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与翻译文学的发展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文化全球化”、“媒体文化”、“网络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图文化”、“信息文化”等概念甚嚣尘上，充分说明了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且多元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令翻译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景观。我们暂且择取新世纪对翻译文学有着重要影响的四大文化语境，即“网络文化”、“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来探讨中国翻译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变化。但是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以上所指文化特征并不是新世纪特有的文化现象，而是在20世纪末以来处于萌芽状态，并且发展非常迅速，在新世纪已经成为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文化固有的传承性和延续性特征使得任何对它的主观切割都是片面和错误的，但是为了阐述的方便，本书将这些文化现象的突出表征及其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主要放在新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来详细阐述。

“网络文化”——网络文化是20世纪末以来传播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渗透到人类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并引发人类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的革新。网络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开放性”，它打破了纸媒文化一直以来受控于社会意识形态，以创作者和出版商的意志为主而以读者大众为辅的信息阅读和传播方式，不断消解和颠覆着主体或权威，模糊着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界限，无限延伸着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成为现代社会主体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主导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引发社会文化思潮的不断革新。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无疑受到了网络文化的强烈冲击，引发了文学生产链条上各个环节的相继更新，在当代中国社会，“网络文学”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化、媒介文化、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等文化形态合力推动的结果，它在文学创作语言、创作技巧、创作题材和体裁、审美取向、文学传播和接受方式等方面都与长期以来主导中国文学系统的精英文学形成强烈对比，消解传统精英文学的同时，创造着网络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经典。

网络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不可估量的。中国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网络文化的强大冲击，在翻译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第一，网络文化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生产形式，即翻译行为的网络化，也称网络文学翻译。传统的文学翻译是以纸张或计算机文档为信息载体，以字典或百科全书为翻译工具，以纸笔或键盘为翻译用具，以官方或出版方指定的专业或资深译者为翻译行为主体，以官方或出版方审核通过的外国作品为翻译内容的翻译方式。而网络文学翻译一改传统的翻译行为方式，是以网络多媒体为信息载体，以网络翻译软件为翻译工具，以鼠标键盘为翻译用具，以普通大众为翻译行为主体，以参与网络翻译行为的普通大众自由选择的任意题材和体裁的外国作品为翻译内容的翻译方式。可见，网络文学翻译在翻译主体、翻译信息载体、翻译内容、翻译工具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学翻译形成很大反差。同样，由于翻译主体不同，网络文学翻译和传统文学翻译在翻译方法，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作质量上也与传统文学翻译有所不同。传统文学翻译译者多为专业或资深译者，在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丰富，翻译理论素养高，技术纯熟，在翻译方法和策略选择上能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体意识形态有效地结合起来，翻译质量可靠，译作认可度高；而网络翻译文学译者多为匿名的翻译爱好者，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有知识经验丰富、理论素养高的，也有仅凭兴趣爱好信手涂鸦的，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有细细斟酌的，也有天马行空，不拘策略和技巧，只求尽情享受翻译过程之乐趣的，因而网络翻译质量也参差不齐、良莠有别。

第二，网络文化促进了翻译工具的变革。传统文学翻译工具多为字典、参考书、百科全书等纸媒读物，但是网络文化的兴起将翻译工具由纸媒变成了网络，翻译在线词典、搜索引擎、在线机器翻译、翻译论坛、翻译博客等网络资源、网络翻译软件、网络翻译工具等，在很大程度上为网络翻译主体提供了便捷，特别是为非专业的网络译者和翻译经验尚浅，技巧略显生涩的翻译新手提供了很大帮助，网络的超文本和超链接性使得网络译者能够自由地在文本和翻译工具之间自由转换，自由链接，将人工翻译和在线机器翻译自由结合，随心所欲地生产出愉悦大众，甚至只为愉悦自己的译作来。网络翻译工具辅助下的网络翻译行为提高了翻译生产的速度，扩充了网络翻译主体的容量，丰富了网络译者的翻译经验和体会，提高了网络译者的翻译水平，进而促进了网络翻译文学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但是由于网络翻译工具本身尚在发展中，网络译者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网络翻译工具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填补网络译者翻译水平的不足，保证网络翻译作品的质量。网络翻译工具也无法从根本上代替人脑的工作，自身还有待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第三，网络文化改变了翻译文学的存在形态，推动了翻译文学的网络化。一直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存在形式都是以纸媒为主要和唯一载体的。网络文化的发展革新了翻译工具，改变了翻译行为，网络成为与纸媒相辅相成的又一翻译文学载体，从而形成了中国翻译文学的网络化，改写了翻译文学的存在形态，扩充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内涵，使得网络翻译文学与纸媒翻译文学并存，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的主要存在形态之一种。如今，当我们探讨中国翻译文学时，不再单纯地仅指以出版社发行的摆在各大书店货架上的纸媒翻译文学，还包括存在于广阔的互联网空间的网络化的翻译文学。

