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之仪生平经历概况

1.李之仪生卒年及家世背景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其生年据曾枣庄先生《李之仪年谱》[1]考证在1048年，其卒年据邓子勉考证在1127年[2]，活了八十岁，本书从其考。李之仪的父亲叫李颀，“蹭蹬禄仕，敝车羸马”（《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可知仕宦并不显达。其母田氏，沈括为她写了《长寿县君田氏墓志铭》（《长兴集》卷二九），从中可知她也是山东人，“以其亲者事其姑，漱纫洗涤必身任之”，“其治家甚严，事至于无所欺”，贤惠孝顺，勤俭持家。

2.李之仪的籍贯

《姑溪居士前集》卷五十《李氏归葬记》云：“李氏世葬沧州无棣。自先祖出仕，从于楚州，即卜以葬。”由此可知，李之仪祖籍，为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从祖父起迁居楚州（今江苏淮安），李之仪长大成人、求学、结婚均在楚州。张耒是李之仪的同乡和甥辈，他在《送李端叔赴定州序》中就记载说：“某为儿时，从先人于州学宫，始见端叔为诸生。”（《送李端叔赴定州序》卷四十）李之仪在宋朝那样一个重文重科举的时代，又生于一个仕宦家庭，从小就自然地走上了苦读诗书，通过科举登第仕进的人生道路。

3.李之仪的妻室

李之仪的妻子叫胡淑修，字文柔。据《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记载，胡文柔是常州晋陵著姓大族人家的小姐，富有才学。其中写道：“嘉祐中，尝从其祖母入内廷，见于柔仪殿，中宫拊之曰：‘是乃胡氏有学能文之女乎？’后因上元节，御宣德门观灯，命妇皆在侍，又顾胡夫人曰：‘能文之女何不来？’文柔适在后，遂呼出而赐冠帔。”可见，胡文柔的才学在当时的贵族社会早已闻名了。另外《墓志铭》中还说：“上自六经司马氏，更及诸纂集，多所终识。于佛书则终一大藏。作小诗歌词禅颂，皆有师法。而尤精于算数。沈括存中，余少相师友，间有疑志，必邀余质于文柔。屡叹曰：‘得为男子，吾益友也。’”可见胡氏才学之博赡，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遇到疑难尚要“质于文柔”，胡文柔算学也是极为高妙的。

这样一个有才学的女子，也并非刻板之人，她还相当机敏，有智谋，《墓志铭》中记载范纯仁病重，自知不起，传门生李之仪于榻前，口授遗表，李之仪笔录，并呈报皇帝。范纯仁去世后，李之仪又写了一篇“行状”歌颂范纯仁生前行迹及其功德，《范纯仁传》言，纯仁长子范正平曾因事得罪蔡京，“及（蔡）当国，乃言正平矫撰父遗表，又谓李之仪所述《纯仁行状》，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伫之意。遂以正平逮之仪、克明，同诸御史府”。李之仪就这样因文字而得罪，被抓捕在监狱里。而《范纯仁遗表》被认为是“矫撰”，胡文柔听说范纯仁生前曾“手创表稿，偶寄于姻家”，如果得到此份“表稿”，自然可以驳倒蔡京“矫撰遗表”的诬陷。胡文柔未敢惊动“姻家”，而是重金买通其家佣人，然后径直入室，开箱取稿，得到了这份“表稿”。这个证据惊动了朝廷，虽未完全为李之仪脱罪，但有力地回击了诬陷之词。

胡氏还贤淑持家，《墓志铭》说她亲自缝纫衣服，抚育小姑直至嫁人，对公婆十分孝顺，待婆母如自己的亲母亲，曾衣不解带地服侍公公，观婆母遗像便潸然泪下，料理公婆的丧事；在李之仪俸禄不足时，“能使不足为有”，巧妙安排用度，“谨甘旨，均有无，脱粟不自厌，而门内无闲言”。

