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的诗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概述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特质决定历史叙事必然具有修辞色彩。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蕴含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含解释，这个过程无法绝对摆脱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兴趣和情感偏见，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诗性构筑。此外，话语转义理论为区分特定历史时期中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形式提供了基础。由此，向来标榜客观的历史叙事便在语言及主观偏好等此类无可回避的写作特性作用下轰然瓦解，取而代之以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修辞性，其强烈的诗性色彩、文学底蕴，更为海登·怀特所关注。具体而言，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节　历史叙事的语言

从语言层面来讲，每一部历史著作首先都是一种语言制品，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史学家既需要以语言来进行写作，用语言来描述数据和分析解释，同时他所依据的资料也大多为语言文本。可以说，语言对理解历史话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透明的中介和形式，没有语言，也就不存在历史话语。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语言虚构，与文学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似之处，却区别于科学领域的叙述。诗歌含有历史因素，历史叙事也同样含有诗歌的因素，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需要靠连类比物的修辞语言来界定表达对象。为了让人们了解不熟悉的陌生的历史事件，让那些远古的数据产生意义，把距今遥远的神秘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史学家的语言必须生动形象，巧比善喻，单纯的技术语言无法达到有效阐释历史的目的。“没有谁能逃离比喻语言使用的决定性力量。”[1]

历史叙事语言的比喻修辞性决定了历史叙事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如实直述，也含有比喻的建构和隐在的意义。即使在最直义表达的论说文中，不加入任何的修辞藻饰，也不可避免地会含有语言的建构成分，而不可能完全再现出其本来面目。“每一个模仿性的文本都能显示出，它们对客体的描写丢掉或者加入了一些东西。”[2]因而，不论在写实的历史还是在虚构的文学中，语言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它在言说历史的同时也在建构历史。“语言绝不是等待着被事实或观念的内容填满的一系列空洞形式，也不是附属于世界的先在的指涉物，而是它自身就作为事物之一存在于世，并且在它以任何一种给定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之前，就已经承载着比喻的、转义的和类属的内容。”[3]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形式或者附属物，它自身就是一种独立存在，拥有丰富的意义内涵。因而任何一种以语言写成的历史作品，就不仅仅只含有表面的字面意义，还因语言自身承载的比喻、转义等内容而使得历史作品具有建构成分，具有深层的诗意结构内涵。

怀特指出，可以将历史写作看成散文话语的类型来分析，通过一种修辞分析来揭示隐含的诗意结构。他分析了泰勒论德国的一段看似完全陈述事实的文字，指出了字面的事实信息和隐含的比喻层面的深层结构，进而认为，即使在泰勒那样简单明了的历史散文中，即使史学家再现的客体仅仅是事实信息，语言的运用也能够在它所描写的显在的字面意义层面之下投射出某种隐含的辅助意义，这种语言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诗性的。

第二节　事件、年代记、编年史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

海登·怀特区分了事件、年代记、编年史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事件是后三者的基本组成要素，年代记和编年史是事件的时间序列，缺乏叙事性，没有故事的形式；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则建立在事件、年代记或编年史的基础上，史学家选择一系列事件或事件列表，并将它们按照开始、发展、结尾的形式进行叙事，形成一个有着前因后果关系的故事。

要使过去的历史事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史学家在对特定的事件进行因果分析时，除了要审慎地处理证据，尊重事件最初发生时的编年顺序，保证其真实性，还要具有叙事特征。也就是说，不仅仅将事件作为一个编年序列展开，还要赋予其一种结构模式和意义顺序。怀特认为，年代记的形式完全不具备这种叙事因素，只是一个按照编年顺序排列的事件列表，没有一个讲述的中心主题，也就不会有故事的结尾，“年代记没有结尾；它们仅仅中止”[4]。而编年史尽管追求叙事性，渴望陈述一个故事，但是往往不成功，无法获得叙事的完整性，不能对论及的事件系列的意义做一个评价性的概括和结尾。“严格来说，编年史是开放的。它们原则上没有开端，仅仅‘开始’于编年史家开始记录事件时。它们也没有高潮或者结尾，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5]编年史的结尾与其说是结束，不如说是中断，因为事情没有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尽管年代记和编年史都保留了年代表，都缺乏故事的叙事性，但两者仍有区别，即前者根本没有展示故事的形式，后者展示的则是未完成的故事形式。因而，无论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事件时如何客观、公正、谨慎，“只要他不能给历史实在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的描述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6]也就是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