第四，网络文化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网络化接受和传播。中国翻译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方式遵循这样一个传统，即以官方、出版机构和译者为意识形态主体，贯穿整个翻译文学从引进原文到生产、发行和传播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链条中，读者大众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少数专家学者等能够在报纸或期刊杂志上撰文发表见解，对翻译文学的过程和质量进行讨论和评价。网络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极大地激发了网络大众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与网络译者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公平地互动与交流，网络参与的匿名性质也使网络大众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见解，与译者进行即时性的积极互动，有些网络读者甚至踊跃地一试身手，主动参与到翻译过程中去，与其他译者进行公平竞争，一比高下。这样，网络文化语境下翻译文学的网络化接受消解了网络翻译文学译者和读者的界限，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评价体系，培植了网络大众强烈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批评意识，促进了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乃至文学翻译批评整体的发展。然而，虽然网络批评大众中不乏专家学者、资深译者、翻译批评家等，但是相当一部分网络大众的专业水平、批评意识、评价能力等都比较有限，所以在翻译评价上难免有失偏颇，在批评力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欠缺，甚至出现宣泄性或人身攻击性质的批评，在网络上进行口水战，削弱了网络文学翻译批评的力度、信度和公众认可度。

网络文化还促进了翻译文学传播的网络化。传统翻译文学作品的传播是借助出版社、出版机构、书店销售等手段进行的，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监督的纸媒翻译文学作品，但是翻译文学的网络化扩大了翻译文学的传播渠道，使网络成为翻译文学传播更为直接、迅速的传播媒介。网络翻译文学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容量，最便捷的方式，最低的成本，将翻译文学传播到各个角落，这一系列过程只需要鼠标的轻轻点击即可瞬时完成。翻译文学的网络传播与纸媒传播的角逐也愈演愈烈，有些翻译文学作品，在官方译本尚未出版之际，就有网络译本提前推出，被广泛传播和阅读，在最大限度上满足了网络读者大众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欣赏乐趣。网络传播在求快的同时，难免会疏于编辑、校对、挑选和判断，将良莠有别的翻译文学作品一股脑倾倒给读者，让读者在海量的信息中失去甄别判断的能力，使拙劣和错误的内容得不到适当的监管和制止，以至以讹传讹，造成读者思想上的混乱。

第五，网络文化还促成了翻译文学的“去精英化”。传统翻译文学的创作、批评和发表是资深译者、翻译家和文学家的专利，他们几乎垄断了翻译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成为了精英群体，而有志于此的翻译文学爱好者或译者即使有优秀的译作，也会因为出版发行的问题无法与读者见面，更不可能参与到翻译文学的评价体系中去，翻译活动的大众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以及网络文化的本质特点、形态特征、传播特点等有力地促进了翻译文学的大众化和“去精英化”的发展道路。网络文化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需要产生于他们之中并反映他们真正客观需要的作家，而不是高高在上所谓的精英作家。这种“去精英化”的网络翻译文学创作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译者和读者，改写了翻译文学的经典，极大地拓展了翻译文学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全民参与型”的翻译文学发展态势。

综上所述，网络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它促成了中国翻译文学翻译行为的网络化，翻译工具的网络化，存在形态的网络化，翻译接受和传播的网络化等，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多元发展和繁荣。

“视觉文化”——“视觉文化”是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存在的另一大文化语境。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传统的以语言文字和纸张为媒介的纸媒文化正在经历视觉图像文化的入侵，甚至面临被颠覆的危险。作为视觉文化载体的电影、电视、网络、多媒体等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语境的说明书。人们感知世界、理解世界、学习知识、了解文化、体验生活、沟通交流等等都越来越倚赖视觉和图像载体而非文字。视觉文化正在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类知识经验所及的各个领域，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乃至思维方式。