她还得到了苏轼的信赖和尊重。《墓志铭》记载：“比通家，则子瞻命其子妇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属其子妇，持以论难，呼为法喜上人。子瞻既贬，手自制衣赆，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我复何憾？”苏轼在《答李端叔》中赞道：“叔静云：端叔一生坎坷，晚节益牢落。正赖鱼轩（夫人的代称）贤德，能委屈相顺，适以忘百忧。此岂细事？不尔，人生岂复有佳味乎？”（《苏轼文集》卷五二）

李之仪与胡文柔“四十年伉俪”，甘苦与共。胡氏去世，李之仪饱含深情地写了《墓志铭》，说：“且复所履历，皆人所不能堪，亦人人之所甚难，又多缘我而致，加之闺门之外，或不及遍知，苟非亲为直书其事，则九原之下，所深负矣，辄榄涕而铭之，尚恨有所不尽也。”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李端叔条目说：“郡娼杨姝，色艺见称于黄山谷诗词中，端叔丧偶无嗣，老益无聊，因遂蓄杨于家。已而生子。”杨姝乃是当涂的歌伎，在胡文柔去世后，李之仪纳杨姝为妾。大观四年李之仪写的《李氏归葬记》（见《文集》卷五○），说自己有幼子尧光四岁，则尧光即生于大观元年（1007），亦即李之仪原妻卒后两年，为杨姝所生。由《李氏归葬记》知大观二年、大观四年杨姝又生有二女。

4.李之仪的仕途及生涯

A.早期为官

李之仪在二十多岁及第后，便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总览其仕途，其实并不如意，而且颇为坎坷。李之仪及第后入官四明，四明罢官后，经某太守举荐任万全县令。元丰六年，高丽王卒，杨景略为祭奠使，辟李之仪为书状官，出使高丽。

B.元祐年间在京阶段

元祐年中，由于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苏轼等人皆被起用，元祐元年至三年，苏轼均在京城，元祐四年三月苏轼出知杭州，元祐七年苏轼还朝，元祐八年九月苏轼出知定州。苏轼在元祐元年与黄庭坚在汴京会面，二人虽是初次见面，但书信往来已经多年。随后与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李廌交游唱和，为一时之盛况。而此时李之仪正在京为枢密院编修。《东都事略·李之仪传》曰：“少力学，举进士，元祐中为枢密院编修官。”正是在这一阶段，李之仪成为苏轼文人集团的一员，虽不在四学士和六君子之列，但也和苏轼等人交游甚密，曾与苏轼等十六人集驸马王诜西园，旧题米芾《西园雅集图记》曰：“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苏轼有诗《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篇，读至夜半，书其后》，也是这一时期写的。

C.入苏轼定州幕府

元祐八年（1093），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旧党均被贬谪，苏轼出守定州，邀李之仪佐幕，四十五岁的李之仪入苏轼定州幕府，次年，苏轼因语涉讥讪，贬官岭南。

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云：“今朝廷士大夫相与称说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苏先生守定武，士愿从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请于先生，而苏先生一日言于朝，请以端叔佐幕府。苏先生之位，未能进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张耒集》卷四八）秦观《送李端叔从辟中山》诗云：“端叔天下士，淹留蹇无成，去从中山辟，良亦慰平生。”（《淮海集》卷四）李之仪《跋戚氏》云：“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加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定州安抚使。开府延辟，多取其气类，故之仪以门生从辟。”（卷三八）

