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与《太律》有关的史实

第一节　《太律》的作者及成书

一　葛中选生平

《太律》（又名《泰律》、《泰律篇》），十二卷，外三卷，明人葛中选著。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董枢、罗云禧等修纂的《河西县志》卷三“乡贤”载：

葛中选，字澹庵（渊），由举人仕至苑马寺正卿。博极群书，精于易象，而尤留心律吕，不由师传，心解神悟。自为诸生及服官，日讨求其故，著《太律》，作阴阳图，以六十四卦配，精深奥衍，人无知者。焦学士竑称其“得千古不传之秘”。为嘉鱼令，识金学士声于童子，引入署教之。声遂以文雄天下。怀宗召声问天下奇才者，首举先生对。时先生已归，会声被谮，诸事遂寝。先生磊落英多，好谈兵事，仕粤屡著战功，详载墓志中。先生生平精力粹于《太律》一书，以其馀为画，亦与董思伯[1]齐名，居八咏楼之一，墨牡丹尤妙。性好石，致政归，择云峨石居，以林泉自娱。子慎修亦善诗。卒葬宜良汤池。康熙四十七年学使魏公方泰得其书，异之，抄副本载归，识者曰：“雅乐之亡，由黄钟不协，先生书可以上求元音，非三代后所及也。”今天下绝学彰明，惟律吕尚多未备，元运昌规必有卓绝之士继起而发其缊者，神物显晦有时，岂终泯乎？康熙三十八年祀。

民国三十八年（1949）龙云、卢汉主持纂修的《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二“葛中选传”综合旧时史料，载之最详：

葛中选，字见尧，号澹渊，河西人也。幼颖异，读书城东北云峨石山中，九载始归。中万历庚子举人。

初仕湖北嘉鱼县，勤教养，号称政平讼理。金声，其所拔士也，试举首，饮食教诲者六年，卒以文雄一代。任满，升南京大理寺右评事。寻出守广西思恩府，奉命讨余大头之乱。平之，升右江兵备道，旋有广西按察副使之命。时贵州苗乱作，聚众万馀围安顺，朝命率六千人相机剿抚。中选由黄草坝驰往，连战皆捷，围遂解，贼退入芭蕉关死守。中选挑敢死士二百人，佯以大兵攻关，亲率二百人缒悬岩，择要地伏截之，复率精武术、力敌百夫者十馀人，直入贼酋卧室，擒其三，格杀百数，纵火焚其巢以为信，内外夹击。贼溃，令降者免死，并开诚激以义，晓以祸福，皆罗拜，感激泣下。捷闻，蒙优奖，擢陕西苑马寺少卿。时马政失修，有司中饱马价，厩皆劣驷，数且不及半。中选力剔积弊，不二年，得战马万馀，公卿交章荐。

熹宗亦闻其才，顾以魏阉当国，中选乃致仕归，沐藩天波师事之。崇祯己巳，怀宗召问天下奇才，金声首以中选对，并致书云南巡抚蔡侃，侃亦深致礼敬，为多士倡。

中选博极群书，精易象，尤留心律吕，心解神悟，不由师传，自为诸生及服官，日讨求其故。著《泰律》十二卷，作《阴阳图》，以六十四卦配，精深奥衍，人鲜知者。焦竑称其得千古不传之秘，金声称为学悟精绝，跨越秦、汉而上。又谓：“吾师之学，声不能窥其万一”云。馀如《赤壁集》、《尘中言》、《衡湘小述》及《诗文集》若干卷，因李定国[2]屠河西尽毁。复善画，与董思白齐名，居八咏楼之一，墨牡丹尤见重于世。书法小楷学钟，行书学米，皆为世所称。以崇祯十四年卒。清康熙三十年，从祀乡贤，并祀嘉鱼名宦。子慎修，精内典，善诗文，著有《拜石山房集》。周天任撰《神道碑》、葛在庭撰《事略》、《云南通志》

