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非洲土著造物头饰

作为所谓“非洲艺术的典范”，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头饰：女性胸像》，一直被摆在重要位置展出，这是非洲造物被西方文明所“艺术化”的重要实例。

这尊黑非洲几内亚的纪念雕塑，在西方文化看来，它是具有化装舞会（masquerade）风格要素的作品。所以，在大都会的作品简介当中说，“这种雕塑形式是来自几内亚作为D’mba的化装舞会之主要要素”。但是，化装舞会也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往往具有虚拟的性质，而黑非洲部落的仪式活动则是半神半人的，也更多具有巫术的原始性质。

图2-1 几内亚《头饰：女性胸像》（19—20世纪，巴嘎人文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所谓D’mba，在黑非洲被认为是普遍的母亲：她由于下垂而平坦的胸部，其实是代表了她已是多年的母亲，暗示了她会无私地去哺育婴儿，这里面也有“生殖崇拜”的意味。在非洲文明当中，这个对象被认为是女性的理想化，她的权力与美貌，成了巴嘎社会（Baga Society）达及顶峰的时代标志。

然而，在各种黑非洲艺术介绍当中，这尊胸像却被当作了“抽象化”的代表作品。按照西方艺术学者的阐释，之所以是抽象的，乃是由于“现实主义与物理模仿，并不是非洲艺术家们的目标。许许多多的非洲艺术都是以其视觉抽象作为特征的，或者说与再现的准确性是相背离的。艺术家通过革新的形式与组合来创造性地阐释人与动物的形式。这种抽象的程度是来自于理念化的自然主义”。^[1]《头饰：女性胸像》以其抽象形式的胜出，就被当作非洲艺术的最理想的例证之一。然而，西方人大量使用“崇尚抽象”、“拒绝再现”、“呈现自然主义”的时候，恰恰忽视了，他们是多么愿意用“西学”来阐释非洲，非洲艺术竟然是按照西方艺术观念与实践被“塑造”出来的。

图2-2 几内亚《头饰：女性胸像》（19—20世纪，巴嘎人文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直到20世纪50年代，盛装出席的D’mba，仍由女性舞者扮演，在非洲文明当中还在持续。当时这种演出，仍出现在许多公众场合当中，这些场合演示的是个人与群体成长的标志性事件，比如婚礼、出生、苏醒、祖先纪念、种植与丰收节日。这种西方人眼中的“盛装舞会”，绝不是西方贵族的聚会仪式，而是非洲文明的“活化石”，是非洲部落活动的延续。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无神论政权的建立，这种活动在几内亚绝迹，80年代中期又开始得以复苏。当然，原始人的仪式活动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那些被西方人当作雕塑的作品，其实是原始活动的工具而已，顶多算作是仪式活动的产物。

“万物有灵”的信仰，构成了非洲文明的思想基石，在原始森林当中的树、河、石乃至动物，都被当作超自然的力量而加以崇拜，各种敬神活动也被非洲先民所实施，在拜物仪式里面被当作雕塑的面具必不可少。早有研究者进行了划分，这些面具包括狩猎面具、祭拜面具、割礼面具、葬礼面具和纪念礼仪的面具。所以说，各种类型的造物被用于不同的目的，既有负责繁殖的偶像崇拜，也有治病与杀敌的拜物教，还有象征死亡与分娩的人物造像。

图2-3 非洲巴马娜无名艺术家《舞蹈服饰》（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藏

下面的这尊《舞蹈服饰》在非洲叫Ci-wara，代表了巴马娜（Bamana）思想当中的重要动物—羚羊，这种动物是权威人物的象征，这个道具为男性舞者所佩戴。男女舞者配对舞蹈，象征着土地与动物的生殖力。男女舞在非洲文明当中，其原始活动都是综合的、动态的，而被西方人当作艺术品的则是割裂的、静态的。非洲造物的材料有木质的、柳条的、稻草的、象牙的、兽皮的、布质的、金属的，而且，不同材料之间又形成了无尽组合，西方鉴赏者却选择了具有“审美特性”的那几类与那几样。除了原始宗教与崇拜造物之外，家庭用品（如用餐的勺子与睡觉的头枕）、战争武器、农业用具（如纺织的线轴）、奏乐乐器都被当成艺术品。就像音乐被西方人视为艺术的一部分，但在非洲，音乐过去只是日常生活或仪式生活之有机组成部分而已。

