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部门法哲学促使部门法制度创新

哲学是爱智的，哲学追求智慧，并且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哲学作为智慧的源泉，给人以无穷的智慧，能够使人智慧聪明起来，这样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是无前提的，不接受任何给定的东西，不受任何束缚，哲学解放思想，给人们以思想自由；哲学是打开奥秘的金钥匙，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给人们以哲人之石，金石亦为之而开；哲学是方法论，是最有方法的，哲学就是要告诉人们以方法，否则就不是哲学而是教条。法律之所以带有一个“法”字，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方法，同时它又带有一个“律”字，说明它不是特殊的方法，而是能够成为规律的方法，有规律的方法其实就是哲学上的方法。在哲学的孕育和启示下，部门法哲学会方法多多。部门法哲学的宗旨在于使部门法聪明智慧起来，能够想方设法，不断地创新方法，去有效地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哲学是人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它追求自由；哲学思维是辩证思维，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是批判的、革命的。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不拘一格、多元开放的，是与时俱进、新新不已的。部门法哲学能够为部门法的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源泉。有了新哲学，才会有新理念，有了新理念，才会有新规则，有了新规则，才会有制度创新。理念的创新总是走在规则创新、制度创新的前面。如我国《破产法》的制定就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破产法名正言顺地实施了很长时间，并且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但在我国开始有人提议制定破产法时，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主要理由就是社会主义企业是公有财产，公有财产是不允许破产的，否则，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破产法，就必须首先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于是有些人很费口舌地四处解释宣传，说破产法不是“破产”法，它通过实行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企业，胜出优秀企业，重组生产要素，盘活生产能力，促进社会生产，因而是生产法、再生法、发财法。当人们思想观念改变以后，破产法才顺利出台。又如有限责任公司，它把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分开，公司责任与个人责任分开，个人仅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仅以公司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这种制度安排减少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激发了人们的冒险精神，提高了人们投资创业的积极性，有利于聚集社会资本从事重大项目建设，因而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所以，马克思、施瓦茨等人都对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作过高度的赞扬。如马克思认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6]施瓦茨也指出：公司完全是一种法律的创造物，正是公司制度，使人们能够聚集起对这个大陆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智慧，随着公司数量的激增，迅速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7]

部门法哲学不仅要掌握本部门法的理念，而且要把所掌握的理念准确、清晰、系统地法律化、规则化，法律是用规则体现理念，用规则实现理念。这就是规则的创新。如果达不到这一步，那么法哲学就混同于哲学，没有体现出“部门法”几个字的特定内涵，没有尽到“部门法”几个字的特殊职责，也就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因此必须指出的是，部门法的哲学化，不是为了哲学消化法律，而是为了使部门法与哲学链接起来，求得哲学的最后论证和最高支持，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法律化、规则化，最终回到部门法本身。比如平等，法律不仅要有平等的理念，而且要把平等准确地法律化、规则化，如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年满×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法律是规则，法律规则永远是部门法哲学的起点和终点，部门法哲学要服务于法律规则，是为了使法律规则保持优良或更加优良。部门法规则优良与否，直接反映出部门法哲学水平的高低。

哲学能够高屋建瓴，洞明世事，指明方向，这有利于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有部门法哲学的统率才能进行制度创新，而且这种创新才是守正出奇的创新，是真正的创新。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研究不可谓不深不细，但许多人就是跳不出来，“不识庐山真面目”。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根本的一点是许多人缺乏哲学素养，不能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想得清。而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如此，当然也有许多原因，但根本的一点也是邓小平同志有哲学素养，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早有先见之明，在1979年时他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8]但一直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谈不上解放思想。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思想为之解放。当“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的决议和宪法以后，才最终予以确立。哲学总是让人豁然开朗，真相大白。如果邓小平同志不从哲学的高度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还被束缚在计划经济的观念中，就不可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进而许多记载和表述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就无法制定出来，即使制定出来了也是形同虚设。

部门法哲学要为部门法的规则创新、制度创新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统率。否则，规则创新就可能扭曲变形，制度创新就可能离经叛道。如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说起来很复杂，似乎也很深奥，但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爆发，就是忘记了基本的哲学，人生哲学，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说的，以为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谨慎放贷。但人们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在人的贪欲的放纵下，银行也会盲目放贷，以“零文件”、“零首付”的方式向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人放贷，酿成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所以许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根源于人的贪欲。这也告诫人们，要有效地克制人的贪欲，必须加强监管。此次金融危机告诫人们，人生哲学是法律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