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诗与历史之间：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研究
- 王霞
- 6619字
- 2021-03-30 03:41:23
第一章 绪论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化史家、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以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怀特本人在《元史学》一书中曾将“历史诗学”（“The Poetics of History”）作为该书的前言而明确提出来。他认为，历史编纂是一种诗性构筑的过程。其一，从语言层面来讲，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种语言虚构，与文学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似之处，却不同于科学领域的叙述。其二，从编年史、事件与故事的区别来看，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历史学家在将编年史和事件转变成故事的过程中，伴随着主观意图的介入。其三，从对故事的解释来看，怀特认为存在三种方式，即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含式解释。这三种解释模式的组合使得历史解释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特点。其四，从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看，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这四种比喻模式为理解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提供了基础。怀特在《元史学》之后出版的三本著作《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和《比喻现实主义》，以及《回应马威克》、《历史研究的公众相关性：回复德里克·莫森》等重要论文，都在为建构、修正、完善他的历史诗学理论大厦不断地提供理论基石和支撑。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倡导历史的诗性建构特质，打通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界限，追求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与增殖性，备受历史学界、哲学界、文学批评界的关注，怀特也因此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第一节 海登·怀特的学术之路
海登·怀特1928年出生于美国南部的工人家庭，他是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人文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为他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和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求学期间，怀特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类书籍，大量阅读尼采、叔本华、黑格尔、萨特、皮亚杰、福柯、弗莱、布克哈特、兰克、马克思等人的著作，这种跨学科式的学术阅读使他的知识视野十分宽阔，且思维活跃、探究意识浓郁。1951年，怀特在密歇根州的韦恩州立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硕士、博士均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研究中世纪历史。他曾先后执教于韦恩州立大学、纽约的罗切斯特大学、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圣克鲁兹的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怀特研究中世纪史出身，看起来似乎与他后来从事的历史哲学研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怀特求学期间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已经为他做好了铺垫。当他还在研究中古史的时候，就已经对柯林武德、汤因比和历史哲学很感兴趣了。在怀特看来，历史哲学处理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相比于单纯地研究过去的历史本身，他更感兴趣的是当今的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历史学家天经地义就是研究过去的，但怀特却追问道：为什么会有历史学家这个职业？为什么会有历史这个学科？为什么要研究过去？研究过去有什么作用？历史的社会功能、意识形态功能是什么？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意识，基于对历史学科的性质、功能的反思，怀特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负担》的论文。[1]在这篇文章中，怀特阐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徘徊的尴尬地位，重新思考了历史的学科性质，呼吁人们不要只强调历史的科学性，不要只运用科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来再现历史，也要关注历史的艺术性，要借鉴现代艺术的再现技巧。这篇论文被许多学者当作怀特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怀特《历史的负担》发表后深受欢迎，有编辑约他再以19世纪的历史思想为主题写本书，于是他写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2]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议。批评者有之，认同者有之，然而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原因在于，怀特在这本书中通过分析米什莱、兰克、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19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诗学”的主张。怀特认为，历史意识具有深层结构，这个结构是诗性的，历史在比喻性语言的使用、情节编织、写作意图、意识形态的介入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诗性，与文学创作相类似。这无疑对实证主义历史学构成了威胁，挑战了历史的客观性，以至于传统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接受怀特的理论，更有些学者批评怀特“最终将历史贬低成为诗学或语言学的一个种类”[3]，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自己专业所做过的最具破坏性的事”[4]。然而，也有学者接受并赞同怀特的理论主张，认为怀特勇于质疑传统的稳固的历史观念，其理论主张有合理之处。比如，斯坦利·皮尔森（Stanley Pierson）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是一本富有想象力的书，怀特的研究将给史学家带来一种新观念和想象力。[5]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则称《元史学》为“历史哲学中最著名、最有争议性的著作之一”[6]。
尽管当时的学界对《元史学》的评价不一，且批评意见居多，但怀特并不介意人们对他的批评，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动摇传统的客观实证主义历史观念，改变与革新人们的历史观。也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通过对他选取的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文本进行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析，考察他们在历史写作的过程中如何谋篇布局，如何确定风格，通过对传统史观的分析、反思与批判，提出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解构所谓历史学科的神话”[7]。
为了袪魅历史，解构传统史观，怀特接着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补充、融会《元史学》中提出的理论主张。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一文中，怀特参考《元史学》的前言，重新思考历史与科学、文学的关系，阐述了事件与故事的区别、历史学家所用的语言的特点、历史叙事的隐喻性等问题，以深化他在《元史学》中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需要注意的是，怀特同时也强调，历史的诗性，历史叙事与文学创作的相通性并不等于取消了历史能提供客观知识的学科属性。在《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想象》一文中，怀特首先归纳了人们通常认为的历史学家与历史主义者的几种区别，这种区别大概可对应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8]怀特认为，这种区别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论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所研究的对象多么客观，历史学家都要对史料进行筛选、加工、建构，都要使用比喻性的语言去进行解释，赋予其意义，而历史主义者只不过以更加诗性的方式去面对史料。所以，不论是对传统的历史编纂者来说，还是对历史哲学家而言，历史再现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再现者的写作意图、个人偏见、兴趣、意识形态、语言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就不存在稳固不变的历史解释，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可能完全不同。怀特主张将历史话语看作是一个同时指向两个层面的符号系统，既包含关于客观的历史事件的知识、信息，又包含对事件的解释。因而，历史话语的意义也就指向两个层面，既指向事件及对它的解释所构成的字面意义（显在意义），又指向用来描述和解释事件的比喻性语言所构成的比喻意义层面（深层意义）。历史话语中的比喻成分对我们重新定位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异同具有重要意义。
怀特在《元史学》中采用现代语言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方法分析19世纪的历史著作，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文学理论的独特兴趣与理解，显示了跨学科研究在具体实践中的尝试与探索。而怀特在1976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荒诞主义时期》则进一步显示了他广阔的知识视野，以及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式的探究意识。[9]在这篇文章中，怀特提出了与通常的文学批评相对立的荒诞主义的批评方式。通常的文学批评家相信，不仅文学有意义，文学批评也有意义，文学批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荒诞主义的批评家则质疑通常的批评实践，他们不停地进行批评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构“批评”这一观念，只是为了捍卫“批评是不可能的”这一观念。在以往的批评惯例中，语言只是表达文学信息的简单而透明的中介，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通过语言学分析、语法与句法的分析，来把握语言背后的信息和意义。而荒诞主义批评家则认为语言不是确定的、透明的中介，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怀特分析了布朗肖、德里达、福柯、巴特等人的文学批评观念，指出在荒诞主义的批评家那里，文学已经降低为书写，书写降低为语言，而语言则最终成为符号的无尽游戏。当福柯、德里达等荒诞主义批评家批评文学作品时，他们是为了对批评的正当性进行质疑与批评，攻击整个的批评活动。由此，荒诞主义批评家使文本、文本性都成为值得质疑的问题，将文本看成是与作者无关的自足领域，改变了通常的阅读与写作观念。此外，怀特还分析了萨特、加缪的批评观，以及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对文学批评、文本、写作的看法。他指出，这种荒诞主义的批评方式的本质在于质疑西方思想中的二元对立观念、西方社会中的精英主义及文化惯例。
怀特的这几篇论文发展、补充了他在《元史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与批评观念。同时，对众多传统历史编纂者对他的无视历史客观性的批评也做出了回应。在《元史学》中，怀特主要论述历史的诗性色彩。而在这几篇文章中，怀特一方面坚持历史的诗性，历史与文学的融贯性、相似性以及历史话语的比喻修辞性，并从各个方面去论证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补充说，他的历史诗学理论并非完全否定历史实在，历史的深层诗意结构只是历史话语的一个层面，而历史也不能完全和文学等同，历史事件不能虚构、必须真实客观，文学作品中的事件则可以发明创造。怀特的这几篇论文，加上《历史中的解释》[10]、《历史的负担》等几篇论文，编成《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11]一书。