赞曰：孙（疑误，当为“孔”）子之门，六艺皆有传人，而乐久亡者，何也？以声音须口授，非若文字可以乞灵简册也。中选独成此绝学，奇哉!又善用兵，曾以《阴符》、《龙韬》、孙、吴《兵法》等书授金声，真豪杰之士也已！

葛中选的事迹还见于光绪年间昆明人陈荣昌[3]为《泰律》作的“后跋”。该跋文说：

予闻河西葛澹渊先生《泰律》之书久矣。求之不得，继乃得于先生九世孙振鹭[4]家。当其时，今中丞林赞虞前辈任滇藩，重刻《滇南文略》、《诗略》之属，嘱予呈此书。中丞立措资，嘱张竹宣广文付梓。既竣事，振鹭据邑志及家乘录先生轶事，请附简末。其略曰：

“澹渊公，生明季。甫三岁，能辨鸟音。少长，读书云莪石，九载始归。同里徐、耿二巡抚异之。

万历间，以孝廉授湖广嘉鱼县，累官苑马寺卿。公之学首音律，次文艺，尤善诗画。自为诸生及服官，无日不披吟综览群书，精易象周礼，作阴阳图，以六十四卦配为阴阳之声，与五音交而成《泰律》一书，精深奥衍，人鲜知者。其诗文皆载县志。画与董宗伯齐名，居八咏楼之一，墨牡丹尤见重于时。又善兵，仕粤屡著战绩，详在墓志中。金文毅额其庐曰‘绝学名儒’。

初，公之宰嘉鱼，识文毅于童子，引入署教之，遂以文雄天下。明怀宗问天下奇才，文毅首举公对。时公已归林下，会文毅被谮，事遂寝。

公居官二十馀年，政迹遍湖浙黔粤秦陇间。归后仍养性云莪石，以山水音律自娱。

子慎修亦以孝廉授贵州平越府，工词章，载《滇南诗略》。而《泰律》则莫之知也。

国朝康熙间，学使蔡公方泰[5]见《泰律》，钞以归，曰：‘雅乐之亡，由于黄钟不协，先生之书可以上求元音，非三代后所及。’”

予既嘉振鹭能守先人遗书，又能述轶事，诚贤子孙也。而中丞表彰是书，尤令人感激。使国初修四库求遗书时，得如中丞其人者，何至吾乡先正之书为李湖[6]所遏，竟湮没而不传哉！振鹭所藏本，乃金文毅原刻，今悉仿其式重刊之，而原本仍归之葛氏，俾使世守云。光绪甲辰六月昆明陈荣昌谨识。

另外，乾隆《云南通志》、清人师范纂《滇系》（1808）等文献也简单记载了一些葛氏的情况，与《河西县志》所载略同，今不具引。

关于葛氏先世的源流，《甸心行政村志》据《葛氏家乘》[7]等材料考证，河西葛姓始祖葛性诚，原籍四川成都府华阳县，由元进士于至正年间任云南廉访使。因元亡而卒于官，其子惟孝落籍河西县城，并在新增尾置有田产，至明嘉靖时八世祖葛映明、葛映徵弟兄迁来祖业田边落籍，始称葛家庄，后称葛家营，至今葛家营葛氏已传至二十三代。葛中选是迁河西的葛氏第九代。

上述文献大致记录了葛氏的主要生平事迹。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可粗略地编订葛氏的行年如下：

1577年，葛氏生于云南河西城内。葛氏家族在河西新增尾、葛家营有祖产，并有家业。葛氏少有文名，“通鸟音”，在云峨石下读书九年。

《甸心行政村志》称葛氏1577年生，即万历丁丑年，但没有说明依据。今通海县河西镇葛家营存有葛中选始编并经其后人多次续编的《葛氏家乘》，想必上述说法就是据《家乘》而来，当言必有据。又，据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称葛氏“弱冠中万历庚子科举人”，古称20多岁为弱冠，由万历庚子（1600）前推20多年，时间大致吻合。