苏轼在定州任职仅为半年，但在定州的生活给李之仪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李之仪的《跋戚氏》云：“（苏轼与幕僚）五人者，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竟，按前所约之地，穷日力尽欢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伎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一月内接到三通贬谪之令，最后被贬到惠州。已知时运不济，前途未卜，故将所藏书画分送友人。苏轼《次韵李端叔谢送牛戬〈鸳鸯竹石图〉》当作于临别之时，诗中可见二人情谊，“闻君谈西戎，废食忘早晚。王师本不陈，贼垒何足刬。守边在得士，此语要而简。知君论将口，似予识画眼。笑指尘壁间，此是老牛戬。平生师卫玠，非意尝集甲作常理遣。愬君定何人，未用市朝显。置之勿复道，世俗固多舛。归去亦何须，单车度殽渑。如虫得羽化，已脱安用茧。家书空万轴，凉暴困舒卷。念当扫长物，闭息默自暖。此画聊付君，幽处得小展。新诗勿纵笔，群吠惊邑犬。时来未可知，妙斲待轮扁”。

D.范纯仁遗表事件

离开苏轼定州幕府后，李之仪曾任原州通判，元符二年（1099）因曾入苏轼幕府而罢官，这是李之仪第一次被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一十一载，元符二年（1099），“权殿中侍御史石豫言：‘监内香药库李之仪，因苏轼知定州荐辟管勾机宜文字，之仪既为奸人心腹之党，岂可更居此职，欲令有司放罢。’”次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徽宗为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招任一批被贬谪的旧党，李之仪亦在其中，被命提举河东常平。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二日，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卒。卒前数日，呼诸子于前，口占遗表，“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李之仪又为范纯仁作《行状》，歌颂其生平事迹。

李之仪代范纯仁写的这篇《代范忠宣公遗表》，曾传诵一时，“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姑溪居士前集》卷一三）徽宗亦以范纯仁忠言恳挚，奖誉有加，谥“忠宣”，并赐墓碑之额曰“世济忠直”。

但《遗表》中“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等句则刺痛了蔡京等新党当权者，于是在范纯仁去世后他们把私愤发泄在了范正平、李之仪的身上。

《东都事略·范纯仁传》云：“纯仁口占遗表，命其门人李之仪次第之。纯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附会，言纯仁遗表，子正平与李之仪撰造，以为非纯仁意。正平与之仪皆下御史狱。”他们诬陷李之仪与范纯仁的儿子范正平合伙撰造《遗表》来辱骂新党，因此制造了一起文字狱。《范纯仁传》言，纯仁长子范正平曾因事得罪蔡京，“及（蔡）当国，乃言正平矫撰父遗表，又谓李之仪所述《纯仁行状》，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伫之意。遂以正平逮之仪、克明，同诸御史府”。蔡京是捏造罪名来打击异己，假公言以泄私愤。

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任次日即焚元祐法。八月，诏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人子弟，“并毋得官京师”。九月，立元祐奸党碑，苏轼、范纯仁、李之仪等均在列。十二月，禁元祐学术。臣僚上言，范纯仁谥“忠宣”未当，诏：“定议、复议官各罚铜，其神道碑令颖昌府毁磨。”又次年，蔡京乃罗织罪名，逮范正平、李之仪入狱。

据《宋史·李之仪传》：“徽宗初，提举河东常平。坐为范纯仁遗表，作行状，编管太平。”狱解后，李之仪编管太平（即今当涂），这是李之仪第二次贬官。李之仪作《柏台自述》四首，有云“谁谓纯诚无感格，会逢公议报私仇”，或即刺蔡京。

E.编管太平州的生活

李之仪出狱，编管太平。时当溽暑，举家南徙。《胡氏墓志铭》载：“余既南迁，文柔相迎于御史府，顾余泣且喜日：‘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乃丰悦过于常时，岂不以之介然耶？我当与君俱贬所，未必恶也。’遂同涉闤阓，止旅邸，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陆趋良劳，又方庚伏中，且久雨，奈何？遂附运粮空舟以行。而舟敝，上不能蔽，果大霔至，加雨衣相拥覆，兼昼夜者六七……”

