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族群流动与区域学术文化的交融

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流动性强，族群迁徙频繁。除朝廷多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外，战乱之驱使、灾荒之逼迫、仕宦之流转、科举之移居等，都是导致家族迁徙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唐代的族群迁徙，安史之乱前主要是从各地向两京流动，原因是便于科举仕宦。安史之乱后，政治、军事流血冲突频繁发生，家族迁徙的主要趋势转为从两京向地方，流动的方向主要是江南、荆襄和巴蜀；晚唐后期，岭南也成为文人避难的一个主要据点。同时，科举入仕仍然吸引着文人赴京，所以呈现出京城和地方双向交互流动的态势。众所周知，南北朝数百年的分治，导致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唐代文化家族频繁地迁徙，必然会导致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这种交流有利于文化融合，对铸就含蓄海纳的大唐文化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先概述唐代南北地域学术文化，特别是经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家族文学的影响，然后分类介绍文学家族的迁徙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族群迁徙与区域学术文化的交融问题进行分析。

一　南北经学差异及其对家族文学的影响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特定区域环境中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过长久结合会形成特定区域的文化特色。以文学为例，自严子陵耕于富春山始，越中便渐渐形成一种隐逸的文学传统，而当地的青山碧水无疑对这种文化的发育提供了天然的江山之助。自荆轲易水悲歌后，慷慨苍凉渐渐成为燕赵文学风貌的代名词，而北地的风沙与冷月为这种文学风格提供了绝好的自然背景。自刘安悲桑叶于既落，淮南文学便笼罩上一层伤感的气氛，而江淮作为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的分界线，自然景观的对比也自然地融进文人的生命思考。诸如此类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的区域文学意象还有很多，这类文学意象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为区域文学特色的重要内涵，从而构成区域家族文学发生的背景。但是这类文学意象毕竟是外在的影响，对文学家族影响最大的还是区域文化学术，尤其是经学的差异，因为经学的影响是内在的影响，是对家族观念的影响，所以本节重点谈一下南北经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五经章句，南北好尚各异。《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江竹虚先生据此指出：“南学崇玄，承魏晋之衣钵；北学尚质，守两汉之家法；择术殊方，风尚斯异。”[8]今撮诸史籍，略析之。

《南史》卷六十九《姚察传》记：

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

《南史》卷七十一《儒林·严植之传》记：

（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

《南史》卷七十一《儒林·张讥传》记：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南朝经学多祖述王肃，多治古文，糅杂玄风，援道入儒，旁及释门，虽亦多聚众讲学，但学者每师心自用，大旨在析名理，故多谈论，于上述三例可见大体。

《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序》云：“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是河北经学多赖师承，尤重专门之明证。

《北史》卷八十一《儒林·董征传》记：

（征）好古学，尚雅素。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文苑·冯伉传》记：

（伉）少有经学。大历初，登《五经》秀才科，授秘书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学《三史》科。……改醴泉令。县中百姓多猾，为着《谕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一卷，俾其传习。

北朝经学恪守汉代家法，注重师弟传承，虽众说纷纭，大率皆以郑玄为宗，以今文经学为主，兼涉古文，多殚心于训诂，大义则指向教化，故多留意于实用，于此四例亦约略见之。又，南北朝时学者言经学多以江南、河北分，而河南青、齐间则混杂两端，是南学北渐之故，兹不细论。南北既为乖途，则纷争自是难免。《北史》卷八十二《儒林·房晖远传》记：

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

南北朝学术家门化趋势已为学界熟知，在这一趋势下，经学，特别是《礼》学的家传使得这一学术层面的家法渐渐向道德层面渗透，从而使得各地家族形成特定的对人对事的家族观念，进而作用于日常生活，在婚丧嫁娶、人伦道德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家族的风操，在此基础上，门风遂得以形成。门风的形成，应该说主要是经学日常伦理化的结果。家族文学观念是家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在日常伦理化的过程中，渐渐作用于文学。