《河西县志》卷一：“云峨石，在县东北五里解家营。石甚古，其高数丈，壁石峥嵘，旁石曲折，有喷雪岩、云和洞诸胜。溶湖在前，藤萝满径，幽人之居，气韵天然……邑人澹渊先生尝卜居于此，闭门著《太律》……故址尚存。”

1600年，中万历庚子科举人。

今所见文献皆称葛中选中万历庚子科举人。《河西县志》卷三“选举”万历庚子科举人有“葛中选”。

1610—1617年，出任湖北嘉鱼知县，有政绩，县民为其立生祠。发现、培养了明末抗清英雄金声。

据《嘉鱼县志》，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1610—1617）葛中选任知县，其前任是王尧臣，后任是唐国土。

据《嘉鱼县地名志》：“明万历庚戌（公元1610）嘉鱼知县葛中选，因培修四邑公堤有功，县绅在河泊矶上为他修了一座纪念建筑，名‘葛公生祠’，清同治年间败毁（清同治五年《嘉鱼县志》）。”

《休宁县志》卷三十三“人物”：“金声11岁时随父到湖北嘉鱼县投师受教。”金声生于1598年，11岁即是1609年，那么，葛氏识金声当在声寓籍嘉鱼的第二年。

1617年出任南京大理寺右评事，并参加灵谷之会。

金声《澹渊先生泰律序》：“未几而师移南都，余日长大，曾走师署，杂叩所学，仓卒间，昏钝亦不能领也。”按：由此可见，葛氏1617年离开嘉鱼任后，到南京任职，期间金声曾经拜访其师。

《甸心行政村志》：“中选在嘉鱼任满七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右评事。”

焦竑《太律》题辞：“周莲勺、董见龙、钟伯敬订灵谷之会，一听见尧呼律。余忽动足疾不能从焉。”

按，焦竑的题辞写于万历戊午秋，即1618年。这说明《太律》在此前已经成书。焦氏所谓“灵谷之会”必在1618年或1618年之前。根据史料，董应举（1557—1639），字见龙，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1618年前后任南京大理寺丞；焦竑（1540—1620），万历二十五年（1597）因主持顺天乡试出误被弹劾，贬为福宁州（今福建霞浦县）同知，翌年再遭降贬，为此愤而辞职，回宁定居。不多久，焦竑复被起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并主讲南京钟山书院。显见，焦竑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即定居南京；钟惺（1574—1624），字伯敬，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1617年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由上可知，焦竑提及的这几个人，1618年都在南京。葛氏1617年到南京，当与这些名流交往唱和，遂有灵谷之会。这个会议的时间当在1617年到1618年秋季之间。

1618年秋，焦竑为《太律》题辞。

1621年知广西思恩府，后升按察使司副使等。

《广西通志》卷三十四《职官表》二十二明十一“天启朝”：“葛中选，河西人。元年，思恩知府，加副使，节制土司。”天启元年即1621年。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十九：“天启二年（1622）十二月壬申兵部覆广西巡抚何士晋疏言：思恩知府葛中选，忠义激发，为泗城、田州二司所信服，宜加副使职衔，暂委监军，节制土司。”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三十九：“天启三年（1623）十月丁卯……今尊旨调发士兵……田州出兵六千，亦于去冬即入滇境，滇之叛目李保听安酋（效良）嗾使，拒阻田兵，监军葛中选以事关邻封，不敢纵田兵擅杀，改调安隆司兵见救安笼所（今贵州安笼）……”

《熹宗实录》卷五十七：“天启五年（1625）三月庚戍，升广西思恩府知府加副使衔葛中选，为本省按察使司副使，分巡府江道。”

1626年升任陕西苑马寺卿。

《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天启五年（1625）九月丁巳，升……广西副使葛中选为陕西苑马寺卿。”

《甸心行政村志》：“正值马政失修多时，皆因有司中饱私囊，马少厩劣。中选到任，力剔积弊。不二年，得战马万馀匹，公卿交互上奏推举，熹宗亦闻其才，欲重用。”