太平州故治在今安徽当涂县城。之仪至太平，居姑熟。因家临姑溪，乃自号“姑溪居士”。

李之仪自出仕后，官职就一直不高，这次，李之仪又因撰写范纯仁遗表、行状，得罪了蔡京，被逮捕入御史台监狱，遭遇了与苏轼性质相同的文字狱，受到编管太平州的处罚。在短短六七年间，李之仪竟遭受了三次仕途挫折，两次牢狱之灾，这与苏轼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次受贬谪罢官，乃至于要“永不起用”，惩罚是很严重的。此时李之仪已经五十五岁，作《次韵渊明归去来兮词》（《后集》卷一三）：“归去来兮，吾其老矣何时归？悟凫鹤之长短，鉴断续之哀悲。怅野马之过隙，虽绝足而宁追。予行年五十有五，盖知五十四年之非。”

到了当涂后，李之仪可以说是祸不单行，第一年便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暑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妻亡，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年初，则癣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与祝提举无党启》）。真是祸不单行。

罢官时的李之仪，心理是复杂的，他在《罢官后稍谢宾客十绝》云：“过从顿谢懒尤添，倦卧终朝不卷帘。晚饭都无官米气，始知身已是苍黔。”总共十首，初写了被罢官的不适应，后又对自己劝慰。李之仪《又谢仲辉启》（卷一五）叙其谪居当涂：“自触骇机，上蒙恩贷。迁之善地，假以余生。方逮系之初，骇闻中外；及既行之后，孰不嗟叹！方辞缧绁之艰，遽览溪山之胜。实畴昔愿到而不可得，岂羁累所在而辄见投？”

《与赵仲强兄弟手简》（卷二五）：“衰暮沦落，如在井中。奄奄未绝，时于缺甃间望见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无一援之而出者！……十年漂泊，亲戚朋友号畴昔之厚者，或近在咫尺，或便道吾庐，尺纸之不通，与来略叙寒温，既见而不情之语如涌至，掉臂而不顾者，往往而然！”

李之仪诗《次韵王性之见寄佳句》中云：“白首何堪堕牛李。”杂感《书牛李丰》曰：“使德裕不以前日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得琏老庄僧书》云：“本无去来强萦缚，亦非颠倒随倾挤。”

可见其谪居当涂的复杂心理，有不适应，自己从仕途中就此退出，成为一介平民百姓，而且“永不起用”；有庆幸，逃脱牢狱之灾，来到这样一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地方；可是现实残酷，自己年纪已大，又面临生计问题，而又无一援手。同时他又深感自己无辜做了党争的牺牲品。

李之仪有“十年采石寄漂蓬”（《访采石臻山主不遇》卷九）之语，那么他闲居姑溪的时间长达十年左右。其《跋山谷二词》中又说“比迁金陵又二年”之言（卷三九），则李之仪晚年一度迁居金陵。据《送郑颖叔入京序》：“予得罪，居太平。既归，道金陵，乐其江山风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间以事来太平，久之，遂有生游死葬之意。邂逅贵溪郑君颖叔，为州学教授，时得一接语，则魁然若不可得而同，渊然若不可得而测。徙家焉，乃屡从之游。而予所舍，适在天宁寺侧，颖叔投闲多过其地。”由此可知，李之仪编管太平住了几年后，安家在金陵，之后又回到太平居住，《胡氏文柔墓志铭》中说：“今得卜于太平州当涂县藏云山之致雨峰下，遂迁先人先妣以葬，而以文柔从葬。”那么他后来把先人坟也迁居在当涂，而他自己也葬在此地。

崇宁三年（1104），李之仪五十六岁。这一年，重立元祐党人碑，入籍者达三百零九人，李之仪亦在其中。崇宁四年（1105），其五十七岁，这一年二月，妻胡文柔病故。五月，宣布解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七月徽宗手诏：“应上书奏疏见羁管编管人，可特与放还乡里，仍令三省量轻重，具名立法闻奏。”九月，大赦天下。诏：“元祐奸党，久责遐裔；用示至仁，稍从内徙。应岭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得至四辅几甸。”李之仪也应该在量移之列。