既然叙事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如此重要，那么，“叙事”如何可能？怀特认为，某种法律主体的观念是“叙事性”和“历史性”的必备条件，没有法律主体，一切都不可能。所谓法律主体是指“能够作为代理人、中介和历史叙事所有表现形式的主体，从年代记和编年史到我们在其现代实践和失败中所了解到的历史话语”。[7]在此，怀特认同黑格尔的观点，即法律、历史性与叙事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不存在法律，也就不可能存在主体和适于叙事的事件。历史编纂者的历史自觉意识越强，社会制度与支撑它的法律问题、法律的合理性、权威性、威胁等问题就越占据他的注意力。主体在社会制度中形成其全面的人性，而法律制度是主体遭遇社会制度的最直接形式。怀特以《圣加尔年代记》为例说明，年代记作者正是由于缺乏一种社会中心观念，缺乏对法律制度或人类道德的关心，因而没有根据这种观念来叙述所发生的事件并赋予其道德或伦理意义，也没有突出某些事件的重要性，只是将它们记载下来。

因而，怀特断定道：“每一种历史叙事，都把从道德上解释它所叙述的事件这一愿望作为其潜在的或显在的目的。”[8]显然，叙事性与道德说教有密切关系，叙事性的话语往往服务于道德教化的目的，只要有叙事，就会有道德或道德教化的动机。年代记和编年史都缺乏叙事性，因而前者的道德敏感性处于缺失状态，后者则只是潜在出现。相比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则具有典型的叙事性故事特征，有明显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具备首尾一贯性、完整性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故事对结尾的要求就是对道德意义的要求，一切历史叙事都会受到道德意识和道德权威的影响。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编纂学作为一门“客观”学科的挑战，“我所要说明的是，对实在事件进行再现的叙事上所附加的价值，源于一种愿望，即让实在事件表现出一种仅能是虚构的生活图景之连贯性、完整性、丰富性和结局性的愿望”[9]。实在的事件能够被文学创造似的虚构形式建构为一个具有中心主题、开头、发展、结尾的故事形式，并因此附有种种价值和道德说教。因此，除了单纯存在的事件、年代记和编年史，所有的历史故事都含有道德意蕴，史学家不可能进行一种没有任何道德化的叙事。

第三节　历史故事的形成与解释

一　历史故事的形成

从故事的形成过程看，历史叙事不是对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照搬和机械的模仿，也不只是记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对原有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提炼的基础上，重新描写事件，将其变成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故事，这是一个诗性构筑的过程。事实上，历史叙事是一个复杂结构，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二是具有虚构性质的故事。事件与故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本身是一种中性存在，是“发现”的，后者则由史学家赋予情节性和叙事性因素，是“发明”的。事件本身不具有故事的成分，把事件变成故事就是一种虚构的过程。把一个事件系列描写成喜剧或者悲剧，并不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喜剧或悲剧，而是由看待这个事件系列的视角决定的。“任何故事都是虚构的。这意味着它们仅仅在比喻的意义上真实，而一个话语的比喻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能是真实的。”[10]这样，史学家就可以对文献中的事件进行编排，同时不改变事件可能具有的真实价值。因而，“不应当把历史话语仅仅当成是被它描写的一组事件的镜子”。[11]

如果仅仅按照事件发生时的顺序原本记录下来，那只是编年史，要将纯粹的编年史变成情感性和逻辑性的故事，就必须运用人物描写、主题突出、视角转变等策略，赋予事件以不同的意义。怀特指出，历史讲述的不仅是事件，还包括这一系列事件所可能具有的关系系列，“这些关系系列并非事件本身内在固有的，而仅仅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历史学家的意识中”[12]。比如国王之死在不同的历史故事中，可以作为开头，可以作为结尾，也可以仅仅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事件。因而，从单一的事件系列到完整的故事，必然伴随史学家凸显某类史料的重要性。而凸显的过程，其实也是遮蔽的过程。一取一舍之间，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和好恶取向悄然渗入其中。对此，怀特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历史学家对故事的叙事过程主要包括：①“精简”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除另一些事件；②将一些事件移至中心位置，将另一些事件放逐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③建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使故事有一个开头、中间、结尾；④收集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排斥相反的材料，使论述更加可信；⑤解构原有的语言编码、叙述模式，重新编码，描写事件，建立另一个话语系统。[1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从无数的历史事件和编年史中，根据自己的写作意图，选取一部分相关的事件和事件系列，进而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故事类型进行编码，形成一个有着内在逻辑性的故事。这个过程是一种诗性的建构，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受制于叙述者事先存在的写作目的和意识形态，隐含了叙述者的态度与立场。就此而言，史学家对史料的取舍过程，与文学家取舍创作材料一样，本质上都具有“创作”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成了“小说家”。