1628年辞官归故里，在云峨石下研读。期间，受藩王黔国公沐家聘，为其家师，末代黔国公沐天波受其教。

金声《澹渊先生泰律序》：“已而师经营黔粤秦陇间，余亦困踬场屋。比倖一第，图所以就学，而师归滇矣。己巳之役，承上召对，次问天下奇材，问及师，以远不及，事姑置。”

按，金声中崇祯元年（1628）榜进士，己巳年即1629年。说明1629年前葛氏已经回到云南。

《甸心行政村志》：“碍于太监魏忠贤当国，中选不愿受阉人之气而归滇，就沐天波处从事。崇祯二年（1629），怀宗召问天下奇才，金声首推中选。因远在云南而未能用。”

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熹宗亦闻其才，且识鸟音，乃召入宫中，以盐置饭中饲鸟以验之，不谬。数日后，即有凤翔巡抚之命。而先公亦于是日表请致仕。时魏阉当国，乃允其致仕而收回新命，遂浩然而归。先是，魏阉寿期，有约先公往祝者，先公婉言谢之，其人惭恨，密白魏阉，竟不获大用。……归滇后，沐藩天波，年未冠，聘入府师事之。”

按，葛氏1626年升任陕西苑马寺卿，“不二年”，自然就是1628年。1628年是大奸魏忠贤的60寿辰，葛氏因不为寿文而遭贬斥，自然也就浩然归滇了。

1634年作《河西城祠记》，表彰巡抚蔡侃等功绩。1631—1634年间在明伦堂为全省诸生讲授《大学》等经。

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五“崇祯四年”：“侃，晋江人，天启右布政使，崇祯左布政使，代伉。”《万历丁未进士题名》：“蔡侃，福建晋江民籍。”《泉州府志·蔡侃传》：“擢江西按察使，升云南右布政，晋左。”同书并载，蔡侃因故于崇祯七年被劾免。因此，蔡侃任云南巡抚的时间为崇祯四年（1631）至崇祯七年（1634）。

《甸心行政村志》：“崇祯二年（1629），怀宗召问天下奇才，金声首推中选。因远在云南而未能用。金声遂致书云南巡抚蔡侃，侃对中选倍加礼致。”

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蔡公登门拜访，请于朔望日在明伦堂讲书。及期，召省内诸生环听。先公讲《大学》格致诚正之旨，亲切明著，听者忘倦。巡抚姜公思睿单车巡临安，先公率河西士绅请改土城为石城，又首捐百金为倡，十月而城竣，先公之力也。”

葛氏《河西城祠记》自署日即为崇祯七年八月。

按，葛氏讲书事当在1631年至1634年间。

1641年逝于省寓，葬宜良汤池笃肋山，享年64岁。

金声《明陕西苑马寺正卿神道碑》题联，上曰：“苑马久著先生德，竞言台前鸣凤”；下曰：“嘉鱼犹怀恩师惠，伫望峨岭行云。”横披：“学备三才”。碑文曰：“入黔黔存，去黔黔变；在秦秦休，离秦秦叛。身系安危，万邦屏翰。怀遗爱兮，依棠咏叹。大德兮，望砚悼惋。勒奋黄泉，永坚青汉。”（据政协通海县文员会文史委员会《通海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版，第105—106页。）

《新纂云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年，从祀乡贤，并祀嘉鱼名宦。”

《通海县志》：“葛中选去世后，乡人敬慕他的德才，于民国35年（1946），在圆明寺瑞莲池后建三贤祠（俗称望海楼，已毁于火），供奉他和耿廷篆、徐炜的牌位。”

子慎修、孙文雄，皆有文名。

据《新纂云南通志》卷五十四（点校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8页）：“葛中选虚墓在河西县北白塔山。”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说：“崇祯十四年，终于省寓。遗命葬宜良汤池之笃肋山，盖先公生时自营寿藏也。一切丧葬事，天波之力多。”看来，葛氏客逝他乡，并埋葬在宜良汤池的笃肋山，没有葬回老家河西。今河西白塔山的葛氏墓是个虚墓，即没用过的墓冢。

