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胡晓明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偏处处。东西南北皆欲往，

千山隔兮万山阻。春风吹园杂花开，朝日照屋百鸟语。

三杯取醉不复论，一生长恨奈何许。（韩愈《感春》）

正如史家所指出：安史乱后，中国社会由开放与向外，转而内敛。社会危机因素麇集于内，一直难以自我调适。藩镇、宦官与朋党，成为中央王朝试图弥合而终未能的离心之力；其他诸如社会奢靡崇尚与城乡沟壑、士人的结党营私与功利取向、复杂的地域、宗教、族群间的认同冲突，以及知识传承与意义生产的典范转移，更内在深切的士人内心深处修行与随俗、虚矫与真实、内外与本末、绝望与希望等多种因素此起彼伏、互为因果，激化了民族及个人身体与灵魂的多重危机。盛唐时代所积累的正能量，诸如文质相炳焕的文化理想、倾全力经营西北的目标方略、开明尚贤的政治制度、开放进取的士人生命，以及合内外本末为一的儒家文化之刚健精神，在新的时代脉络里，终于面临重大挑战。

刘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初盛唐的儒学与文学》之后，余勇可鼓，又续写了更复杂而波澜起伏的中唐。他进一步在更大的知识领域发展了他在博士论文中的焦点论述，即：“文儒”，如何成为文学与思想的接口。这回，他自设了一个重要命题：在新的时代危机面前，文儒的成立如何可能？

在我看来，刘顺找对了题目。接下来的中唐，确实使“文儒”更加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中唐文学的珍贵价值即在于它所承载的独特的思想，即文儒们回应危机的心态、观念、生活方式与艺术。这些珍贵价值不应只是成为一种文学的社会背景，像我们原来在大学里学文学史时所说的那样，作为文学的外在世界而谈论。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与文学论述中，总是过多强调了这样一种历史的背景与历史诸多因素及情境的必然与本然，过多在文学史著中铺叙了文学家与文学现象如风随影的被动演出，而忽略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一个主人，即作为文学家的“思想”的主体，是如何主动参与历史、调适文学、建构意义的。“思想”没有作为一个叙述的主体，亮相出场。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写的《先秦文学思想研究》的小引里，我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几乎没有人怀疑，了解文化史、思想传统，对于了解文学史的必要性了，但是本书的写作方法依然显得有点特别。一般只当作背景、前提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这次索性进到里面去，成为本书的主题，真正的主人大大方方出场了。……本书企图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先秦文学，并非想为先秦文学争取更大的地盘，而是深知只有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照明先秦文学里头的活的精神生命。我总固执地相信，研究中国文学的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思想的中心，一层一层透出去，而不应只是从分散的文体、语言、风格、作家的研究，再慢慢地综合起来。没有思想的文学，只是僵死的文学、幽暗的文学……（《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小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当时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今天这番话拿来品题这本书，却也以为恰当自然。刘顺做到了“思想”作为主体，大大方方地出场，做到了从文化价值的中心，一层层透出去，也做到了真正以此照明中唐文学的活的精神生命。

这就是我读来十分振奋的地方。我从近年来像刘顺这样的不少年轻学者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学研究，如何提炼问题意识，如何真正一步步走出五四新文化对文学精神生命遮蔽的种种努力。

再回到文章开头引的韩愈那首诗。

韩愈的《感春》诗，像做梦一样向往着一个春花满园、百鸟鸣啼的所在，却万千阻隔难往。在晚清，这首诗也同样引发了不少心灵敏锐的诗人士子的深切感动。据《石遗室诗话》载，辛亥前一年，即1910年，在北平，陈曾寿与徐思允、傅岳棻、许宝蘅、杨熊祥等人，组建诗社，各有和《感春诗》多首。陈曾寿的一首是：“春之来兮自何所？雪澌冰泮兮悲故处。众人熙熙登春台，欲往从之意忽阻。今我不乐诵书史，其骨已朽空自语。骄气淫志何益身？漫掷幽忧付来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很有新意的和诗里，不是春之易逝引发感伤，也不是春花胜景阻隔难求，而是“春”之来自何所，成为一个颇为值得疑问的问题；在众人熙熙、不加思索地登春台的时代潮流面前，诗人迟疑，欲往却回、先迎后拒，一团迷乱与困扰。尽管“春”未来之前的“故处”，使人依恋，教人缅怀，然而其骨已朽，尽是骄气淫志，也无益于身心的安顿。这首感春诗所表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晚清士人心态：对旧物故人的顾盼守护与渐失信心，对新事新理的疑惧交加与爱恨重叠，“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而1910年春天的北平，大革命前韩愈诗学的激活，无疑点亮了晚清士子回应时代巨变的心绪闪爆。