二　历史故事的解释

从对历史故事的解释来看，史学家在将事件编织成故事时，必然会面临如何解释的问题，比如对故事发生的前因后果的解释，对结尾的分析和判断，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发生，它的意义是什么等。海登·怀特认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和解释有三种方式，即通过情节化解释（emplotment）、形式论解释（formal argument）、意识形态内涵解释（ideological implication）。

所谓情节化解释，就是“通过识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型而赋予此故事以意义”。[14]怀特认为，故事与情节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情节就不存在故事，什么样的情节决定了什么样的故事，正是情节赋予了故事以一致性和连贯性。不同的情节结构决定了对同一历史事件所采取的不同的编织故事的方法，并从而导致了对事件的不同解释。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史学家如果赋予故事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会按照悲剧方式“解释故事”，相反，如果他赋予故事一种喜剧的情节结构，同一个事件就可以获得喜剧的意义。怀特根据弗莱《批评的剖析》的线索提出四种情节化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这四种故事原型的情节编排模式为历史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和效果。

怀特认为，叙事历史学家有在文化内部的不同情节编排模式中进行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不违反事实层面的真实标准基础上，讲述同一组事件的不同故事类型。被某个史学家看作是喜剧故事的事件，在另一个史学家看来可能是悲剧的。就这两个史学家所表现的不同政治观点而言，这两种阐释都合理，没有对错之分。事实上，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潜在因素时，只是一种中性的存在，并非本质上就是悲剧的或者喜剧的，“同样的事件系列可以作为悲剧或喜剧的故事成分，这具体取决于历史学家对情节结构的选择。为了将事件系列转变成一个可理解的故事，史学家所考虑的情节结构要最适合于那类事件的组合排序”[15]。大多数的事件都可以根据史学家构想的故事类型进行不同的编码、不同的情节化解释，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义。例如，米什莱以浪漫剧的模式书写历史，兰克用的是喜剧模式，托克维尔用的是悲剧模式，布克哈特用的是讽刺模式。每一部历史，都以某种方式进行情节编排。就此而言，每一部历史著作都包含两个解释层面：一个是由史学家所选取的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故事层面；另一个是史学家运用一些基本的叙事技巧，去识别他所讲述的故事类型，可以是浪漫剧、喜剧、悲剧或讽刺剧。怀特认为：“正是在第二个解释层面上，神话意识才最明显地发挥作用。”[16]

所谓形式论解释，即史学家需要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对故事中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一种解释，表达某种总体的意义或中心思想。这种论证可以看成一个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三段论。借鉴史蒂芬·C.佩伯在《世界的构想》中分析的构想的世界类型，怀特提出了历史解释的推理性论证所采用的形式的四种范式：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语境论的。其中，形式论的真理论在于识别、标识历史领域内特定研究客体的特性，包括它的类别、种属和特定品质，以及它所描述的历史领域的多样性、特质和生动性等。形式论的解释可以见于把历史领域的多样性、生动性作为核心研究目标的历史编纂中。有机论的解释更具“整合性”，注重整体过程，将历史领域中的细节描述成整体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把单个实体作为所合成的整体的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同时在性质上也与之不同。机械论的解释与其目的论相关，倾向于还原，而非综合，注重因果关系的研究，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决定着历史领域内发现的过程所得出的结果。语境论模式则通过把事件置于其所发生的具体条件和语境中来解释事件，通过揭示事件与其他同一历史语境下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特殊关系，来解释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四种解释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在历史著作中，为事件的真实意义提供某种形式论证。

所谓意识形态内涵解释，是指史学家在选择特定的叙述模式时就已有了意识形态取向，因而对历史的解释也势必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史学家所采取的特殊立场的伦理因素。怀特根据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提出了四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变革社会的问题而言，保守主义者维持现状，不赞成有步骤有计划地改革社会；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则相对好些，或多或少对迅速变革社会秩序的前景持较乐观的态度。后三者的不同在于，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社会，以“共同体”取代之；激进主义者主张改变和瓦解现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社会；自由主义者则主张以机械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怀特认为，即使是政治倾向不明显的历史学家，如布克哈特和尼采，他们的历史著作也含有某种意识形态内涵。

由此，历史学家在对故事进行解释的时候，有三种解释方式会影响其历史编纂，即审美的（情节化解释）、认识论的（形式论解释）和道德的（意识形态内涵解释）。怀特认为，史学家通过情节编排、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内涵三种模式来对故事进行解释时，这三种模式的综合代表了历史编纂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一部特定的历史著作中，这三种模式并非可以任意组合，有些模式之间互相矛盾和排斥，比如情节编排中的喜剧与形式论证中的机械论不相容，意识形态中的激进主义与讽刺的情节模式不相容；有些模式则基于结构上的同质性而存在亲和关系，可以在编纂的不同层面进行不同的解释，获得不同的意义效果。这些亲和关系可列表如下：