如果说，怀特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元史学》（1973）与《话语的转义》（1978）所关注的是历史的诗性建构因素、历史与文学的相关性、历史话语的比喻性等问题，那么，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则更多地关注历史叙事的价值问题，关注历史编纂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的关系问题，强调意识形态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实在再现中的叙事的价值》（1980）一文中，怀特认为，叙事的问题对于反思文化性质、人性等十分重要，叙事能赋予文化中的故事以可理解的意义。[12]怀特指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年代记、编年史、严格意义的历史来再现过去，年代记完全是非叙事性的，只是事件的编年列表，编年史尽管具有叙事的故事性，但往往由于缺乏叙事结尾而告终，只有严格意义的历史才具有开头、发展、结尾这样的完整故事形式，因而，怀特认同克罗齐的观点，没有叙事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历史。而历史学家对叙事的渴望源于道德说教的冲动，通过叙事来赋予历史事件以道德判断和意义。怀特认为，只要存在叙事，就会有道德判断和说教。他的这种观点在另一篇论文《历史解释的政治学：规训与非崇高化》（1982）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13]在这篇文章中，怀特指出了历史编纂所容易受到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影响和干扰。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是其进行解释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学术研究活动。不同政治立场的历史学家可能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解释正好完全相反，因而，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历史学家赋予的，不是它本身就固有的。怀特的这篇文章由于强调历史学家在解释的过程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渗入，而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如果不同立场的历史学家可以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不同解释，赋予它不同的道德意义，那么，以纳粹屠杀事件为例，是否历史学家所有的解释都是合理的？如何对待那些不符合时代道德规范的解释？怀特为此被批评为道德相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
怀特在探讨了历史学家对实在的再现过程中的叙事的价值以及叙事的道德训诫意味之后，发表了《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一文，进一步归纳总结了西方历史学界、文艺批评界、哲学界对叙事的五种态度。[14]第一种以沃尔什、丹图等英美分析哲学家为代表，他们倾向于将叙事看作一种具有认识论作用的解释；第二种以布罗代尔、弗雷等社会学历史学家为代表，他们倾向于将叙事看作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再现手法，不利于实现历史的科学化；第三种以福柯、德里达、巴特等文学理论家、哲学家为代表，他们具有符号学取向，将叙事作为话语代码中的一种；第四种以伽达默尔、利科等阐释学哲学家为代表；第五种不属于上述的任何哲学或方法论派别，是为了捍卫历史的技艺而反对叙事的职业历史学家，如年鉴学派。怀特通过对这些不同的态度进行分析，探讨了叙事观念的复杂性，一方面，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可以用来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叙事的再现方式又会产生不利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的语言修辞特质。叙事的修辞性与虚构性让许多学者反对将它作为再现历史的手段。怀特的观点是，叙事的修辞性与虚构性并不等于它不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历史叙事是对真实的事件的精确模仿，与虚构的小说故事有本质区别。
叙事问题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有争议的问题。怀特对叙事的性质、作用的阐述显示了他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基本观念的反思与质疑，呼吁历史学家不要因为叙事的修辞性而将之逐出历史学。归根结底，叙事的问题是一个在真理的生产过程中的想象力的作用问题，想象力的存在不仅不会威胁反而会有利于真理的生产。怀特探讨叙事问题的上述论文连同《走出历史：詹姆森的叙事实践》、《文本中的语境：思想史的方法和意识》等论文，于1987年被汇编成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一书[15]。
《元史学》之后的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发表，特别是《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的出版，使怀特的影响力有所提高，除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纷纷关注他的作品。然而，与《元史学》在学界引起的强烈反响和论争相比，这两本书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和讨论。理查德·汪（Richard T.Vann）曾统计过，《元史学》的书评大概有17篇，且一多半是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历史与理论》等举足轻重的专业权威刊物上，而《话语的转义》的书评不仅远远少于《元史学》，且都是发表在一些非专业的刊物上，《形式的内容》的书评要比《话语的转义》多些，但也大多见于非历史类刊物。从影响力和引用率来看，这两本书也都不及《元史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这两本书的评论”[16]。历史学家引用怀特的作品时只是引用《元史学》的前言中的代表性观点，后两本书的引用率很少。
尽管怀特在论述历史叙事理论、话语转义理论时，也同时表明，他无意于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也不是主张语言决定论。但是，由于很多学者往往只关注怀特《元史学》中的历史诗学理论，对他后来写作的对《元史学》的观点进行补充、发展的一系列论文及论文的汇编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容易以他的某些代表性论点来评价他，认为他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取消了评判历史的合理标准等。比如，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曾批评怀特拒绝承认历史中的发现成分，只看到历史的文本性、主观性。[17]与怀特在历史学界受到的这种冷遇相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怀特倾注了许多热情，提出许多评论意见。一些文学批评家赞同怀特对比喻语言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地位的揭示，也有一些批评家认为怀特将文本变成语言和修辞的自足的封闭场所，忽视了文本之外的实在，怀特的著作和理论也缺乏对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关注。
1988年，怀特发表了《将逝去的时代本质比喻化：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Figuring the Nature of the Times Deceased：Literature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一文，讨论历史书写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他认为，文学理论对历史书写有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中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话语理论、文本性等，有助于分析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因素，有助于为历史哲学家思考历史话语、历史解释等问题提供借鉴和启发。同时，怀特也澄清，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在如何对待纳粹屠杀的问题上，怀特备受批评。按照批评者的逻辑，既然怀特否认历史的客观性，那么他也理所当然地否定纳粹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这是其一；既然怀特主张历史解释的多样性，不同的历史学家可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不同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具有相同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对纳粹屠杀事件也可以进行不同解释，是否可以用任意的情节模式去编织，甚至将这一事件编织成喜剧？这是其二。这些道德上的指责、质疑与批评无疑让怀特深感困扰。在论文《历史的情节建构和历史再现中的真实性问题》中，他专门讨论了如何再现纳粹屠杀的问题。[18]一方面，怀特仍然坚持历史解释的多元性，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采用不同的情节模式去再现纳粹屠杀事件；另一方面，怀特认为，对纳粹屠杀的再现可以有字面意义的再现与比喻意义的再现两种方式，如果历史学家以字面意义的方式对纳粹屠杀进行一种单纯的史实性再现，那么，纳粹屠杀这一事实的悲剧性就决定了历史学家不能采用喜剧的情节模式；如果历史学家以比喻意义的方式来再现，那么，他的历史解释的多元化原则就没有上述的限制。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怀特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不断地补充、发展、修正，对历史的文本性、历史解释的相对性问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议也在不断地回应、不断地再思考。收录了《将逝去的时代本质比喻化：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历史的情节建构和历史再现中的真实性问题》、《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策略》等论文的《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19]，以及《回应马威克》、《历史研究的公众相关性：回复德里克·莫森》[20]等论文就是这种回应和思考的学术成果。
纵观怀特的学术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看到，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他的理论本身蕴含着众多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因而引起了学者的不同批评视角和态度。有批评者，有赞同者，亦有持中间立场者。有人认为怀特是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他将文学、叙事学、语言学引入历史学中，使历史等同于文学，从而威胁、解构了以科学与客观性为基准的实证主义史学，甚至造成了“历史的终结”；也有人认为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破除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神话，实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多元主义，但是，怀特的理论有语言决定论的倾向以及取消一切合理的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倾向。可以说，怀特理论的复杂性使得对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的探究呈现多元化、争议性，也显示出怀特的理论所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正如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所指出的，怀特是一个具有刺激性和争议性的理论家，一方面这种刺激性和争议性使我们对怀特的研究面临诸多困难，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21]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海登·怀特研究
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边界，倡导历史的文本化以及历史阐释的多元化、相对性，追求历史的增殖，挑战甚至动摇了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研究，因而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也一直都是众多的文艺研究者、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学理论研究者的探究对象。然而，海登·怀特对历史的诗性因素的挖掘，对历史文本性的强调以及其相对主义立场，都使得国内外学界对他的理论批判多于认同，甚至不乏许多误解、曲解的声音。不论是批判、误解，还是赞赏、认同，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评论，都有其特定的学术出发点，都对我们更加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探究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提供了某种佐证和参照。面对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历史批评界等不同的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浩如烟海的怀特的研究资料，笔者不可能全部顾及、一一提及，而只能从文献资料的海洋中择取几朵浪花，有选择地选取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来阐述，即根据笔者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紧紧围绕问题意识，重点梳理对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中所蕴含的历史文本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思想的批评观点，在一种论辩的视野中去辨析、梳理，为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探究和解决做好铺垫。