《北史》卷八十三《文苑·温子升传》记：

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

北地文化世家本不以文艺为能事，虽有摇笔为此业者，也以“彬彬有德素”的道德主义文学观为旨归。南人所谓诗酒风流，在北人则视为浮躁，此思想观念至唐仍根深蒂固，观杨绾、贾至之论选举诸文可证之，[9]此实与北地经学崇礼法、重实用、轻玄想的价值取向有莫大关系。

江左学者绝少醇儒，杂以玄佛，多兼涉文史，《南史》卷七十一《儒林·顾越传》记：

越遍该经艺，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兼工缀文，闲尺牍。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林·朱子奢传》记：

朱子奢，苏州吴人也。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文。……子奢风流蕴藉，颇滑稽，又辅之以文义，由是数蒙宴遇，或使论难于前。

南土既然礼法弱而玄风炽，故人重个体风流，经学上的师心自用，玄学上的清谈竞爽，文学上的诗酒高论，无不是突出个体风标之表现。至若摇荡性灵，竞呈唇吻，贺秘监放旷而纵诞，顾著作诙谐而轻薄，实为流风使然。

唐初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学术虽曰定于一尊，而积习流风，仍在蔓延，人思想观念之顽固，断不是一纸政令可以戛然改变的，故南北家族文风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如崔志道出自唐代煊赫的清河崔氏小房，其进退出处之风范正是北方大族门风的体现，《大唐故巫州龙标县令崔府君墓志铭并序》记墓主崔志道：“惟公自少及长，怀贞践义，出言有章，动则有礼。敦朴素，抑浮华，正衣冠视听，闺庭之内肃如也。所以士林取则，雅俗钦风，方之古人，亦何以尚矣。”[10]其五世孙崔群相宪宗，朝议“有俭素之节”；六世孙崔彦昭相僖宗，“事母至孝，虽位居宰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左右，未尝高言”，可见其家族终唐一代，门风肃然，略无变化。[11]崔群与韩愈友处，韩愈称“惟君与我同怀抱”，[12]二人文学观亦相同，中唐古文运动有浓厚的山东家族文学色彩，正与崔群、韩愈家族山东经学思想相表里。

再看一则武周时南朝文学家族后裔的墓志，《大唐故蒋王府参军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记：

府君讳览，字智周，清河人也。……曾祖洽，陈太学博士、金部郎中，学府词宗，仪形国胄，清徽令问，远驾郎官。……（览）文简及第，随碟蒋王府参军。望府初开，盛求髦彦，以君南朝士族，音韵清通，讽咏谈端，声高兰坂；琴英酒俊，道冠猿岩。严忌通贤，但为清文见赏；杨修达士，惟以博物擅名。多艺多才，未见总于众美；风流风尚，并有屈于兼能。[13]

清河张氏在陈为著名文化士族，张讥以儒学见称，张正见以五言擅名。墓主曾祖张洽为太学博士，“学府词宗”，家族为文化世家无疑。尤需注意的是墓志所描述的南朝士族的特征：高谈吟诵，琴酒风流，文辞清通，多才多艺。墓主的才艺和生活方式反映出南朝文化家族的文学风尚至武周时期仍为时代所重。

二　家族流动路向及其文学意义

唐代社会自始至终充满着强烈的动荡色彩，家族升沉流动就是重要的表现之一。不同地域间家族交互流动，必然会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进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科举、仕宦等因素所造成的各地域家族向两京和大城市上行流动，对文学重镇和文学中心区的形成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其次，战乱等因素所造成的家族下行流动，对文学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最后，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整合，对开放、包容的唐代文学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下面我们以安史之乱为界，分前后两期来简要描述文学家族的流向及其文学意义。

（一）安史之乱前

初盛唐时，移居两京地区是一种大趋势。由于移民京洛利于出仕，翻检唐代墓志，“耻居关外，移家京邑隐居”，[14]“以陪京辇，即贯洛阳”[15]之类的记述颇多。毛汉光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纵论此大势，[16]出于描述文学家族迁移地图的需要，本节仅举文学家族的例子。