在怀特看来，这些亲和关系并不意味着一种稳固不变的必然组合，某些历史著作可以打破这种亲和关系。比如米什莱就将情节编排中的浪漫主义模式和论证模式中的形式论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而标志着史学家编纂风格的辩证张力恰恰来源于此，即将某一种情节编排模式与一种论证模式结合起来，或者与某一种不相容的意识形态蕴含模式结合起来。这种辩证张力是在关于整个历史场域的一致性图景和主导性意象的语境内释放出来的。由此，史学家获得了某种一致性与融贯性的总体图景，并形成其著作的独特风格，而确定这种一致性与融贯性的基础是诗性的、语言学的。历史学家为了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的整个事件预构成一个可能的知识客体，这种预构行为是诗性的，同时，史学家也事先预构了历史编纂的解释模式。因此，无论是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还是意识形态蕴含模式，都是史学家的一种主观的诗性建构行为。“历史学家在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之前的诗性活动中，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同时也预设了他将用来解释它的概念策略的模式。”[17]

第四节　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转义理论[18]

海登·怀特指出，历史解释的策略并非无限，而只有四种，它们对应于诗歌语言的四种主要转义模式。转义理论为区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形式提供了基础。在《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一书的前言中，怀特考察了转义（tropic）一词的词源。他指出，转义（trope）偏离了字面意义上的、约定俗成的或传统的语言用法，背离了通常的习惯和逻辑所规范的表达。转义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理解的变异，通过在平常感觉互不相关或者不是以转义的方式相关的概念之间的联系，生成言语或思想的图像。在此，怀特同意哈罗德·布鲁姆的看法，即转义可以被看作一种类似于心理防御机制的语言防御机制，不仅仅偏离一种可能的规范的意义，还朝向另一种正确、规范和真实的意义、概念或思想，使事物在用一种语言表达的同时又考虑到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19]

在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怀特提出了四种基本的转义类型：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其中，转喻、提喻、反讽是隐喻的不同类型。这些比喻的功能是间接性地或者比喻性地描写客体的特征，在语言用法本身之中，思想具有多种可选择的解释范式。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隐喻根本上是再现的，以相似性原则为基础。比如，“我的爱人是一朵玫瑰”，尽管爱人和玫瑰属于两种不同的事物，但它们的差异中又存在着共性和相似之处。转喻是还原的，以相邻性原则为基础，比如用“50个船帆”来表达“50艘船”的意思，用“船帆”取代“船”，是将整体还原为它的某一个部分，将船还原为船上的帆。提喻是综合的，以部分来象征整体的某种内在属性，如“他是全心全意的。”（He is all heart）这句话看似转喻，因为以“心”这个身体中的一个部分来表述整个身体。但是，“心”一词的象征意义已经不再指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指西方文化习惯中所象征的某种品质，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是肉体与精神属性的综合。如果仅仅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理解“心”，那么这句话就失去了其意义。反讽是否定的，以相反性为基础。从本质上说，反讽是自我批判的和辩证的，出于一种语言的自我否定而自觉地运用隐喻，它主要的比喻策略是词语误用，用看似荒唐的隐喻去激发一种对所描述的事物的本质或者语言描述本身的不充分性的反思。

这四种转义模式的修辞性质决定了历史叙事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字面意义的再现，而是包含着深层的结构内涵，反映了史学家在叙事之前对历史事件的预设。如果史学家要强调诸事件系列之间的相似性，就以隐喻的模式进行研究，如果强调差别，就用换喻的模式。同样对于法国大革命，伯克用的是反讽的模式，米什莱用的是提喻模式，托克维尔则运用转喻。正如怀特所言：“语言的转义理论能使我们追寻历史学家以看似原始的、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描述中含有的对发生场的编码，但实际上却是对该场域的预设，使我们准备接受他接下来要进行的对这个场的形式解释。”[20]历史话语中的转义因素成为事实与解释、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构成互补关系的基础。