葛氏名、字、号在现见文献中存有歧异。关于葛氏之名，有“中选”（如《河西县志》、《明实录》、《滇南文略》、《通海县志》、《甸心行政村志》等）、“仲选”（如《湖广通志》、《云南通志》、《滇南诗略》等）之别；关于葛氏之“字”，有“见尧”（周天任[8]《皇明陕西苑马寺正卿崇祀乡贤葛公讳中选神道碑》、《新纂云南通志》、陈荣昌《泰律跋》、《甸心行政村志》）、“澹渊”（《河西县志》、《通海文史资料》第3辑）的异称；关于葛氏号，则有“见尧”、“澹渊”的不同。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甚至说，葛氏字澹渊，一字见尧，那么葛氏就仅有字无号了。

古人字、号常常被人称用，一般称字，尊称常称号，字、号经常有分不清的情况。所以，现见文献中称见尧、澹渊者也就不足怪了。然而，周天任《皇明陕西苑马寺正卿崇祀乡贤葛公讳中选神道碑》是认真书写的碑铭，当不致有误，据该文葛氏名中选，字见尧，号澹渊。焦竑、董应举皆是葛氏平辈，他们皆称“见尧”，显然“见尧”是字；金声、陈荣昌、闵为人（《泰律补序》）作为晚辈，皆称“澹渊”，显见“澹渊”为号。又，董应举，字见龙；葛中选，字见尧。这两人的名、字都有意义关联，应举、中选都是科举要题名，见龙、见尧都是要上位。至于《河西县志》中的“澹庵”和《滇系》中的“澹斋”显是误笔。

历史文献皆记载葛氏为河西人。河西在明代是独立的县治。1956年河西、通海两县合并，称杞麓县，1959年改称通海县，现属玉溪地区。因此，葛氏故乡现属通海县河西镇。

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先公居京日，所与游皆一时名流，周莲勺、董见龙、钟伯敬、焦弱侯诸君子，订灵谷之会，听先公呼律，弱侯以足疾不获从，深以为憾。”这说明葛氏富有文艺。《滇南诗略》卷九收有葛氏诗3首，《河西县志》收有5首，两书之间文字有出入，今择善选四首如下。括号内为《河西县志》的用字。

《赋得枫林月落》：“叶舞一钩明，萧萧寒欲生。惊鸟飞正绕，顾兔影尤横。羃光摇翠，调刁响应清。年年江海夕，唫望若为情。”

《宿云峨》：“云峨此一宿，快我开山情。醉倚树星满，贪看石月清。露华光在竹，虫火暗飞桁。默然此时意，胸中丘壑平。”

《云峨》：“初日上鳌峰，绿含似露浓。云恬滋石雨，鸟悦和山钟。手一编书咏，耳万物于空。将学袁伯菐，老读书此中。”

《琉璃山》：“琉璃山幻紫霞宫，大泽盈盈杯杓中。日耀水光金象动，花开（明）山态玉童融。云烟上拍留青凤，城廓高临绕白虹。二十年来题壁处，泠然（俨）松竹翠葱葱。”

《滇南诗略》卷九葛中选诗后有张登瀛识语，评价说：“先生于诗虽非专家，然皆自鸣其心，得无一字拾人牙后慧。‘耳万物于空’句，直拈出《泰律》一书全旨，不可沾沾以格调求之。”

葛氏流传下来的文章有《河西城祠记》、《太律含少论》等，见本书附录。

葛氏还擅画，《滇南书画录》中称他：“山水得宋元遗意，墨牡丹尤妙，与董宗伯（董其昌）齐名。”只是不知道，葛氏画作人间尚存几幅？

葛氏的其他著作，诚如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所说：“馀如《赤壁集》、《尘中言》、《衡湘小述》及《诗文集》若干卷，因李定国屠河西城，已灰烬矣。”