1.因改朝换代出仕新朝而流向两京地区

（1）萧瑀家族。《大唐济度寺大比丘尼墓志铭并序》记：

法师讳法显，俗姓萧氏，兰陵人。梁武帝之六叶孙，唐故司空宋国公之第三女也。……逮鼎迁南服，胄徙东周，英灵冠上国之先，轩冕宅中州之半。[17]

又，萧颖士《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云：“某汝颍儒家子。”（《全唐文》卷二二三）看来入唐后，萧氏家族的确不少房支迁入河南一带。

（2）岑文本家族。《旧唐书》本传记：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人。祖善方，仕萧察吏部尚书……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

可见其家族本居汉南，后迁居长安。由于周隋本都长安，故此类家族以江南、山东为主，虞世南、许敬宗家族皆是。

2.因科举仕宦而流向两京地区

（1）上官仪家族。《旧唐书》本传记：

上官仪，本陕州陕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

（2）李峤家族。《新唐书》本传记：

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早孤，事母孝。……二十擢进士第，始调安定尉。举制策甲科，迁长安。

上官仪、李峤家族后皆居长安，都属于因仕宦迁徙。此类迁徙家族多属以文学振起者，崔日用家族亦属此类。

3.因出任地方官而流向其他地区的家族

张说家族本籍洛阳，文学晋身至中书令，《旧唐书》本传记开元五年“俄而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转岳州刺史”。张说在岳州与其子均及赵冬曦唱和，形成盛唐初期一个家族色彩浓厚的地方文人群体。不过在初盛唐这类著名文学家族较少，而像下面这类普通文学家族更多，《大周故兖州都督彭城刘府君墓志铭并序》记：

公讳璿……五岁诵骚雅，七岁读诗书，兼解缀文，每有奇句。龙安府君宦游于蜀，君时随从在焉。……时成都令独孤仁宗、益府户曹贺遂亮，或德业推重，或词学称优，一方之龙门，四海之人物。每招迎宾客，必引君在膝前，辄命赋诗，曾不加点，气骨道迈，标志清新。由是才子之名惊于座席，神通之目擅于西南矣。[18]

唐代官员迁转频繁，像墓主这样随父迁徙，并汲取各地域文学营养，对家族文学的提升肯定大有裨益。

初盛唐文学家族向两京上行迁徙的趋势使得两京文化圈成为家族文学的重镇，这主要表现为：两京文化精英多出身于文学家族，两京大型文学宴集活动多发生于文学家族中，两京周边地区文人群体的活跃，如方外十友活跃于嵩山地区，岑参、李颀、李湍三人交游于卫、滑一带[19]等，使得两京周围形成一个含蓄海纳、兼容各方的文化圈。

（二）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打破了和平盛世的局面，下至唐末一百五六十年间，政治军事流血斗争此起彼伏，家族流动性越来越大，“国家自幽、蓟兵兴，人无土著，士者农者，迁徙不常”，[20]盖为实录。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望族子弟飘零沉滞、沦落孤寒的情况比比皆是，文人也不一定走向两京，走向幕府或隐居的也不少，家族下移已成大势所趋。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家族文学中心如何下移，长安和洛阳仍是家族文学的重要据点，因为文官筮仕登朝都要进入两京，只是和初盛唐比起来，相对凝固的中心地位已经动摇而已，此一形势自不待多言，为了便于与初盛唐对比，这里我们只重点分析下行流动趋势以及上行下行交错流动的情况。

1.因战乱而南迁

（1）崔祐甫家族。崔祐甫《上宰相书》云：

顷属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长兄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仲姊寓吉郡，周年继以鞠凶，呱呱孤甥，斩焉在疚。宗兄著作，自蜀来吴，万里归复，羁孤之日，斯所依焉。（《全唐文》卷四○九）

可见大家族南迁之后，家族成员也非聚族而居，在乱离中同爨共食是很难的。

（2）杨凝家族。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记：

君讳凝，字懋功。孝弟纯懿，中和特立。早岁违难于江湖间，与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全唐文》卷四八九）