此外，转义理论的作用还在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模式来表达，可以把历史学家以隐喻的话语模式再现的视角转变成提喻的视角。这样，每一次再现都可以为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看法增添一种视角，最后汇总成对这个事件的整体理解。可以看出，怀特的转义理论与其历史观密不可分。他认为，历史再现并不是为了获得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可能有许多个都合理的答案，以实现对事件解释的不断增殖，“历史编纂学的伟大经典之所以都从不确定地结束某个历史问题，而倾向于向过去打开某种视野以激励更多的研究，原因就在于其转义的本质属性”[21]。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在客观与主观、事实与虚构、正确与错误之间设立了截然二分的界限，将历史作为科学的分支，追求对历史描述的唯一正确的客观解释。而怀特则指出，叙事不可避免地具有转义的性质，因而历史话语就同时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两个意义层面，不能只看到历史著作的客观性，忽视其隐含的诗性特质，也不能只允许以一种方式去叙述历史，而排除与之相反的叙述方式的可能性。怀特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话语转义理论让我们理解了谬误与真理、无知与理解、想象与思想之间存在的连续性。“这些二元组合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话语转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言语是如何在这些假定的对立之间协调的。”[22]

可以看出，怀特的转义理论不仅仅在于发掘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也在于破除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为我们理解互相对立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关系结构提供一种可能性和方法论，放弃那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片面取向，理解看似对立的因素之间的连续性与共存性。“我们将会认识到这并不是在客观与曲解之间选择的方法，而是在不同的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方法，用思想建构‘现实’，以便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现实，其中的每一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道德内涵。”[23]因而，转义理论为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为不同的叙事策略的运用，提供了机会。就此而言，可以将转义看作是历史话语的灵魂，没有转义机制的运作，话语就不能达到以多种方式表达历史的目的。

小结

语言的修辞性，从事件到故事的建构过程，历史学家对单个材料的取舍及勾连，历史阐释的多样性与相对性，以及话语转义模式的作用，这些都决定了历史编纂的诗性色彩。进而，怀特打破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疆界，使得传统学科视野中以虚构为主的文学与以追求真实客观为主的历史具有了某种共通性，凸显了历史的诗性特质。

怀特的这一理论由于威胁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以解构历史的客观神话为目的，受到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比如高登·莱夫在对怀特《元史学》的书评中认为此书最终将历史降低成为诗学或语言学的一个种类。[24]以高登·莱夫为代表的研究者在对怀特的批评中，着重于强调怀特的历史文本性导致了语言决定论，导致了将历史与文学彻底等同的学术取向。

另一些批评者认识到怀特历史诗学理论中所暗含的某些合理性，在肯定怀特某些主张的合理性基础上，进行反思与质疑。一方面，他们认同怀特提出的历史编纂过程中的诗性建构行为，肯定历史的文学性、虚构性、语言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质疑怀特将这种文学性、虚构性、语言性夸张化、激进化，进而将历史书写等同于文学创作，这样就容易走向语言决定论和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这也是很多学者对怀特以及后现代主义进行批评的关键所在。正如劳伦斯·斯通所表达的：“我唯一反对的不是他们宣称真实不可知，而是根本没有事实，一切仅是史学家的主观建构。换言之，语言创造了意义，因而接着创造了我们对真实的形象。这摧毁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25]伊格尔斯在对怀特的批评中也指出，他赞同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代表性论点，认同怀特所言的史学编纂中的文学性、虚构性以及历史解释的多元性，但他对怀特的最主要批评在于，他认为怀特的多元立场会导致一种取消一切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否认事实性存在。

如果说，前一种批评视角是由于怀特积极倡导历史的文本性以及历史与文学的融合，而质疑怀特的历史文本主义思想及随之而来的语言决定论倾向，并担忧这种倾向将解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那么，后一种批评视角则是在认可怀特历史文本主义主张的合理性基础上，担心这种主张的极端化所导致的取消一切标准的相对主义倾向。无疑，怀特承认历史叙事过程中的诗性构筑行为，问题在于，他是否由此对历史的客观性持绝对怀疑态度？同时，怀特所主张的历史阐释的相对性是否意味着取消一切的合理标准？也就是说，上述批评者对怀特的质疑是否有理有据，是否符合怀特本人的思想？抑或仅是一种误读、误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怀特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修正性，而不是仅以他的代表性的观点对他进行一种简单化评判，轻易地给他下一个定论、贴一个标签或归入后现代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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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105.

[2]Ibid.，p.3.

[3]Ibid.，p.5.

[4]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8.

[5]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6.

[6]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5.

[7]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13.

[8]Ibid.，p.14.

[9]Ibid.，p.24.

[10]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9.

[11]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106.

[12]Ibid.，p.94.

[13]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112.

[14]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7.

[15]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84.

[16]Ibid.，p.59.

[17]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31.

[18]也有学者翻译成比喻、喻说。

[19]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2.

[20]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103－104.

[21]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7.

[22]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21.

[23]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22.

[24]Gordon Lef，f“Review of Metahistor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3，No.4，November 1974.

[25]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Past and Present，No.135，May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