一 国外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海登·怀特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海登·怀特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对他的《元史学》、《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比喻现实主义》这几部代表性著作的书评，其中又以对《元史学》的评论最为丰富，论争也最为激烈。第二种情况是围绕怀特的代表性观点进行的论争。一些学者对怀特的批评又引起另一些和怀特持同样立场、观点的学者的反驳，同时，怀特也针对批评者的观点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解释、捍卫或者修正。对于怀特的批评，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立场。这样的批评与回应具有明显的论辩性质，对我们在一种论辩的视野下更全面地分析、评价怀特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国外学界对海登·怀特著作的书评。海登·怀特运用当代文学理论去阅读19世纪的史学、哲学著作的《元史学》，自出版后就引起国外学界的很大争议。高登·莱夫（Gordon Leff）简述了《元史学》一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认为此书的一些部分有很大的价值，但它最终将历史降低成为诗学或语言学的一个种类。[22]卡尔·鲁宾诺（Carl A.Rubino）则指出，怀特的著作包含了引人注目的不仅从历史学科还有从哲学、文学批评和语言学中选取的大量作品，但是怀特在引用弗莱、维柯、结构主义者的概念来说明自己的主要理论时，并没有将它们转变为他自己的前后一致的理论体系，这些借用来的理论似乎脱离其本来的语境和土壤而抽象化。[23]
与高登·莱夫和卡尔·鲁宾诺的观点不同，斯坦利·皮尔森显然对怀特的《元史学》持肯定态度。斯坦利·皮尔森认为，怀特《元史学》中所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将会在两个方面引起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首先，许多史学家反对把“事实”看作“比喻”或者意识的诸形式的产物，反对怀特对于语言的特殊强调。其次，他们反对怀特的现代历史编纂的情节模式，即史学家所选用的浪漫剧、悲剧、喜剧、讽刺剧这四种基本情节模式都不能宣称自己在认识论模式上的优越性，因而怀特主张史学家应该在道德的和审美的（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选择。但是，皮尔森指出，怀特的《元史学》是一本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书，当大多数历史书写都被狭隘和琐碎的问题所占据时，怀特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挑战，重新考虑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和目的，怀特的研究将给历史学家带来一种关于思想的形式的新观念和想象力。[24]约翰·克里夫（John Clive）则指出了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的系统性，他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诗人的观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怀特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语境下第一个将其系统化，认为文学艺术不仅仅是装饰性的或者辅助性的，而是历史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5]
怀特在《元史学》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根据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汇编成的《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比喻现实主义》，进一步拉近了历史与文学的距离。尽管后三本书在学术影响力上不及《元史学》，但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多明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曾将怀特的这三本书作为一个不断变更的三部曲。[26]他认为，《元史学》以系统的专著形式表达了怀特历史诗学的一些规则，《话语的转义》则是关于这些规则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奏曲的随笔集，而《形式的内容》较《话语的转义》来说，是一部更具深远意义的随笔集。
《元史学》之后出版的《话语的转义》，是怀特的一部随笔集。这部随笔集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既有历史编纂学的问题，也有文学批评、哲学等相邻学科的问题，还包含了怀特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相关问题的论述。在对《话语的转义》的书评中，拉卡普拉指出，怀特广泛的解释学兴趣超越了学科界限，他的批评诉求也超越了职业的历史编纂学家。为了将历史学家从他们教条主义的睡梦中叫醒，当代的写作者中没有人比怀特付出得更多。拉卡普拉具体分析了怀特的这些随笔，他认为，《话语的转义》是一部有吸引力的书，“它将成为文学批评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巨大兴趣”[27]。
威廉·约翰斯顿（William M.Johnston）、吉尔斯·岗恩（Giles Gunn）、约翰·普雷斯顿（John Preston）等人曾将《话语的转义》与其他的著作放在一起讨论、比较。在一篇书评中，威廉·约翰斯顿分析了怀特的随笔，并提出对怀特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怀特和福柯一样，具有令人惊异的革新性，但最终又过于抽象。约翰斯顿指出，他对怀特的反对来源怀特过于信赖修辞学，并将所有的学科范畴降为修辞的模式，怀特提醒我们要注意到历史话语中的修辞，但是他接下来并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去重建一个新的领域，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已经解构了如此多如此好，怀特亏欠他同行的是一种重建的力量”[28]。吉尔斯·岗恩将怀特的《话语的转义》与杰拉德·格莱夫（Gerald Graff）的《文学反对自身：现代社会中的文学理念》（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Literary Ideas in Modern Society，1979）比较，认为这两本书在当代美国批评语境中都引起了有力的争论，同时，它们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及最后达成的共识都具有共同之处。岗恩指出，这两本书除了相似之处，它们的作者格莱夫和怀特似乎分别代表了当代理论范畴中的不同两极，前者很容易被作为一个相信实在事物的客观本性、文学的模仿特征等的“传统主义者”，而后者则符合一个“激进的”理论家的特征，将所有的话语都作为比喻的，将所有知识的形式都视为文化决定论的，将事物的实在或世界本身作为一个思想结构。但是，这种简单化的区分往往歪曲了他们各自的立场，这两人的不同在于他们论述策略和风格的不一致。岗恩具体地分析了他们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怀特立场的激进之处是什么，又是什么使《话语的转义》比《文学反对自身》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学的批评和解释力量的更坚实基础”[29]。
相比于《话语的转义》，怀特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部随笔集《形式的内容》，显然获得了学界的更多好评与关注，许多学者称赞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具有很大的学术含量与影响力。南希·帕特（Nancy Partner）指出，怀特《形式的内容》一书坚称语言的形式是历史书写内容的主要承载者，这对不喜欢形式的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帕特认为这是一本最丰富、最具争议性的书，触动了诸多美国职业历史学家的神经。[30]而拉卡普卡认为，随笔是一种表现复杂的、有争议性的历史编纂学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最好形式，怀特显然能很好地驾驭这种形式。在《形式的内容》这部随笔集中，最明显的主题是叙事，怀特同时也对历史探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维度给予高度关注。拉卡普卡指出，也许怀特有时过于夸大历史中叙事想象的作用，过于强调某些叙事方法可能会成为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是，怀特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叙事的独特意义，以及它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广阔网络结构。怀特通过对历史编纂学和文学批评中的叙事问题的关注，“提供了当代思想中最具影响力和煽动性的叙事理论之一”[31]。同样基本肯定怀特《形式的内容》的还有理查德·金（Richard H.King），他认为，最近20多年来历史哲学产生了激进的转向，争论的焦点不再是历史是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历史与小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最应该对这一转向负责的人就是海登·怀特。可以说，理查德·金对怀特的评论较为客观，在概括怀特《形式的内容》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他肯定了怀特《形式的内容》中的一些论文的影响力，比如《叙事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历史解释的政治学》等论文，值得一再被重读。但这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怀特提出的观点，而是因为，怀特具有一种能问出极度恰当的问题并提出强有力的论题的本领。最后，理查德·金指出，尽管怀特的著作中的许多观点都被质疑、挑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不应该被忽视，尤其不应该被历史学家忽视”[32]。
尽管《形式的内容》一书深刻而丰富，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影响力，但是，正如南希·帕特、理查德·金等人所指出的，这也是一本极度具有争议性的著作，许多学者对怀特书中的某些观点持质疑态度，比如威廉·德雷（William H.Dray）批评怀特过于强调历史中假设的诗性而非叙事情节编织的事实本性。对怀特来说，任何一组给定的历史事件系列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情节编织，不论这些事件在本质上是悲剧的、喜剧的还是闹剧的等等，这样，怀特很容易被理解为主张历史学家可以按照喜好随意地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编织。德雷指出，怀特提供的是历史实用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可怕后果就是对纳粹屠杀的犹太复国主义解释，而“这样一种将历史降低为政治宣传的观点应该被反对，不论表面上这个原因是多么值得”[33]。
怀特的第四本书是《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这本书是怀特的第三部随笔集。怀特在这本书里探讨的主要是文学以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方面的问题，比如，怀特在《弗洛伊德的梦的比喻论》（Freud's Tropology of Dreaming）中讨论了弗洛伊德的梦的工作理论，在《普鲁斯特的叙事、描述与比喻论》（Narrative，Description and Tropology in Proust）中以隐喻、转喻、提喻、讽刺这四种主导比喻模式去讨论普鲁斯特的作品。正因为怀特这本书的很多篇幅都侧重于讨论文学问题，所以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指出，这本书里的大多数随笔都不会引起一般历史学家的兴趣，最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将逝去的时代本质比喻化：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历史的情节建构和历史再现中的真实性问题》、《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策略》等讨论历史解释、历史再现等问题的文章。梅吉尔指出，一方面，怀特对历史叙事与解释的关注，对增殖性叙事的倡导，有助于我们看到增殖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不论在认识论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怀特所倡导的这种增殖性也必须被筛选，“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进行这种筛选”。[34]诺埃尔·卡洛尔（Noel Carroll）认为，《比喻现实主义》显示了怀特对文学与历史经典的渊博学问，以及对跨学科领域内最新学术论争的熟悉。卡洛尔的书评对怀特的《比喻现实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对怀特书中的随笔都做了简要的概述、评论及质疑。[35]