图2-4 秘鲁莫切（Moche）马镫陶盉（400-700年），美国印第安博物馆藏

在欧美社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展览，最终确定了非洲艺术的稳固身份。从19世纪末开始，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搬家”趋势，那就是从人类学博物馆当中，把非西方的各种造物，搬运到艺术博物馆当中。这种迁移，其实是出于文化上的理由，因为过去被当作人类学抑或民族志的非西方对象，在西方艺术观念大规模“入侵”之后，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在1935年3月19日，在纽约的MoMA曾举办过著名的“非洲黑人艺术展”（African Negro Art），这场展览在艺术史上可谓影响深远。有趣的是，在这次展览的“简介”当中就明确指明：非洲黑人艺术以其“审美形式的纯熟技巧”、“对材料的感受力”、“自然主义模仿的自由”及“恣肆的想象力”，成了现代艺术所效法的偶像。^[2]这是由于，非洲造物被用以反抗欧洲古典的再现传统，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灵感来源之一。爱泼斯坦的工艺、毕加索的雕塑、蒙德里安的绘画，都不仅显现了黑非洲艺术的形式特征，而且也可被视为是对非洲艺术的致敬。

这里存在着一种双向作用：一方面，西方艺术体系将来自黑非洲的造物纳入其自身当中，将其作为“艺术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是黑非洲艺术也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激发力量与灵感来源，就像东亚艺术对印象派有着类似影响一样，非洲艺术对于欧洲艺术界也形成了塑造作用。

从艺术史来看，毕加索接受“非洲风格”就有一段集中时期，那就是1906年到1909年，这段时期被称为“黑色时期”（Black period）。^[3]一般而言，大家都非常熟悉毕加索的“蓝色时期”与“玫瑰色时期”，而相对忽视了非色彩取向的“非洲时期”。随着巴黎博物馆堆满了法国殖民黑非洲的造物，1907年的毕加索在特罗卡德罗宫（Palais du Trocadéro）的民族志博物馆发现了来自非洲的启迪，“立体主义”风格也滥觞于此，可参见他在该年创作的《女人胸像》《母亲与孩子》和《擎臂的裸像》。艺术史家也早已确证，诸如非洲的《祖先雕塑》之类的人工制品，对于毕加索立体风格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

非洲风格的影响，并未囿于“黑色时期”，而对“立体主义”风格成熟后的毕加索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932年，毕加索又创作了大型雕塑《女人头像》（Head of Woman），在纽约MoMA定期展出，成了毕加索的经典雕塑作品。这尊雕塑就摆在毕加索1932年的杰作《镜前女孩》之前。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毕加索就重新开始了雕塑创作，而此前他只是醉心绘画而中断了雕塑二十年。其中，非洲雕塑的风格仍很明显，尽管这座雕塑是以毕加索的年轻友人作为原型的，但是艺术手法却并非是纯然欧洲的，只要比照一下它与《头饰：女性胸像》的那个大鼻子就可见一斑。这座雕塑的图片首度出现在未来主义刊物《米诺牛》（Minotaure）上面，未来主义者宣称毕加索也属于他们的一员。但实际上马蒂斯才是“改派”的雕塑大师，他同样深受非洲文化的影响，他本人也喜爱收藏非洲造物，这些都是黑非洲对现代主义的影响通道。

图2-5 毕加索《女人头像》（193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与中国早期文明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玛雅人的“世界观中，亦把世界分为三层，由宇宙之树串联不同的层次，人通过树和其他的工具可以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宇宙树上有鸟，鸟也是人神的重要助手；玛雅的陶器和艺术品中的动物也有很大的重要性，而动物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也是沟通不同世界的助手”。^[4]玛雅文明的大量造物，如今都被当作了欧美艺术博物馆当中的上乘之作。在墨西哥城的人类学博物馆当中，这些造物被大量精美地展示出来，显示了原始“巫文化”对于玛雅的深刻影响，或者说，被视为艺术品的玛雅造物，其实都是来源于“巫文化”活动及其产物，而并非是西方文化所体认的那种艺术品。这就导出了一个问题：被西方称为“原始艺术”的东西，真是艺术吗？

图2-6 玛雅文化人物造像，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