选择了计划生育政策，将过快增长的人口强制性控制下来。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机制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发展快速而迅猛，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全面转型和发展，推动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之间协调机制的重建。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家庭在获得生产决策自主权的同时，首先感受到人地关系的紧张与农村、农业资源的有限，并通过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来缓解这种来自资源短缺的压力，并通过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获取更多可支配的资源。其次，市场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确立了市场价格体制，并打破自给自足的局面，将所有家庭纳入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之中，家庭的生产、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家庭的资源禀赋，更取决于外部社会市场与条件；家庭成为整个经济体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的主体，根据市场价格提高要素供给，并根据市场价格指导消费行为。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是建立在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了资源的严峻挑战，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人口规模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通过市场释放出来；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产业结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很大的背景下，“民工荒”问题的不断出现与蔓延也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和劳动力结构显现出来。这一系列的变化通过劳动力市场价格传递给每个家庭，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与教育投资。此外，工业化带来的消费攀升和有限资源相对价格的不断上升，对家庭的生育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人口自我控制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其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可见，体制转轨、结构转型与中国人口转换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了劳动力转移与流动，劳动力转移与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又促进了人口转换。

（三）结构转型、人口转换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

1.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第一次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13]拉尼斯和费景汉扩展了刘易斯模型，将二元经济发展分为两个转折点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或几乎为零，劳动力对工业部门的供给为无限弹性。随着劳动力逐渐转入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规模的不断扩大，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边际生产率不为零的劳动力继续向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工资的持续升高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两部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阶段。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产生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提高；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移产生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殆尽，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此时，两部门工资水平都由市场来决定，该点又被称为商业化点。

关于中国“民工荒”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讨论。蔡昉、王美艳、王德文等人﹙2005，2011﹚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从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工资增长与工资趋同情况、人口红利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论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一些学者则认定中国农村仍然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孙自铎，2008；赵显洲，2010﹚，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仅仅是一种结构性短缺，是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的阶段性现象。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劳动力年龄结构、社会经济结构转换特点，可以判断中国已靠近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这一点的基本特征是：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4000美元的水平，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工资上升、传统部分的条件有所改善、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些特点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都已经出现。[14]本书课题组分别在2007年、2008年、2010年组织西北师范大学“三农”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和部分研究生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的三次社会调查中都发现，劳动力比较富裕的中西部地区，能够外出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全部外出，劳动短缺与工资上涨越来越明显，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关于这一论点，本书第三章将进行详细论证﹚。但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受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惯性等问题的影响，这些结构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问题，这也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论不止的原因之一。

2.当前及未来中国结构转型与人口转变的主要矛盾

中国由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各种结构性转换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第一个结构性矛盾是10—20年内的人口转换，即中国劳动供给增长率下降、劳动力总体规模在不久的将来将开始下降、老龄化的加速。虽然劳动力规模的减少减轻了中国的就业压力，无疑会对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这种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对正处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经济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劳动力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社会保障压力等问题，中国的储蓄规模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投资规模，人口红利的消失对增长的压力等。

第二个结构性转换是向工业化高级阶段迈进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中国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资源短缺、环境困扰和劳动力年龄结构急剧变化，都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必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换，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水平提升是工业化向高级阶段迈进必需的条件。但现阶段中国的资本积累依然有限，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技术水平人才缺乏，自然资源严重短缺，要素禀赋结构不能对产业提升产生很大的支撑，进而对推动二元结构转型产生较强的推动力。

第三个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压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市的带动与辐射功能也不断提升。但一方面将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相比较，2010年二者的比值为1.096[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远远低于工业化进程。[16]同时受二元体制的影响，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依然过着候鸟一般的流动生活，不能在城市稳定地定居下来，构成庞大的流动性社会群体。特别是作为中国庞大的产业大军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对城乡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第四个结构性矛盾是中国的体制改革还处在不断深化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依然没有排除，但随着新的一系列结构性转换，对体制转换提出新的改革要求。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资本市场的培育与完善等压力依然很大，城乡二元体制问题正在改革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