值得一提的是，伍尔夫·康斯坦纳（Wulf Kansteiner）的《海登·怀特对历史书写的批评》一文，详细而深入地梳理、分析了怀特自《元史学》发表以来的包括《话语的转义》、《形式的内容》、《比喻现实主义》在内的所有著作，并将怀特与罗兰·巴特对叙事、历史话语的研究作比较，试图证明怀特的结构主义方法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之间的形式差异。康斯坦纳侧重于论述怀特的作品发展脉络与这几十年来别人对他的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将怀特的批评者大致分为三种群体：历史哲学家、历史编纂者和文学批评家。他指出，对于普通的历史学家来说，怀特的名字象征着对理论术语的不必要使用、相对主义，对证据和对真实再现历史的可能性的否认。但历史学家很少关注到怀特思想的发展脉络，很少关注怀特对控诉他相对主义的批评的回应，也很少关注怀特最近对引入一种更灵活的术语学和对指涉问题再思考的大多数尝试。这些批评者担忧的是：怀特的理论将“历史的”和“虚构的”叙事混合起来，过于强调“诗性的”历史，他们尤其责备怀特对叙事话语的分析缺乏任何历史维度，构成了“诗性对历史实践的挑战”。文学批评家已发现怀特著作中同样的形式主义缺点，过于强调文本的自我指涉性，他们也批评怀特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意蕴，但总体而言，怀特的著作已经成为他们质疑历史和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点。最后，康斯坦纳总结道，历史学家对怀特的批评在于他的相对主义，而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哲学家则批评他的形式主义方法，而怀特也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驳、修正与回应。“这表现在他尝试将比喻的体系嫁接到本体论基础上，以及把对历史事实的否决权并入特定的情节设置。”[36]但是，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很少有历史学家应用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怀特对其历史诗学理论的修正和矛盾一直都未被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怀特的著作被当作铁板一块进行批评。康斯坦纳指出，怀特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对话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其次，以海登·怀特为中心的论争。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其凌厉激烈的反叛意识、解构意识与探究意识，在国外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总体来说，国外学界对海登·怀特的批评主要有下述三种代表性的学术立场。
其一，以马威克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学家，认为海登·怀特代表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客观性、准确性的破坏和摧毁，认为怀特宣称历史的文学性从而否认了证据、原始资料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可能性。这一派对怀特的典型评价可见于马威克的论文《历史研究的两种取向——形而上学的（包括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的》。马威克将怀特归于后现代主义阵营中，并通过详细地重述传统史学家的工作来反驳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尽管大多数词汇都有多种意义，但史学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学科训练来避免陈述中的不确定性、歧义性，控制隐喻，历史写作完全可以同时达到准确和清晰。“面对不可避免的文本性，我要再次声明的是史学家的自治。”[37]而以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却无视史学家对历史的发现，用话语理论和解构主义的方法对诗歌、绘画等所有的广义文本进行分析，轻视原始材料，混淆了事件与事实，只注意到史学家对历史发现的书写和想象。也就是说，马威克认为，历史事件是由历史学家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怀特几乎没有承认有任何的发现过程，像所有后现代主义批评者那样，他仅仅加入书写阶段”[38]。
马威克对传统史学编纂的捍卫、对海登·怀特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反驳，又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论和加入。针对马威克所认为的史学家勤勉地收集材料，客观公正地如实再现过去，历史远离各种偏见和政治倾向，贝弗利·索斯盖特（Beverley Southgate）提出了反击。他认为，史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事实，为了让过去有意义，史学家要通过有意地筛选资料从而将秩序强加于混乱无序的事实之上，同时，不论史学家是否意识到，其政治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历史编纂。索斯盖特认为：“怀特与马威克之争是当代历史编纂学危机的典型例证，也显示了一个分裂的学科的种种问题。”[39]克里斯托弗·罗伊德（Christopher Lloyd）则指出，马威克可能代表了一种在专业和非专业史学家中重要的流行想法，即认为他们的规范正被另一些思想体系破坏，出于职业危机感而激烈批评对方的观点。然而，马威克对形而上学和后现代主义者的驳斥和论述存在严重的缺陷和混乱，他并没有谨慎使用关于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已经出版的文献书籍，未经仔细检验相关的文本来源，未做基本的研究工作，未通读、清晰把握对方所有作品和观点，就妄自批评。正如怀特所指出的，马威克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正显示了他自身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40]总之，罗伊德认为，马威克的观点“在经验和哲学层面都存在缺陷”[41]。
显然，马威克对怀特的诸多批评是对怀特的误解，甚至歪曲，并非建立在对其作品进行深入阅读、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安克斯密特曾在一篇评论怀特的论文中就马威克对怀特的批评发表意见，他指出，怀特对促进历史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起着重要影响，也因而成为史学家的众矢之的，然而，马威克对怀特的批评无疑却是缺乏足够的证据的。安克斯密特感叹道，马威克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却写出了这样的攻击性论文，他批评怀特对过去的真实性缺乏兴趣，“没有比这更愚蠢、更狭隘、更固执的批评了”[42]。
其二，以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为代表的中间立场的批评者。伊格尔斯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能够较为客观地分析怀特的理论本身的优点和缺点，对怀特的认识比较深入，也较客观。伊格尔斯不同于马威克等传统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对怀特的质疑和批评建立在对怀特的一些代表性观点的肯定的基础之上，并且肯定了怀特理论的价值。一方面，伊格尔斯认同怀特《元史学》中的代表性论点，认同史学编纂中存在着文学虚构、情节编织、意识形态的介入、想象和推理等因素，认同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也认同怀特所说的历史解释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而是存在许多同样正确的解释。然而，另一方面，伊格尔斯又对怀特提出以下批评：首先，伊格尔斯认为，怀特的文本主义具有许多局限性，文本主义只强调文本的自足性，忽视了文本之外的现实和语境，而缺乏对文本的现实和语境的把握，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文本所传达的意义。其次，他指出，尽管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解释不止一种，但是，这并不等于取消了评判历史的合理标准。而怀特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所有的历史记述包含虚构因素，所以它们基本是虚构的，可以不受真理的控制”[43]；对怀特来说，每个历史解释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都可能是正确的，具有相同的真理价值，没有是非优劣之分，历史学家选择一种解释而放弃另一种解释的标准不是认识论的，而是美学的或道德的。最后，伊格尔斯批评怀特的《元史学》一书所依据的材料很多是二手资料、简单的摘要和内容介绍，批评怀特没有对他所论述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著作进行文本细读。
如果说马威克等传统史学家对怀特的反驳和批评是出于传统史学根基被动摇而产生的学术恐慌和危机意识，视怀特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威胁，并对其进行强烈批评，那么以伊格尔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对怀特的批评则相对理性、客观，他们对怀特并非完全的否定和反对，而是通过对怀特的著作进行分析，既肯定和认同了其合理的一面，又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无疑，伊格尔斯对怀特的认识和批评有所深化，看到了怀特思想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而非仅以怀特代表性的观点对他进行简单化的评判。伊格尔斯在肯定怀特提出的历史的种种诗性建构因素基础上，担心怀特将这种诗性放大从而导致历史学科独特的客观属性的消失，使历史混同于文学，导致失去任何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在此，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担忧与反对无疑具有典型性。在《历史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斯通表示，他并不反对真实是不可知的这样的说法，他反对的是一切仅是史学家的主观建构、一切仅是文本的游戏，反对的是彻底摧毁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区别的语言决定论。他说道：“如果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全部瓦解了，事实与虚构开始无法互相区分。”[44]因而，他认为应该避免语言之外没有现实的语言决定论的极端立场，避免一切皆是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没有所谓的历史真实的学术取向。
由此，怀特历史诗学理论中备受争议和批评的地方是由于他倡导历史的文学性、诗性、语言性而走向语言决定论、相对主义以至虚无主义。问题在于，上述批评者对怀特的质疑是否有理有据？如何看待怀特历史诗学理论中看似互相矛盾的地方？怀特如何看待、是否认同语言决定论和相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怀特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修正性。
其三，对于伊格尔斯、斯通等人对怀特的上述批评，以基思·詹金斯为代表的怀特的拥护者进行了相应的反击。针对许多学者批评怀特像巴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一切都是语言的嬉戏，不存在一个实在的过去和客观真实的外在世界，詹金斯指出，在怀特、德里达，甚至鲍德里亚的论述中，都没有否认过去或者现在的物质性实在，他们只是坚持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接近那种物质性实在，通过文本去表达和再现真实的过去，过去的这种文本性决定了不同的立场可能具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詹金斯认为，文本主义的作用在于“在整个历史作品完成且整个历史知识也产生的情况下，将注意力放在‘文本的情境’”[45]。文本主义是一种容许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的多元化立场，这样的文本主义及多元化立场将有益于历史研究的反思深度。
与詹金斯持同样立场的还有米歇尔·罗斯（Michael S.Roth）。在《文化批评与政治学理论：海登·怀特的历史修辞学》一文中，罗斯阐述了怀特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怀特提供了一种历史书写的修辞学，显示了历史故事和历史叙事如何作为一种语言、修辞结构而存在，这种历史的修辞学分析将改变我们思考关于历史事件的一切理论的可能性。罗斯分析了怀特的《元史学》、《话语转义学》、《形式的内容》这三部代表作，以及《历史的负担》、《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等重要论文，指出了怀特书写观念中的文本性、修辞性。在怀特看来，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只能通过文本这个中介去认识和了解过去，过去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我们强加给它的，而怀特的著作就在于说明文本这一中介如何发挥影响。罗斯指出，尽管怀特的理论强调历史文本的语言修辞特性，拉近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是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无意义观念，怀特的目的并不在于瓦解一切，而是通过对我们与过去的关系的质疑与批判，旨在将历史从19世纪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因而，怀特的历史修辞学有助于“促进文学、政治和历史理论的交叉发展”，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与过去的关系”[46]。