对于视觉文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根据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标准，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定义和阐释。笔者倾向于采用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书中对视觉文化的定义，即“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1]这一概念概括了当代语境下视觉文化的几个基本特点，而这些特点与中国翻译文学在新世纪的存在和发展形态息息相关。

首先，视觉文化是话语文化的对立统一。视觉文化以影像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影像平面、直观的感性主义形态与话语文字的理性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视觉文化有助于信息接受者以非常直观、快速、便捷的方式掌握和交流信息内容，了解信息形态构成，它在与现代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互动中逐渐将语言文字边缘化，甚至站到了语言文字的对立面，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是，视觉文化的发展始终不能完全离开语言文字的支持。影像对信息的阐释力始终不如语言文字那样立体和深刻，它虽然有时会超越语言文字的力量，阐释出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内容，但是在大多数情境中，它的阐释力度和深度还是非常有限，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才能充分表达信息的内涵及外延，因此它又和话语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其次，视觉文化以影像为载体，与媒体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共存，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同时促进了其他文化形态的崛起，共同营造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集合体。视觉文化的盛行和媒体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社会，互联网、电影、电视、多媒体等媒体技术的发展为视觉文化提供了日新月异的影像信息载体，无限扩充着视觉文化的传播容量、传播速度和范围。可以说，没有媒体文化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就没有视觉文化的普及和繁荣，而视觉文化的繁荣又成为媒体文化和媒体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视觉文化的盛行与消费文化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并且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视觉文化等当今社会其他种种文化形态共存，并成为它们背后强大的推动力量。消费文化的公众化、商业性、实用性、竞争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和视觉文化的即时性、流动性、大众化等特点相辅相成，形成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链条，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视觉文化的大众化传播特点无疑也促进了中国通俗文化的崛起和繁荣。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视觉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消解着传统的精英文化，动摇了经典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文化地位，改变着精英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方式，以及人们对于“精英”和“经典”的观念和态度，同时重新定义和塑造着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经典。因此，新世纪中国社会的视觉文化与其他种种文化形态构成的文化集合体，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更是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人们思维范式的转换。

视觉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当今中国社会，视觉文化往往与媒体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等文化形态相结合，共同作用于新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如今，中国翻译文学与其他文学类型一样，面临着大量视觉符号的入侵，在文本形态上经历着逐步的变革，“插图本”翻译文学的出现就是视觉文化影响的显著体现。人们心目中传统的文学概念是指以纸张为载体，以笔作为书写工具，以语言文字作为传播符号创作而成的读物，文学作品追求字里行间的文学哲理和韵味，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有一定要求，而那些大部头的、哲理性极强的、文字艰深的理论译著更是普通人难以“啃”下来的。在如今这个消费社会，这些书籍的销量自然也就局限于文化精英阶层，成为少数文人学者的消费品，难以普及至读者大众，在销量上无法跟普通的大众读物相抗衡，更无法企及通俗类畅销书。视觉文化的盛行完全打破了纸媒文学的困境，图像的视觉冲击性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感官享受，以及随之而来的购买欲望，于是国内众多大型出版社和出版机构出于对消费市场和销售利润的考虑，竞相推出色彩华丽、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图书译作来吸引读者大众的眼球。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视觉转向”可见一斑，难怪人们惊呼这是一个“图像霸权”的时代！

笔者对新世纪以来（2001—2010年）我国插图本翻译文学的数量做了一番简单的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从图1—1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我国插图本翻译文学的数量分别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和2008年达到高潮，并分别占当年翻译文学总量的4%、6%、8%和9%（见下文图1—2对2001—2010年间我国翻译文学总体数量的年度统计对比），占有比例逐渐增加，但其间间歇性地稍有回落。