崇宁五年（1106），这一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宋徽宗下诏：“应元祐及元符未系籍人等，迁谪累年，已定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李之仪在这个时候获官职为玉局观提举，有诗题为“再领玉局。昔东坡翰林作诗送戴蒙，有‘玉局他年第几人’之句。后自岭外归，遂领玉局。予复官亦得之，坡今亡矣。怅然有怀”（苏轼元符三年（1100）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李之仪《李氏归葬记》作于大观四年（1110），后署“朝奉大夫管句成都尉李之仪谨记”，那么复官即受此职。但是《姑溪集》中未见其去成都的记载，大概这只是一种虚衔，而无实际的职能。

政和三年（1113）李之仪又因杨姝事除名，这是李之仪第三次贬官。《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载：“（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成都府玉局观李之仪除名勒停。……其之仪子令随母，已补假将仕郎补牒追夺毁抹。淮东提刑司勘到之仪与杨姝逾滥及信凭杨姝所生男为己子增岁乞补。”《挥麈后录》记云：“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赏。会蔡元长再相，（郭）功父知元长之恶端叔也，乃訹豪民吉生者讼于朝，谓冒以其子受荫，置鞫受诬，又坐削籍，亦略见《徽宗实录》。杨姝者亦被决。”

《挥麈后录》又载：“久之，其甥林彦振摅执政，门人吴可思道用事于时相，予讼其冤，方获昭雪，尽还其官与子。”林摅为其姊夫林邵之子，字彦振，曾任中书侍郎，《宋史》有传。吴可字思道，是李之仪的门生。《宋会要辑稿》说：“政和六年（1116）遇赦复官，再领成都玉局观。”[3]“再领”二字，说明冤讼昭雪后，官复原职了。

李之仪十余年间闲居在姑溪和金陵，过着居士的生活，人生转向了另一个境界，或许也是因祸得福。他流连于水光山色、名胜古迹，并与当地僧人、雅士交往。为了生计，家中还种了田地。而这些生活的经历与体会，又自然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

交朋会友，时有欣遇。他曾会周邦彦、贺铸。《张氏壁记》：“崇宁四年立春日，会（张）德夫西轩。风回日暖，日转窗明，竹影动摇，梅花凌练。德夫烧御香，觉夫点团茶，听美成弹《屐霜操》。相顾超然，似非人间。”《跋小重山词》：“右六诗托长短句，寄小重山。是谱不传久矣。张先子野始从梨园乐工花日新度之，然卒无其词。异时秦观少游谓其诗有琴中韵，将谓予写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宁四年冬，予遇故人贺铸方回，遂传两阕。宛转绎，能到人所不到处。从而和者凡五六篇，独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继者次第之。”

有乐事可以吟咏。《杂咏》：“人间所乐宁过此，一事都无有俸钱。更向丰年观割稻，须知身是地行仙。”“老呼稚舞报丰年，极目黄云欲际天。旋捣新粳供晚饭，只愁闲梦搅安眠。”有时也难免苦情，《庄上书事》：“住础犹蒸湿未休，悬知雨意未全收。只忧场上芽生稻，不厌田间水拍沟。”

李之仪所处的时代，既是文化盛世，同时又是一个外临忧患——辽、西夏的入侵，内孕危机——冗兵冗官、积弱积贫、党争不断的时代。

李之仪一生辗转南北，游历丰富，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生漂泊不定、命运难以把握的痛苦。他曾经融入元祐诗歌创作的洪流，与苏轼文人集团的诸君相交往、唱和、切磋，友朋相呼，唱和应答，为一时之盛况；又曾追随苏轼于定州幕府，陪奉左右，亲睹一代大师的风采。既经受过贫穷与窘迫，又体味过闲适与愉悦，一生可谓丰富多彩。李之仪一生勤于创作，将人生的足迹、生命的体悟融会于作品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资品味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