怀特所倡导的包括历史编纂在内的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多样性，具有独特的价值和贡献，这也是为伊格尔斯等学者所认可、赞许的，关键在于，伊格尔斯担忧的是，对同一事件可进行多种解释且这些解释具有相同价值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了历史解释的合理标准。詹金斯和罗斯等人对怀特的捍卫，有力地反驳了马威克等人所认为的怀特彻底取消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否定真理与物质实在的观点，但他们对于伊格尔斯所提出的问题与担忧却没有给予论证和解答。
总体而言，国外许多学者在探讨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时，往往停留于简单的概括和定论，要么将其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戴一个“语言决定论”的帽子，认为怀特完全否定历史真实并将历史等同于文学；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怀特并不是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但缺乏对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所蕴含的相对主义思想的深入探究，特别在纳粹屠杀问题上，要么认为怀特助长了对纳粹屠杀的法西斯式解读，认为怀特是个否认纳粹屠杀的法西斯主义者；要么肯定怀特对纳粹屠杀的承认，但将他在纳粹屠杀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归因于思想矛盾，没有注意到他的转变和让步是有前提的，亦缺乏对于他在什么地方做了让步，什么地方没有让步，为什么做出这种让步等问题的分析，没有深入讨论这种思想矛盾的深层原因，并对怀特的理论本身蕴含的逻辑盲点做进一步的追问。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历史的诗性特质必然导致历史阐释及历史编纂的多元性，那么这种多元性是否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不顾事实地随意阐释历史？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多元性是否受制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性以及人类公认的道德判断标准？因而，我们应在借鉴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进一步深入对海登·怀特的研究。
二 国内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海登·怀特研究
关于海登·怀特的论著的翻译，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选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首先翻译并选取了海登·怀特的一篇论文《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New Historicism：A Comment）。接着，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47]一书收录了海登·怀特的四篇论文，将怀特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引介给国内学界。此后，怀特的代表性著作也相继被翻译过来。目前国内翻译的中文著作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48]这些论著的翻译和引介对于促进国内的海登·怀特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性的著作方面，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与《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王晴佳、古伟赢《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等著作，在对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史学思想作总体观照时，将海登·怀特作为某一章节进行概论、介绍和评论。从研究角度来看，国内学界对于海登·怀特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述评与研究。在研究性的期刊论文方面，徐贲《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一文对怀特的历史比喻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述。作者介绍了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概述了怀特喻说理论的渊源、历史叙述的情节效果、解释范型和道德形态。[49]这是国内第一篇基于外文资料对于怀特历史比喻理论的系统述评。陈新分析了怀特在《元史学》中呈现的研究目的、思路、结论与逻辑，以及怀特提出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模式和比喻理论。[50]陈永国、朴玉明阐述了怀特关于历史编纂的几个概念：编年史、故事、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及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这四种转义模式。[51]林庆新通过分析怀特的话语转义学，探讨他关于叙事和客观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看法，以及福柯与怀特的关联、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年代纪和编年史与历史的关系。[52]郭剑敏阐述了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认为怀特的历史叙事首先是一种对历史进行文本化的理解与阐释活动，而这种理解与阐释又受到叙述者的主观立场及时代话语、意识形态的制约，怀特的历史存在就完全被转化成为一种文本化的叙事活动。这样，怀特就淡化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采用文学的技巧更好地发挥历史解释的作用。[53]赵志义通过对文学性的分析，以及对怀特的《元史学》中对文学性的强调、对“历史诗学”概念的引入，指出历史话语也具有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是一个跨学科问题。[54]此外，杨杰《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与文学观念》、翟恒兴《走向历史诗学——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理论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对怀特的学术渊源、理论观点，其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与评价。
上述研究者为国内认识和推进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一些学者对于怀特研究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追问，比如怀特的理论创新性何在、怀特是否由于主张历史的诗性建构特质而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将历史真实等同于文学虚构、怀特与20世纪历史诗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
第二，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创新性问题。王岳川将海登·怀特的理论放在新历史主义的大语境中加以评介，论述了海登·怀特“元历史”的理论特征，即历史文本的语言结构性质，而这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相似，由此提出怀特理论的新意何在的问题。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因而怀特的新意不在于他所强调的历史深层结构的诗意，蕴含虚构想象与比喻修辞，历史与文学都可获得真实的叙述。怀特的新意与影响力在于他整个体系的完整性，他提出了历史话语的三种解释策略，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因而同一历史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55]莫立民、周宜生《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再思辨》一文分析了怀特历史诗学所包含的几个核心问题，认为怀特有自己独到的话语解释体系，怀特的创新性体现在：其一，研究对象上，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种历史文本的研究；其二，研究方法上，怀特将历史与语言研究两个领域联系起来，进行了一种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三，怀特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创新，重点指出了历史的文学性。作者认为，怀特的理论除了上述创新，还有其盲点，比如怀特过于强调历史与文学的相似性，却回避它们的相异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就其学术品格而言，是一个有着诸多创意的解构性与建构性并存的学说，在它解构正统史学而又力图建构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的时候，一些新创与妙解令其理论构筑意趣盎然，但也难免出现逻辑的疏漏与学理的缺失。”[56]黄芸的《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认为，怀特的创新和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既是历史领域的语言自觉，也对历史“真实性”、“再现”、“意义”等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从而打开了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另外，怀特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即以语言的转义模式为基础划分出三大类对应的阐释模式，这给我们分析历史和文学叙事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使我们在实际运用叙事方法书写时能够更加自觉。[57]由上可见，研究者认为怀特的理论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怀特建构了完整的历史诗学理论体系；其二，研究对象的创新性；其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其四，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第三，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中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问题。海登·怀特认为，史学家在将历史事件编纂成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存在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等主观建构因素，由此认为同一件事件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方式、得出不同的意义，其阐释与意义并非是固定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怀特由于主张历史的诗性彻底否认了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虚构，是语言决定论者。
韩震、董立河的著作《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在《海登·怀特：历史是一种文学想象性的解释》一节中，主要介绍了怀特的《元史学》及论文《历史的重负》、《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的主要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海登·怀特瓦解了历史客观性基础，将一切作为主观虚构。“海登·怀特鼓励历史学家们摆脱所谓的历史重负，不过是说历史可以随意、主观地进行构造，从而彻底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问题。”[58]韩震主编《历史观念大学读本》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一章的第二节介绍了怀特的代表性观点，诸如《元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话语的转义》中的历史转义理论、《形式的内容》的叙事理论。作者认为怀特的极端叙述主义理论完全不在乎故事的真实性。“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海登·怀特成为了极端叙述主义最有力的倡导者。对怀特来说，历史的作用就是生产出对当前具有启示意义的故事，至于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则无关紧要。”[59]此外，张燕辉认为，海登·怀特将历史看作一个文本，过分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与虚构性，使他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60]盛宁的著作《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在其中的“历史纪实还是文学虚构：对于海登·怀特的反思”这一部分中，分析了怀特的历史观，认为怀特“断然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61]，“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应有纪实的成分，不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这就是我们对怀特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62]。