然而无论陈曾寿的晚清感春与韩愈的当年感春有何不同，其基调是相同的：“我所思兮在何所？”即如何在一个迷乱的时代，安顿身心，止泊灵魂？刘顺分析韩愈的上引诗中“一生长恨”：

自然是人生道路选择的自我质疑。虽然，在唐人乃至更早的儒者那里，如此的质疑与痛苦屡见不一见，但在类型化的情感传递中，却难掩儒者在面对出处、行道与挫折、理想与现实等问题时，追问而不得其路的痛苦与焦虑。儒者如何在挫折中调整安顿自我而又不失儒者情怀？如何在“货与帝王家”之外，另辟出路而又能彰显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卑之无甚高论，因其根本，而尤难回应。幽怀难遣的诗人，只有在杯酒醉乡中才能忘却当下的身份，暂获解脱。

我这样一边读，一边联想到韩愈身后两千年的陈曾寿感春诗，想到其中所包含的未能明言的心境与意念，这样去探测诗人文学家的“思想”，有意义么？

文学与思想是什么关系？我们常常看到某种认识论的理解，文学受思想影响而形成某种思潮，如古文运动形成某种宗旨，如文道合一，或者文学观念形成一些诸如文质、形神、意境、尚奇、求怪等现成的理论或美感范畴，但是我更欣赏刘顺在这本书里常常提到的一个词：“安顿身心”。“文学”是一些活生生的人，“思想”也是一些有温度、有感应的心灵，作存在的探询与人生的理解。尤其是文学家如此敏锐深情，在招架来自历史时代各种主要的力量，在回应一个破裂世界的种种冲突时，他的身心所遭受的苦痛与自我疗治，一一透过文字，将这一过程写下来，展示给自己，也告诉我们这一身心自我复苏与疗治的过程。

所以，我读这本书的另一个感受是，我没有看见作者囿于现成的思潮或范畴，而是潜入中唐文儒安顿身心的体验与写作的艰难过程之中，很深很广泛地潜入，从政治的争斗、军事的烽火、经济的账本、礼乐的钟鼓，到服饰、宴别、墅园、山林、乡村，与语言、文章、意象……大场面与小镜头，群像与特写，气场全幅徐徐展开，有一种与时代思想感同身受的共振。其中的“思想”具体而真切，包括：社会、伦理、思想，一层比一层深切的危机是如何包围着中唐文儒群体的？外儒内释道二元化的中唐士人思想方式是如何成为一种笼罩身心的存在焦虑？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同样体验与政治中心离异的区隔感受，然而因人而异的表达又经营着什么样的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生命反思？创造了什么样的空间体验诗意？韩愈、李翱以何种姿态与方式超克士人立身处世本末内外破裂的时代难题？宋儒接受韩愈的过程为何“孔颜之乐”逐渐成为主要的观照视角？等等。在作者的笔下，“中唐的文学与思想”这个命题，一点点面目清晰起来，鲜活起来，从僵硬现实的套套中走出来，从向来的思想是思想、文学是文学的人为区划中走出来，走向一种新的融合。

这就是我从这本书里感受到的第二个欣喜的收获。

最后，从陈曾寿与韩愈感春诗的对话中，我想起陈寅恪，想起他关于宋代文化的一个大判断：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同上引，《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刘顺《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与逻辑归宿，正是陈寅恪先生的这个思想。由盛唐之浪漫高华，中经中唐的时代危机，终于在宋代重建华夏人文世界之庄严高贵与美妙，知识人心灵由此而得到身心安顿与灵魂止泊。如何真正消化外来文明，如何圆善地解决本末内外的分裂，更具体的，知识人如何不自卑又不狂妄，皆是为中古中国与现代中国共有的大课题。这样一来，中唐之中，百代之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思想的信息，又岂是中唐本身所限，又岂是文学辞章小道所有？而“我所思兮在何所？”的唱叹生情之中，所包含的生命体验与想象、憧憬、苦痛、希望，又岂是韩愈或陈曾寿们所特有？至于全书内容细节之丰富与启示，此区区序文，又不及其万一也。

201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