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钱锺书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考论与拓展

钱锺书在辨析章学诚、袁枚治学思想同异时，引述了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史学例议序》“古有史无经”之说：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25]

钱锺书下断语说，袁枚此说即“《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也”[26]。在钱锺书看来，章学诚虽然“痛诋子才，不遗余力”，但前者之“论学大义”与后者之“说诗要指”，常常“不谋自合”。[27]两人皆持“六经皆史”观，即是例证。

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渊源，钱锺书论述道：

按“六经皆史”之说，刘道原《通鉴外纪序》实未了了。……王阳明《传习录》卷一、王元美《艺苑卮言》卷一、胡元瑞《少室山房笔丛》卷二、顾亭林《日知录》卷三，皆先言之。而阳明之说最为明切。略谓：“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云云。“《春秋》亦经”，暗合董子《春秋繁露》之绪：“五经亦史”，明开实斋《易教》上之说。[28]

钱锺书又指出，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之说与程、朱之论，则“如炭投冰”[29]：

《程氏遗书》卷二上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云：“或问《左传》疑义。曰：公不求之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于《左传》；《左传》纵有道理，能几何。吕伯恭爱与学者说《左传》，尝戒之曰：《语》《孟》六经多少道理不说，恰限说这个；纵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语类》卷一百十六训渊、卷一百十八斥郑子上、卷一百二十答器远等均申此意。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30]

这段引文的着落点在“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这一断语。照程、朱的立场，《春秋》与作为其传文的《左传》有等级之别，《春秋》为“圣人之用”，蕴含着“多少道理”，《左传》里只是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这和章学诚既着眼于消弭经史鸿沟，又着眼于提升史学地位的以经为史的立场，的确势如冰炭。

在梳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渊源，辨析了其与程朱尊经轻史的立场之别后，钱锺书进而指出：

程子亦以史为存迹示法，而异于阳明者：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着道，事非即道。阳明之意若谓：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戒，故是一是二。说殊浅陋。且存迹示法云云，只说得事即道，史可作经看；未说明经亦是史，道亦即事，示法者亦只存迹也。尝试言之。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31]

这段话首先指出，程颐与王阳明虽然都把史书看作“存迹示法”的载体，但程颐认为，“法非即迹，事非即道”，王阳明却认为，“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戒，故是一是二”。也就是说，对程颐来说，经史之别，是法与迹之别，道与事之别，两者界限清晰，等级分明；但对王阳明来说，“事即道，道即事”，“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经史之用，同归于“训诫”，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判然两分。钱锺书认为，王阳明的说法殊为“浅陋”，而且他的“史以存迹示法”说，只证明了“得事即道，史可作经看”，未能说明“道亦即事，经亦是史”。钱锺书为其补充论证说，“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并援引《庄子》“天道”、“天运”二篇中“六经乃先王陈迹”、“圣人之书乃古人糟粕”，荀粲“六籍固圣人之糠粃”之说指出，“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并下断语说，“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此论既申经史不二之旨，又寓横通经子之意，既将“六经皆史”说的思想依据，从儒家横向扩展到了道家，又把“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源流，纵向上推到了《庄子》，持论通脱，发人深省。

钱锺书最后阐发己意说：

夫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著焉。故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究元祐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断章取义，可资佐证。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政典，龚定庵《古史钩沉论》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哉。[32]

这段总结语力排众议，独抒己见，兼具史识哲思，是钱锺书对“六经皆史”说以及类似观点的“大判断”[33]，颇有横扫千军、一洗万古之势。从内在逻辑来看，这段话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钱锺书从“言”与“境”的关系——言论著述与时代环境的关系——的角度指出，从“六经”等典籍及三教九流的著述中，可以“见一时之政事”，“窥一时之风气”；其次，钱锺书从“道心”与“人心”的关系的角度指出，道心的幽微难明，恰恰彰显了历代人心的凶险难测，因此，不读诸子百家儒老名法的著述，只看记录战事与兵法的“相斫书”，就不能深刻理解战国时代，不深究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以及与此相关的理念之争，只看系年的史书（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就不能真正理解两宋；最后，钱锺书在历数王阳明、章学诚、龚自珍的偏失后指出，经史子集都是“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因此，“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已”。

钱锺书之说显然是以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之说为依托，但他又自出机杼，大胆提出了“经子集皆心史”这样的观点，从而极大拓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按照钱锺书的思路，经、子、集虽非史部之书，却是“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从中可以窥见“历代人心”，如果仅仅依据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考察历史，而忽视了政典、哲学、文学中所折射出的时代心声，就不能深入把握一朝一代之真精神，也不能尽窥历代人的内心世界。龚自珍所谓“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正可以形象地诠释钱锺书读史入心、四部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既和陈寅恪视其著述为“所南心史”（即宋遗民郑思肖的诗文集）的心路相呼应，又和西方的心态史学灵犀相通。心态史学“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4]，这种新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为钱锺书的“经、子、集皆心史”说提供了更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