中国“插图本”翻译文学的盛行不仅是视觉文化影响下中国翻译文学存在形态上的一次变革，而且也为世界精英文学和文化在中国的大众化普及出了一份力。精英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普及是当今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体现。20世纪末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经典文学名著系列的改编本、漫画本和插图本的出版，“百家讲坛”的热播，四大名著的屏幕改编等，都表明视觉文化正在以图像的方式，逐渐消解精英文化的精英地位，用通俗文化和文本形式向普通大众靠拢。精英文化的视觉文化转型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应和经济收益，更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中国通俗文化的崛起。“插图本”翻译文学的出版同样致力于将世界文学经典名著以图像的方式，通过市场文化强大的推动力，普及到中国读者大众中去。于是，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暗合，共同促成了中国通俗文化的崛起，并与世界范围内的通俗文化的繁荣交相辉映。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新世纪中国视觉文化的过热过快发展使得其局限性日益凸显。视觉文化过分依赖感观直觉，它的平面直观性特点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减语言文字的理性内涵和意义，使蕴含在语言文字中的意义的立体化内涵和外延变得平面、浅薄和狭小。同时，视觉文化的盛行造成了读者大众阅读理解上的肤浅化趋向，在信息和知识题材的选择上追求视觉刺激，重视感性体验胜过理性理解，在知识的接受上急功近利，不求甚解。例如，在如今追求视觉刺激的审美导向下，有些出版社或出版机构置文学译作的思想性于不顾，在译本中或其封面上盲目添加大量与主题无关的，甚至是低级俗艳的图画，不仅歪曲了文本原本想要传达的文学意旨和思想内涵，大大降低了文本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而且误导消费者，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而且，“插图本”译著在增强人们审美愉悦的同时，减少了人们的视线在文字上逗留的时间，文字符号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已被图像所替代，最重要的是，被图像平面化、简单化，那么一直以来文字所承载的科学理性精神在以图像符号为载体的感性文化的侵蚀下，是否会大打折扣呢？自古以来语言文字扮演的思想启蒙、价值导向、精神文明构建等的角色是否会逐渐淡化甚至隐退呢？视觉文化的盛行将会把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引向何方？这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是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之一，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而逐渐发展起来，并日趋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在当今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已经成为推动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以非常强势的力量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和走向，推动着社会文化的转型。而且，消费文化往往与社会其他文化形态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就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而言，消费文化无疑是背后的推动力量，它与网络文化和媒介文化一起，共同作用于翻译文学从取材，到生产、消费、接受的整个生产链上的全过程，甚至成为翻译文学发展的导向性力量。

首先，消费文化影响中国翻译文学的取材。社会文化影响翻译文学的选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已经充分证实社会文化是如何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题材进行文化选择和利用的。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以前，影响中国翻译文学取材的社会文化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纵观我国每一历史时期翻译文学的题材就可以看出，我国翻译文学的选材经历了近代时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到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欧洲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度政治化语境下我国友好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引进，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发挥着强有力的甄选作用，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会被大量引进，不符合的则被无情淘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逐渐减弱，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表现在翻译文学的取材上，就是欧美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文学作品、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及俄苏文学的逐渐解禁和复苏。翻译文学的引进题材逐渐呈多元化和开放性态势，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是分不开的。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呈多元化发展，经济发展跻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和成熟，消费文化也随之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之一，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消费文化视野下，任何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就成为消费品，自然而然地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翻译文学亦然。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翻译文学的取材，有两种现象非常值得重视，一种是通俗类翻译文学的大量引进，另一种是诺奖文学作品的争相译介，而这两类现象无一不与消费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消费文化的主导原则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崇尚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就发展什么样的消费方式；消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短、平、快、众”，即产品流通周期短，产品消费平面化、产品流通速度快、产品消费大众化。在这样的消费文化操控下，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取材的通俗化倾向就不难理解了。新世纪被大量译介的魔幻类、文化悬疑类、校园青春类、时尚小资类文学作品和插图类、动漫类文学形态正是消费文化主导下的、消费文化与媒介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通俗类翻译文学作品具有时尚、易读、娱乐、快速等特点，正好迎合了普通大众的多样化的阅读层次和阅读要求，首先是时尚，“时下流行的”通俗类翻译文学往往与国外原版本同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文学的发展动向，因而当它们被译介进来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流行“经典”，被宣传、推广和普及，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因而在各大出版社和书店被重点推介，有的甚至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于是被再版、被抢购、再再版，再被抢购，这种时尚有时甚至和读者的阅读水平和层次无关，重点在于是否“读过”，那么没有阅读体验的人就被一种无形的法则排除在时尚圈外，不甘心者自然会参与到购书者的行列中去，成为阅读大众中的一员。通俗类文学潜在读者群就这样日益扩大，市场前景也非常灿烂，正好迎合了消费文化法则，成为中国翻译文学选材的必然。其次，通俗类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易读，能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阅读需求，更加受到知识水平一般的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购书的首选。更重要的是，消费文化往往与媒介文化合作，使通俗类文学在易读的基础上，更增加了许多娱乐性元素，赋予读者大众更多的娱乐体验，满足了广大读者消费群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外寻求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从中获得信息和知识补充的要求，例如新世纪以来网络版、插图本、动漫版、卡通版翻译文学的流行，就充分证明了消费文化对翻译文学取材和形态的引导、塑造和控制力量。最后，通俗类翻译文学的快餐式大众消费特点也使它成为消费文化下中国翻译文学的首选。消费文化的黄金法则就是要快，消费要快，这样才能流通快，流通快反过来要求消费更快，而传统的世界文学名著经典大多是语言文字型的、大部头的、立体艰深的，对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文化素养要求较高，这些历经岁月考验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也需要细细地阅读品味才能理解和领悟，从而得到知识和情感上的提升，但是这种立体线性阅读方式很显然不能适应和满足当今消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图书消费市场的要求，而通俗类翻译文学的平面化、娱乐性消费特点却很好地满足了消费文化追求“新、奇、快”的要求，读者甚至仅凭快速浏览就可以将主要信息一览无余，一网打尽，同时满足好奇心和新鲜感，这样，通俗类翻译文学以其自身的优势，配合当今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引导和操控，在销售量上打败了世界文学经典，成为消费文化青睐的“经典”。