（3）赵隐家族。《旧唐书》卷一七八《赵隐传》记僖宗时宰相赵隐二子光逢、光胤：

（刘）季述废立之后，光逢归洛。光裔旅游江表以避患。岭南刘隐深礼之，奏为副使，因家岭外。

2.因入幕而迁移

（1）刘三复家族。《旧唐书》卷一七七《刘邺传》记：

（邺）父三复，聪敏绝人，幼善属文。……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德裕三为浙西，凡十年，三复皆从之。……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

（2）温庭筠家族。贾晋华详考相关资料后指出：“《汉上题襟集》乃段成式编集襄阳徐商幕中文人唱和诗歌及往来简牍而成，参与作者有徐商、元繇、韦蟾、王传、温庭皓、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等。”[21]可知徐商镇襄阳期间，温庭筠兄弟皆在幕府。

3.因贬谪而迁移

（1）路岩家族。《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三·路振传》记：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唐相岩之四世孙。岩贬死岭外，其子琛避地湖湘间，遂居焉。

（2）吕渭家族。吕焕《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记：

（吕让）既祥，念《春秋左氏传》，日五百字。衡州伯父抚其曰：“聪明厚重，吾家之宝也。”亲授文章意气、经传宗旨。志学之年，著《娄纳言墓表》、《衡州合江亭记》，伯父见而惊曰：“佐王之才也。”[22]

又，从吕让《衡州合江亭记》可知，吕温被贬衡州时，吕让跟随。

家族向地方流动导致家族文学重心下移，以地方官员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群体活动逐渐增多，吕温《裴氏海昏集序》记：

初公违河洛之难，以其族行，攀大别，浮彭蠡，望洞庭，徘徊乎湓流，眄仰乎海昏。有欧山之奇，修江之清，阳溪之邃，汤泉之灵，竹洞花坞，仙坛僧舍，鸡犬钟梵，相闻于青岚白云中，数百里不绝。时也俗以远而未扰，地以偏而获宁，开元之遗老尽在，犹歌咏乎太平。公悠然乐之，遂与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河东柳公讳某、外叔故祖相国宜城伯讳浑，洎故太常卿兰陵萧公定、故秘书少监范阳卢公虚舟、故左庶子陇西李公勋为尘外之交，极心期之赏，唯故给事中汝南袁公高、故将作监河南元公亘以后进预焉。江左缙绅诸生，望之如神仙，邈不可及。每赋一泉，题一石，毫墨未干，传咏已遍，其为物情所注慕如此。（《全唐文》卷六二八）

柳浑大历十二年为浙东西黜陟使，《浙江通志》“湖州刺史”条下记，大历末、贞元初有裴清、萧定、袁高牧湖州。[23]柳浑与其兄柳识以家族群体的形式参与地方文官群体唱和，萧定为萧瑀曾孙、袁高为袁恕己孙，可见世家大族的文学活动向地方转移趋势明显。考虑到这一时期稍前，颜真卿及其侄甥也在湖州与众多文人唱和，显示着浙西作为中唐地域文学重镇，其文学活动，包括家族文学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除了浙西以外，襄阳、成都等地幕府的家族文学力量也引人注目。

中晚唐家族文学重心总体上呈下行趋势，但文学家族流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下行的同时也有上行，不少孤寒之家借助科举等手段振起家族，扬名上国，成为新的文学名族，如杨收家族。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二记：

唐相国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直，为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以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杵、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煚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镳、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竹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24]

同时下行的家族也不会甘心沉沦底层，经过子孙努力重新进入两京文学圈的也不在少数，如李邕家族，李邕死后家族随即沉沦，[25]后其侄孙李鄘相宪宗，李鄘子李蹊复以文学纂扬家学，蹊子沇亦有文名。所以从家族文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中晚唐文学家族在总体下移的同时，呈现出两京与地方、上行与下行交错往互的流动状态：两京家族文学仍是重要力量，以州刺、节镇幕府为中心，地方家族文学强势崛起，家族文人在中央与地方的交互流动中，也不时地改变着家族文学的风会。