上述研究者对怀特理论的分析简洁而明晰，有些评论也较深入，但是过于强调怀特思想中强调历史虚构性的一面，认为怀特将历史等同于文学。怀特认为从事件到故事存在情节编织、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论证等主观建构因素，由此认为同一件事件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方式，得出不同的意义，其阐释与意义并非固定。这也是很多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但是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怀特由此否认了历史真实性、客观性。问题在于，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多种阐释是否就意味着否认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客观性？历史著作中存在的修辞、想象因素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将历史著作等同于文学作品？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何在？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对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所关涉的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怀特并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真实性与客观性。譬如，林同奇在《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一书中，阐述了怀特的转喻理论和文本主义思想，认为怀特的历史文本主义不是语言决定论。作者指出，怀特的文本主义强调了三点：首先，文本主义不否认有某种独立、外在于我们的真实世界，但它认为这个世界不可能自己向我们呈现，只有经过我们的再现才能呈现。其次，所有的再现都要通过某种媒介，对史学家来说，这种媒介主要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语言。再次，语言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中立而透明，也不是只消极地记录历史真实，语言是一种自足的符号系统，会影响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因而，文本主义假定一切的历史真实都是经由语言、文本的再现建构而成的。[63]持相似观点的有陈新，他认为，怀特在论述其历史诗学理论时，没有太多地关注于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并不是说怀特否认了具体历史细节和历史叙事内容的真实性，将历史等同于随意虚构。而是说，怀特将传统的认识论真理观，将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作为一种无需证明也不需要着重论述的前提预设，因为他要重点阐述和质疑的是整体的历史文本的真实性。[64]此时，对历史真实的思考无疑应当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单一事件的真实；二是诸事件之间的关系系列所构成的真实。
彭刚也指出，怀特并不否认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历史事实的实在性，他质疑的是将诸多事件系列连贯成的历史故事中所存在的主观创造性因素。尽管怀特没有彻底瓦解传统的历史认识论，但是他对历史的诗性功能、对历史的文学性的过于强调，使他忽视了历史认识论、理性和逻辑因素，也没有从本质上明确地区分出历史与文学在认知功能上的差异。[65]持相似立场的还有韩震、刘翔，在《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言辞结构——海登·怀特历史叙述理论之管窥》一文中，他们分析了怀特历史叙述理论的学术背景、意义和可能的走向，认为怀特的理论解构了事实与虚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淡化了历史的科学性，强化了历史文本的虚构、形式因素，实现了跨学科研究。这是怀特的贡献和意义。然而，这种理论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语言决定论，这是应该警惕的。[66]这种思路，与西方学者伊格尔斯的思路可谓殊途同归。伊格尔斯对怀特的批评很有代表性，既指出其贡献，又对其不足存有深刻的认识。伊格尔斯赞同怀特所认为的历史叙述的文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存在完全客观真实的历史，同一历史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阐释。不过他同时又指出，怀特的这种多元解释立场导致了取消一切合理标准的相对主义。上述学者对怀特的认识和探究无疑更加深入，较为客观全面地评价了怀特理论的优缺点。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怀特是否真如上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明确主张历史学家可以用无边界的相对主义立场随意解释历史事件？是否主张历史记载的虚构成分不受任何真理的限制，否认历史与文学的本质差异？
笔者认为，怀特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没有彻底取消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界限，历史与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内容的差异。同时，“历史编纂学及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所呈现的诗性色彩与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相比，存在量的差异和程度的区别”。[67]怀特的理论观点和立场针对的是一种以真理性与真实性主导的一元论式的历史阐释，他解构的不是历史真实性，而是关于历史学者所从事的历史阐释的所谓“真实性”与“客观性”，由此解构其权威性，目的在于提倡一种多元化、多样性、异质性、弥散性的历史阐释和学术研究态度。在此视域审视之下，怀特的理论最终目的仍专注于探寻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只不过这个探寻的活动永远处于一种过程当中，绝对的历史真实与客观，是一个理想，历史学家永远处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之上。
第四，海登·怀特与20世纪历史诗学的关系。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语言学转向”，成为国内学界研究和定性怀特思想时的重要参考坐标。在史学研究领域，王晴佳、古伟瀛的著作《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将怀特置于后现代的视域下考察，认为怀特是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的始作俑者。在谈到后现代对历史写作的影响时，作者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是运用后现代的文本理论写作的作品，是企图取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过去与现在的界限以及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典型。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一书对怀特的论述较为全面和深入，将怀特置于西方历史发展的语境背景中，概述了自兰克以来西方对历史与科学、文学关系的观点的发展、演变，认为怀特的《元史学》是叙事转向的里程碑，阐述了怀特语艺论，包括《元史学》的主要观点及“历史若文学”思想，分析了怀特的思想在史学史上的继承、发展和创见，最后归纳了怀特思想的学术意义及其学术定位和存在的缺点。韩震主编的《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一章中阐述了怀特的代表性思想。
韩炯的博士学位论文《历史思考的新途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研究》论述、分析了怀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形成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内涵、价值立场等问题，认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影响怀特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学术背景。此外，田兴斌《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与解释》、董立河《历史与想象——对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与回应》等博士学位论文，在西方历史哲学、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学术语境中探讨了怀特的理论。
在文学研究领域，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在第十章中梳理了新历史主义文论，认为怀特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介绍了他《元史学》一书的理论特征。盛宁的著作《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对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作总体观照时对怀特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和评论。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以新历史主义为宏观的学术背景，论述了怀特对传统文史边界的超越，还提出了历史诗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相关涉和表述的问题。黄芸《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一文，分析了怀特理论中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历史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等问题，认为“怀特的理论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68]。王霞《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与后现代史学的纠葛》一文指出，怀特作为后现代史学的领军人物却没有完全摒弃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观念，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并没有彻底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他的思想中同时存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质。作者分析了怀特的问题意识，认为怀特的理论“通过解构传统的历史与文学、客观与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进而重建历史学的尊严”[69]。
上述研究者将怀特置于整个学术语境中考察，为了解怀特思想的背景及其观点的继承发展厘清了方向，同时，王晴佳、黄进兴等学者的著作，梳理、引入了西方学界对怀特的一些批评，有利于深入研究怀特的理论思想。
第五，对海登·怀特的比较研究。一些学者将海登·怀特与詹姆逊、福柯、章学诚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梅启波《历史诗学的叙事与意识形态分析——从海登·怀特到詹姆逊》（载胡亚敏编《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文，分析了怀特与詹姆逊对叙事认识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作者认为，从怀特到詹姆逊，历史诗学进一步丰富，首先，怀特以文学、诗学理论为基础的历史诗学理论代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语言转向”。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这种形式主义是怀特理论最受诟病的地方，但在怀特那里，形式是作为内容而存在的，而且他将叙事性作为内容来研究时，目的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虚构，而是对作为文本的历史的一种“祛魅”，暴露历史文本在形成过程中如何受到语言深层模式、历史环境、认识条件以及学术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此外，历史诗学的概念为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和各学科的自我反思扫清了道路，这为詹姆逊奠定了批评的基础。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作为文化阐释的方式，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兼容性使“历史诗学”突破了形式主义的纯文本分析，将文学批评泛化成文化研究和历史语境研究。