但是，有一类世界文学经典则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成为中国翻译文学译介的重点和图书销售市场的宠儿，那就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每当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会成为国内译介的重要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惯例。20世纪末以来，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推动下，“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译介热”愈演愈烈，获奖作家的系列作品及其作品评论，作家访谈、获奖感言、与获奖作家同一文类、文学思潮或流派，甚至获奖作家所在国的文学作品等等与诺奖相关的一切都成为各大出版社和出版机构在第一时间争相译介出版的重点。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颇受世人瞩目的文学奖项，文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大众对其好奇和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大众的好奇和关注同时也成为消费文化产生效应的催化剂，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诺奖获奖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范围、译介速度、宣传力度、传播方式、销售数量等较之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扩充和增长，使得诺奖作家作品译介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取材的重点和热点。

消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取材的操控涉及取材数量、来源、题材、体裁等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消费文化通过影响翻译文学的取材，间接地影响了国内本土文学创作取向。翻译文学的热销及其带来的极大的经济利润往往会在国内本土引起一阵跟风模仿的热潮，国内文学创作者，甚至包括文学爱好者和普通的读者大众，都通过适当可及的方式，以流行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模板，结合本土文学资源，进行模仿创作，尽管模仿的层次不同，水平各异，但是对本土文学创作取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消费文化影响翻译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文化通过影响翻译文学生产者，从而影响了翻译文学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翻译文学的生产者，即译者，往往是资深翻译家或专业译者，有着高深的语言和文学素养，一部好的译作，往往要经过译者多年的反复斟酌雕饰，才付梓出版。而在当今中国社会日趋成熟的消费文化的驱使下，这种精雕细琢式的精英翻译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消费市场的速度和要求。消费文化要求大批量、多样化、生产快、流通快的文化产品，因此催生了一批新型的“平民”译者，从而催生了不同于以往的翻译方式，即大众参与型的快餐式、合作式，或团队式翻译。网络文化的盛行正好迎合了消费文化的需求，二者相辅相成，网络翻译就此诞生了。网络翻译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种翻译文学生产方式，如前所述，网络翻译的参与者往往是匿名译者，他们人数众多、语言水平、文化素养、翻译水平各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在网络空间自由创作，或团队合作，翻译出大批量文类各异、水平各异、风格各异的外国文学作品以飨读者。但是，大众化“平民”翻译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翻译文学的质量堪忧。由于在译者、译作、译法等翻译的方方面面都缺少“把关人”，因此翻译文学的质量难免良莠混杂，给翻译文学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困扰。