三　家族迁移与洛汴相区域的文化交融

汉唐时期，中原文化重心发生过一次重大转移：后汉时期是以洛阳为支点向东南辐射，汝颍、宛洛地区是中州的文化中心区；魏齐隋唐时期，则是以洛阳为支点向东北辐射，形成了洛汴相文化中心区。在唐代，随着科举导向下文学家族向东都方向的迁徙，洛汴相文化区域甚至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重镇。关于前一点，余英时、胡阿祥等先生均曾专门论述，[26]此处不赘言。本节主要就后一点加以阐发，论述家族迁徙与唐代洛汴相区域文化及其特征形成之关系。

唐代洛汴相地区是指河南道西北部、河北道西南部，以洛阳为顶点，以汴州、相州为支点的三角形地区，主要包括河南府、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相州一府六州。洛阳是唐代仅次于长安的政治中心，甚至在某些时期还超过长安，朝廷在此设有完整的选举机构，因而成为士子们科举求官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同时，这一地区还是连接江南、山东、关中、河东等区域的交通枢纽，两京大道、洛汴大道、洛阳至幽州大道、洛阳至太原大道、黄河、大运河等均在此汇合。重要的政治、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各地家族迁徙的主要方向。

该区的文学家族除了少数土著大族，如荥阳郑氏，绝大部分属于南北朝隋唐迁居而来的家族。现据两《唐书》列该区重要迁居文学家族十家及其重要文学人物如下，以作为后文理论生发的基础。

崔日用家族。《旧唐书》本传记：“崔日用，滑州灵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进士举，初为芮城尉。修文馆学士。”《新唐书》本传记：（日用子宗之）“亦好学，宽博有风检，与李白、杜甫以文相知。”

张说家族。《旧唐书》本传记：“张说，字道济，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子）均、垍皆能文。”

贾曾家族。《新唐书》本传记：“贾曾，河南洛阳人。……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文辞称时号‘苏贾’。……（子至）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帝传位，至当撰册。既进稿，帝曰：‘昔先天诰命，乃父为之辞；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谓继美矣。’”贾曾家族郡望长乐，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贾氏家族约在后魏时由长乐迁洛阳。

杜审言家族。《新唐书》本传记：“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审言孙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两《唐书》本传皆记杜审言为襄阳人，其父曾为巩县令，其家族当在此时迁居巩县。

韦嗣立家族。《新唐书》卷一一六《韦思谦传》记：“韦思谦……其先出雍州杜陵，后客襄阳，更徙为郑州阳武人。”《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传》记：（二子）“嗣立、承庆俱以学行齐名。”又赞曰：“二子构堂，俱列相辅，文皆经济，政尽明能。”

沈佺期家族。《旧唐书》本传记：“沈佺期，相州内黄人也。进士举。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辞知名。”《元和姓纂》卷七记沈佺期“状云本吴兴人”，家族何时迁居内黄不详。

独孤及家族。《旧唐书》卷一六四《独孤郁传》记：“独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宝末与李华、萧颖士等齐名。……郁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文学有父风，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以子妻之。”独孤氏为虏姓，本出代北刘姓，后魏迁洛时随迁入河南。

萧颖士家族。萧颖士为萧梁后裔，望出兰陵，世居江南。萧氏家族入唐后北迁，据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记：“仆家业山东，非举选时，不至三辅。”《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云：“某汝颍儒家子。”（《全唐文》卷三二三）可知其家族迁居都畿道附近。

韩愈家族。《旧唐书》本传记：“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新唐书·韩愈传赞》云：“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实为攀附，考《元和姓纂》，韩愈家族应自陈留迁居河阳。

李益家族。《旧唐书》本传记：“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李揆传》记：“李揆字端卿，陇西成纪人，而家于郑州，代为冠族。秦府学士、给事中玄道玄孙。”据《李益墓志铭》：“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尔后龙骧列郡于荥阳，学士显名于秦府”，“望高陇右，族冠山东”。[27]家族当在隋唐之际迁居郑州。