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一文分析了怀特的历史叙事学与福柯话语理论的关联，认为两者都区分了话语世界与经验世界，都在反抗单一的霸权话语，但怀特对历史的诗性的强调不等于否认历史的现实认知功能。[70]董馨《历史修辞的形式主义方法——米歇尔·福柯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影响》一文，认为怀特受到了福柯的深刻影响，“福柯后结构主义的‘考古’式的历史研究启发怀特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将历史归结为一种历史修辞”[71]。作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福柯对怀特的影响：福柯关注历史的断裂性启发了怀特将历史视为一种诗意预构；福柯的四种认识型启发了怀特关于历史编纂的四种喻体模式；怀特借鉴福柯的话语分析对历史进行阐释。
除了对怀特与西方的文艺批评家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将怀特与中国的学者进行比较研究。秦兰珺《章学诚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观之比较》一文，对章学诚和怀特的历史叙事观进行了分析，章学诚将文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文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编纂中，怀特将历史看作是史学家的一种想象性的诗性建构，打破了历史与文学之间森严的学科壁垒。[72]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海登·怀特著作、论文的翻译和历史诗学理论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在研究资料方面，怀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元史学》、《形式的内容》、《话语转义学》已被翻译过来，他的重要著作中的大部分论文也被翻译并编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一书中。研究内容方面，有一些深入的评论性文章和一些介绍西方文论、历史哲学的教材或著作也将怀特作为某一章节单独讨论。但是和怀特思想的复杂性及他在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外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国内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研究资料上，怀特的一些重要英文论文没有被关注与翻译，同时，怀特的有些论文集没有按照最初发表的时间选编，研究者如果没有注意到其作品的时间顺序，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容易忽视怀特思想的发展脉络，无法解释怀特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之间的矛盾。此外，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外相关研究资料和成果的重视度有所欠缺。事实上，怀特的理论在国外史学界包括文学批评界都曾引起广泛的反响和争论。怀特的许多思想也正是为了回应别人对他的批评而做的反驳或修正，这造成了他思想的一些矛盾或者发展，也显示了怀特思想的复杂性。对研究者来说，如何认识这种复杂性，如何辩证地理解怀特在诸如如何再现纳粹屠杀问题上的矛盾性，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而，目前国内的怀特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三节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一 海登·怀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空间
海登·怀特试图以文学批评与历史编纂学的联合为策略，进一步加深对历史话语和历史解释视角的理解。他的历史诗学理论为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以及文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他的系统研究还很有限。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学界对怀特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所蕴含的历史文本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思想，尤以对怀特的历史文本主义思想的批评占绝大多数。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怀特理论复杂性的足够关注，尤其缺乏对其理论的思辨性、对话性探究。
其一，关于怀特的历史文本主义思想，有些学者尽管在介绍怀特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但这些评价大多将他界定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或者将历史与文学完全等同的文本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怀特提出此种观点的具体语境与问题意识；有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尽管认识到怀特的理论并非取消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但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上述两种看似相对立的观点其实都可以在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中找到相应的论据，但是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置于整体的论辩视域中考察，未充分关注到怀特理论本身的内在张力结构。
其二，国内学界对怀特理论的研究，大多是探讨其历史文本主义思想，对历史相对主义思想缺乏足够关注，尤其缺乏对怀特关于如何再现纳粹屠杀的思想的研究。如何再现纳粹屠杀的问题，怀特在这一问题上看似矛盾的立场转变，以及他为什么转变立场，这一立场转变所蕴含的历史事实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彰显了怀特历史相对主义思想的重要特质。也就是说，他的相对主义是有边界的，而非取消一切合理的判断标准进而走向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以纳粹屠杀为个案探究怀特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对于充分认识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重要意义。然而，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仍很缺乏。此外，已有的研究亦缺乏对怀特的理论本身中蕴含的逻辑盲点做进一步的追问，比如他无疑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那么这个历史事实如何界定，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因此，本书将吸收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到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矛盾性、复杂性并对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进行辨析，争取用一种思辨性的对话批评方法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怀特的理论。
二 研究重点、方法与意义
怀特通过运用文学理论中的现代语言观念、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策略，解构了历史学的客观神话，使得传统学科视野中以虚构为主的文学与以追求真实客观为主的历史之间的界限模糊化。这一方面拓展了史学研究及文学评论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乃至困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作为虚构的诗性与作为真实的历史可以互相取代。综合国内外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海登·怀特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研究者论及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大多将怀特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大多着重于强调怀特对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解构、对历史的文本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虚构性和修辞性等诗性功能的倡导，认为怀特甚至将历史编纂过程中的诗性色彩简单地等同于文学创作，最终走向语言决定论与虚无主义。同时，学界对怀特的批评还在于怀特所倡导的包括历史编纂在内的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多样性所导致的取消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但是，问题在于，怀特是否真的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由于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而将二者完全等同？是否由于主张历史解释的多元化而走向彻底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如何看待怀特作为后现代史学家的身份？
由此，本书的重点在于探讨、辨析以下问题：其一，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的学术语境，他与后现代史学的纠葛以及他的问题意识。其二，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是否真的由于主张历史的文本性、诗性建构色彩而彻底否定了历史具有客观真实的可能性，取消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并将历史研究完全等同于文学创作呢？其三，历史编纂学所呈现的诗性色彩与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之间是否存在量的差异和程度的区别？其四，他是否因为主张历史解释的多元化而取消了客观真实性的存在，取消了合理的评判标准并进而走向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其五，以纳粹屠杀的个案辨析怀特理论中的相对主义，探讨并反思历史诗学理论所蕴含的事实与价值、学术与政治之内在关联。其六，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为个案探讨历史的诗性建构与个人体验的问题。其七，怀特的理论贡献何在。
在研究方法上，第一，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对海登·怀特的理论文本进行细读来厘清其历史诗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梳理、辨析，进而做到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避免断章取义和简单化、片面化倾向。第二，在评论和对话中展开对海登·怀特思想的探究。相对于以往既有研究而言，本书不仅梳理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更注重一种评论性和对话性的研究，在论辩视域中对怀特的思想进行辨析，并结合具体的个案分析，得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第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打通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界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因而对其思想的研究势必要在历史与文学的交叉地带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问。
在研究意义上，对于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它对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利于文学介入历史，使历史著作不再枯燥无味，变得生动形象，这方面的实践个案有史景迁。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打通了历史与文学之间森严的学科壁垒，有利于促进历史的文学研究与文学的历史研究。而他对文学批评的独特见解，对德里达、福柯、巴特等人的分析，也从侧面深化了我们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同时，对怀特历史诗学的辨析也关联到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对怀特历史文本主义及“语言决定论”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思考巴特、德里达等人所谓的“语言仅有语言学的存在”、“语言之外别无他物”等貌似语言决定论和虚无主义的立场。
其次，探讨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困境，即历史阐释的善恶边界以及历史真实性是否存在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纳粹屠杀事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识，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包括历史、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与人类的道德、价值、政治的内在关系等问题的思考。通过对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梳理、反思、批判和对话，也有助于推进目前的怀特思想研究，促进其思想的增殖。
[1]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5，No.2，1966.