再次，消费文化影响翻译文学的传播和消费方式。消费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结合，不仅改变了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翻译文学的传播方式。除了纸媒的、官方把关的、出版机构出版、各大书店上架营销的传统传播方式外，中国翻译文学迎来了网络传播的新时代，网络传播方式集网络科技、网络文化、媒介文化等于一体，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多元化、大众化、娱乐化、互动式等特点，在最大限度上配合了消费文化的黄金法则，因此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消费文化主导下翻译文学的新兴传播方式。虽然网络消费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得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这种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前景不可低估。

消费文化通过影响翻译文学的取材和生产方式，从而影响了翻译文学的读者群和消费方式。消费文化操控下的翻译文学取材趋向通俗化和多元化，翻译文学译者趋向大众化和合作式，因此翻译文学的读者群在构成和角色上也有所不同，他们对于翻译文学的消费方式也不尽相同。新世纪以来，翻译文学取材的通俗化和多元化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和读者大众参与到翻译文学的消费中来，使得翻译文学消费群体由文学或语言研究者、文学或翻译爱好者等向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大众延伸，网络翻译文学的勃兴更是改变了翻译文学读者被动阅读和接受的消费方式，赋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权，以网络翻译博客、翻译论坛、贴吧等为媒介，对纸媒或网络文学译作自由发表见解和评论，甚至发表自己的译作，与原译作一比高下，这样，翻译文学读者群的角色得到极大扩展，他们不再是沉默的被动消费者，而是集读者、译者、评论者于一身的新型消费者。

可见，消费文化是20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多元文化形态的主导因素，是背后的推动力量，它与媒介文化、网络文化、大众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和转型。

“通俗文化”——对新世纪翻译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文化形态还包括通俗文化。中国通俗文化源远流长，而且与高雅文化相辅相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趋向。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通俗文化的强势崛起，随之带来通俗文学的繁荣，其影响波及了众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社会亦然。关于世界范围内通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本书将在第四章“新世纪中国通俗类翻译文学的发展”中详述。

综上所述，新世纪多元文化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作用于翻译文学的发展，赋予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向。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即延续了新时期以来翻译文学的开放性发展的态势，又具有新世纪鲜明的文化特点，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出崭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向。

新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还得益于中国本土文学语境的影响。首先是新世纪中国本土文艺观的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文艺观的多元格局中，总的来说是“为艺术”的文艺观占据主要地位。无论是从外国文学译介的选材、规模还是数量来看，文学译介的标准都是“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被重点强调，政治性次之。新世纪初中国文坛对“纯文学”的讨论，更是“为艺术”的文学观发展到一个高度，并与“为人生”、“为政治”的文学观一争高下的表现。“纯文学”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学变革潮流中，这个概念原本包含了对‘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等观念的抵制，是对文学自身审美属性、文学活动内部规律、文学形式技巧的声张，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诸多‘新潮’、‘实验’、‘先锋’给这个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也使这个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引导。”[2]对“纯文学”讨论事实上是文学的审美性和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这两大文学观念传统的论争的延续。主张文学发挥社会功能的作家认为“纯文学”将文学孤立于社会和生活之外，“导致文学与生活、与社会的脱离，导致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瓦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关注苦难与拯救，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境况，通常被当作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于是，文学顺理成章地被界定为‘纯文学’，被时髦化为一种高深莫测的‘先锋’游戏。”[3]；而主张“纯文学”写作的作家认为文学不应该只是反映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工具，也不应当只满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而是应该“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的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4]“纯文学”的观念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本土“个人化写作”潮流的兴起，而这种私人化或个人化创作潮流的兴起，又再次引发了中国本土的“杜拉斯热”、“村上春树热”等翻译文学热潮，各大文学翻译和出版机构都竞相译介和出版杜拉斯、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选集和全集，一时间知道不知道，读没读过杜拉斯、村上春树的作品成为了“时髦”和“老土”的划分标准。杜拉斯的《情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作品中对情色体验的描写、个体内心情感独白、语言和文体实验等，成为热衷于“个人化写作”的中国本土作家的文学模板，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作用。总之，在世纪之交，以杜拉斯、村上春树等为代表的时尚小资文学，以及网络文学、动漫文学、奇幻文学、悬疑文学、校园青春文学等翻译文学类型的涌现，都是开放的文艺观，特别是“为艺术”的、崇尚文学审美性的文艺观引发的翻译文学选材多元化发展的表现，而这些翻译文学种类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本土多元化的文艺观和文学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