上列十家迁居家族从迁出地域看，张说家族源出范阳，崔日用家族源出博陵，韦嗣立家族源出京兆，李益家族源出陇西，杜审言家族来自襄阳，萧颖士、沈佺期家族来自江左，独孤及家族来自代北胡裔，可见这一地区迁居家族的来源非常广泛，河北、关中、江南、代北各地均有，而尤以河北为多，这当与北朝时期邺都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以及受胡人侵扰有关。大量迁居家族的移入，必然会带来多样化的异质文化，这些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激荡、共生相长，使得洛汴相地区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化区。同时，这一地区原本具有深厚的山东儒学底蕴，大量迁居家族的涌入，使得该区域文化在山东儒学为底色的基础上呈现出以政治文化为底蕴，兼容并包的特色。

首先，这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文化传统的地区。唐代以前，洛阳、相州、汴州都曾多次成为王朝首都，具有深厚的帝都文化传统。唐代作为东都的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政治中心，事实上武则天和唐昭宗都曾迁都于此；相州作为统管相、卫、黎、魏、洺、邢、贝七州的都督府所在地，为河北道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汴州更是山东的水陆交通枢纽，控制中原的重镇，李希烈叛乱后即在此建立大楚政权。洛汴相地区长期建都的历史积淀，使得这一地区的家族具有强烈的政治情结，因此政治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突出表现为官僚文化和科举文化非常发达。

官僚文化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唐代这一地区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宰相，华林甫指出：（唐代）“宰相籍贯……尤其密集地分布在从东都到汴州沿线、太行山东麓及其以东的河北平原腹地。”[28]代表性的有荥阳郑氏家族涌现出十一位宰相，郑州韦氏家族涌现出三位宰相，郑州李氏家族涌现出三位宰相等，宰相文学家族众多是这一地区文学家族的一大特色。高级文官众多使得这一地区家族官僚文学特别发达，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文馆学士众多，馆阁文学成为家族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韦嗣立、崔日用、张说、贾至、杜审言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馆阁文人，其中张说还是著名的“燕许大手笔”之一。

唐代东都设分司机构，也置科场，是两大科举中心之一，使得科举文化成为这一区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上列十个代表性文学家族的核心成员几乎全是科举出身，即可为证。众所周知，士子们无论备考、行卷还是干谒交游，越是靠近东都越方便，家族迁徙的主要动因即在于此。为了科举便利，众多士子都迁居这一地区，或者在此隐读、游学等，比如赵郡李栖筠迁居卫州共城山。该地区无论本土还是迁居文学家族，其中多有科举世家，如唐昭宗时期宰相洛阳刘崇望家族、新郑徐彦若家族等。据《旧唐书》本传记，崇望与其兄弟崇龟、崇鲁、崇谟都是进士出身；彦若与其曾祖、祖、父四代都是进士出身，显示着该区域科举文化的发达。

其次，含蓄海纳、兼容并包是这一地区又一突出的文化特色。家族迁徙的路向与政治、交通有密切联系，政治、交通中心往往是促成这一文化特色的重要外在因素。比如相州在东魏、北齐时是帝都和北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记：“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巨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征、乐安孙彦举、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邺都文馆汇聚了众多的南北文学精英，此虽是北齐时的情景，但距大唐建立尚不足七十年，家风余庆，仍当绵延。洛汴相地区的位置和交通决定了该地区必然成为一个各地域家族文化的汇聚区。大运河上、洛汴道上，朝野官吏往来迁转，各地士子行色匆匆，南北商贾纵横交通，不同地区文化在此汇融共存。综观唐代中州家族的分布，多集中于洛汴大道一线的洛阳、郑州、汴州，即与政治、交通因素有极大关系。而政治与交通使得这一地区文化心态相对开放，各地家族文化都能在此共生相长，逐渐形成一种含蓄海纳、兼容并包的地域文化精神。表现在家族文学上就是，该区域家族既不像河北那样轻文，也不像江南那样溺文，文学思想上主张以经学为体，以文学为用，具有强烈的以文学干时的精神。如独孤及论诗本于诗教，文质并举，而归之于政事，其《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云：“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全唐文》卷三八八）《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中记：“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全唐文》卷三八八）韩愈论文则主张文以载道，以道为本，重道而不废文，强调文章要立行为本，立言为表。杜甫虽沉沦下僚，但仍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强烈的干时意识，也是这一地区文学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