[2]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中译本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3]Gordon Lef，f“Review of Metahistor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3，No.4，November 1974.
[4]理查德·汪：《对海登·怀特的接受》，朱潇潇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第5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5]Stanley Pierson，“Review of Metahist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0，No.2，Spring 1978.
[6]Ewa Domanska，Hans Kellner and Hayden White，“Interview：Hayden White：The Image of Self-Presentation.”Diacritics，Vol.24，No.1，Spring 1994.
[7]Ewa Domanska，Hans Kellner and Hayden White，“Interview：Hayden White：The Image of Self-Presentation.”Diacritics，Vol.24，No.1，Spring 1994.
[8]Hayden White，“Historicism，History，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History and Theory，Vol.14，No.4，December 1975.
[9]Hayden White，“The Absurdist Momen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17，No.3，Summer 1976.
[10]Hayden White，“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Vol.4，No.2，Winter 1973。这篇论文主要阐述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历史记录和数据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主观建构因素。怀特指出，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解释策略主要有四种：研究特殊规律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语境论的解释，而这四种解释观念又和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这四种情节编排模式密切相关，解释策略与情节编排之间存在一种亲和性，历史学家通过调和这种亲和性而实现一种独特的解释效果。而历史学家对解释策略与情节模式的选取又由其道德或意识形态立场决定。意识形态主要有四种可能的模式：无政府主义的、保守的、激进的、自由的。此外，怀特还阐述了隐喻、换喻、提喻、反讽这四种转义策略。可以说，怀特在《历史的解释》中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元史学》中的历史诗学理论的简要概括。在《元史学》中，怀特分别对上述的解释策略、情节编排、意识形态策略、转义策略进行了详细的具体论述。
[11]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中译本参见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12]Hayden White，“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Critical Inquiry，Vol.7，No.1，Autumn 1980.
[13]Hayden White，“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Critical Inquiry，Vol.9，No.1，September 1982.
[14]Hayden White，“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Vol.23，No.1，February 1984.
[15]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中译本参见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16]理查德·汪：《对海登·怀特的接受》，朱潇潇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后现代：历史、政治和伦理》第5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7]Arthur Marwick，“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Including‘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1，January 1995.
[18]Hayden White，“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Problem of Truth.”in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Nazism and the“Final Solution”ed.，Saul Friedlan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7－53.
[19]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20]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2，April 1995，Hayden White，“The Public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A Reply to Dirk Moses.”History and Theory，Vol.44，No.3，October 2005.
[21]［英］基思·詹金斯：《导论：历史、理论、意识形态》、《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
[22]Gordon Leff，“Review of Metahistor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3，No.4，November 1974.
[23]Carl A.Rubino，“Review of Metahistory.”MLN，Vol.91，No.5，October 1976.
[24]Stanley Pierson，“Review of Metahist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0，No.2，Spring 1978.
[25]John Clive，“Review of Metahisto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7，No.3，September 1975.
[26]Dominick Lacapra，“Re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For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4，October 1988.
[27]Dominick Lacapra，“Review of Tropics of Discourse.”MLN，Vol.93，No.5，December 1978.
[28]William M.Johnston，“Re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2，No.1，March 1980.
[29]Giles Gunn，“Review.”American Literature，Vol.52，No.4，January 1981。约翰·普雷斯顿也在一篇包括其他著作的书评中简单介绍了怀特的《话语的转义》，参见John Preston，“Review.”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78，No.2，April 1983。
[30]Nancy Partner，“Hayden White：The Form of the Content.”History and Theory，Vol.37，No.2，May 1998.
[31]Dominick Lacapra，“Re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For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4，October 1988.
[32]Richard H.King，“Re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Form.”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Vol.23，No.1，April 1989.
[33]William H.Dray，“Re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Form.”History and Theory，Vol.27，No.3，October 1988.拉尔夫·弗洛瑞认为，《形式的内容》中的随笔没有显示出何种的叙事或理论进步，怀特的文章似乎正好证明了叙事的缺失。Ralph Flores，“Review of The Content of the Form.”MLN，Vol.102，No.5，December 1987。
[34]Allan Megill，“Review of Figural Realism.”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72，No.3，September 2000.
[35]Noel Carroll，“Review：Tropology and Narration.”History and Theory，Vol.39，No.3，October 2000.
[36]Wulf Kansteiner，“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32，No.3，October 1993.
[37]Arthur Marwick，“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Including‘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1，January 1995.
[38]Arthur Marwick，“Two Approaches to Historical Study：The Metaphysical（Including‘Postmodernism’）and the Historic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1，January 1995.
[39]Beverley Southgate，“History and Metahistory：Marwick Versus Whit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1，No.1，January 1996.
[40]Hayden White，“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0，No.2，April 1995.
[41]Christopher Lloyd，“For Realism and Against the Inadequacies of Common Sense：A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1，No.1，January 1996.
[42]F.R.Ankersmit，“Hayden White's Appeal to the Historians.”History and Theory，Vol.37，No.2，May 1998.
[43]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历史编撰方法的反思》，陈恒译，载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页。
[44]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Past and Present，No.135，May 1992.
[45]［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6]Michael S.Roth，“Review：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Hayden White's Rhetorics of History.”Political Theory，Vol.16，No.4，November 1988.
[47]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翻译的怀特的四篇论文是：《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A Comment）、《解码福柯：地下笔记》（Foucault Decoded：Notes from Underground）、《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Historicism，History，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
[48]陈新、陈恒、张文涛等人也翻译了怀特的一些论文，如《西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陈新译，《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陈恒译，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论实用的过去》（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9]徐贲：《海登·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50]陈新：《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51]陈永国、朴玉明：《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转义、话语、叙事》，《外国文学》2001年第6期。
[52]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
[53]郭剑敏：《文学与叙事之维的历史存在——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4]赵志义：《历史话语的文学性：兼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55]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56]莫立民、周宜生：《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再思辨》，《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7]黄芸：《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此外，在新疆大学文艺学专业郭虹的硕士论文《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简论》（2007）中，作者认为，海登·怀特的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文学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作品的分析；其二，通过分析历史作品的诗性特质，打通了历史与文学的壁垒；其三，肯定了虚构、形式、想象等因素在历史编纂中的作用；其四，历史学家与读者产生共鸣是源于“审美”或“道德”的目的，使“读者对历史作品的取向也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审美的取向”。
[58]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59]韩震主编：《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1页。
[60]张燕辉：《“新”的历史与文学性的衍生——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61]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7页。
[62]同上书，第170页。
[63]林同奇：《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64]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65]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0页。
[66]韩震、刘翔：《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言辞结构——海登·怀特历史叙述理论之管窥》，《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67]王霞：《在诗与历史之间——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辨析》，《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68]黄芸：《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
[69]王霞：《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与后现代史学的纠葛》，《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70]林庆新：《历史叙事与修辞——论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学》，《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
[71]董馨：《历史修辞的形式主义方法——米歇尔·福柯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72]秦兰珺：《章学诚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观之比较》，《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