二　《太律》的成书

《太律》成书的详细过程我们已经不容易说清楚。据有关文献可知，葛氏从小对声音就有特别的感悟，葛在庭《先见尧公事略》：“甫三岁，从母浣衣河中，闻鸟鸣，知有外祖母之丧，时人神之。五岁，随大父眠于襥被中，受《尚书》大义。及入塾，数行并下。十一岁，即能背诵《七经》并《四书集注》。城东北有云峨石，颇佳胜，先公诵读其中，九载始归。”《河西县志》也说：“（中选）博极群书，精於易象，而尤留心律吕，不由师传，心解神悟。自为诸生及服官，日讨求其故，著《太律》，作阴阳图，以六十四卦配，精深奥衍，人无知者。”这两段文字虽不无夸张，但是也说明了葛氏自小就对声律、音律有感悟，对声音、乐律极富天分。他在《太律》卷十二《太律总·太律含少》中说：“选于童年即受声学，冥心体究，一朝天启，忽遇其全，无往不验。”这是他能够写成《太律》的先天条件。

另外，据《甸心行政村志》所载，当地传说葛氏父亲是个道士，道士就可能具有阴阳八卦的知识。葛在庭说葛氏从大父受《易》，当是实情。金声序称：“余为儿时，受师知，往往听师为诸生说《易》，不解亦不能问。时虽儿童，闻师语咄咄，则必窃异之。”这证明，葛氏通晓易数，对宋以来的理数学说当有一定的研究。

葛氏通晓乐律、声音,并具有一定的理数知识，这就使得他具备了写作《太律》的基本素养。他有感于古乐律逐渐泯失，所以他要振兴古乐律并发扬光大之。这是《太律》写作的目的。《太律》卷十二《太律总·太律含少》中写道：“六经亡乐，儒者惜之。然其声则克满天地，备于人身，终古不忒。审声之法，古初圣人神而明之，微露简编，或亡或存。在后人者，或知一昧二，得偏失全，安排牵合，不可通解，而古乐遂难言矣。”他对这种现状很是忧心。

从《太律》的有关述说中，可以发现葛氏持续不断地研究有关声音、乐律的问题，并对此十分醉心，至迟在1618年就完成了初稿。这一年，他来到南京，参加灵谷之会，焦竑、董应举为该书分别写了题辞和序。但是，这部稿子并未刊行，直到多年后，才由他的学生金声刊成行世。

第二节　《太律》的版本及流传

据金声《太律序》：“比倖一第，图所以就学，而师归滇矣。己巳之役，承上召对，次问天下奇材。问及师，以远不及,事姑置。已而，余事不就，不敢复有言，余亦以病归里。既不能从师万里外，而师之学，《太律》尤著。乐之不传久矣。余既不学，不足以知师，则为刻是编以行，以冀天下之知此道者，或有知师，因以教我，甚幸！”显然，金声是为了师道而为老师刻书。从金声序的内容看，刻书的时间应该在金声被贬（1630），葛氏归滇之后。金声序还称“若师之磊珂英多，不以是书竟也”，显见，金声刊行时葛氏还健在，金声期盼其师“不以是书竟也”。因此，金声刻本当在崇祯三年到崇祯十四年间刊成，即1630—1641年间。光绪年间刘洪烈之《金正希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恰好记载“（崇祯）八年乙亥三十八岁……为葛中选先生刻《泰律》、《外篇》成，行世”。崇祯八年即1635年，恰与上述推测吻合。

金声刊本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第114册，原藏音乐研究所。该本中心版面多有破损，有的页面中心大面积损坏，致文字丢失，因此，该本当是修版后印刷，不是原版。该本前十二卷是一个版系，外篇三卷不是一个系统，是据云南丛书本系统补足的，并附了陈荣昌跋语。金声当时有没有刊行外篇三卷，不得而知，有可能当时葛氏还没有写好外篇的定稿。另外，该本没有金声序文，显得很是怪异，我们推测这个印本在清代修版印制时，出于某种考虑，将其删除了。

魏方泰康熙四十五年（1706）抄得《太律》一书，是否刊行过，不得而知。现见清代最早的刊本是清嘉庆十五年刊本。李新魁、麦耘在《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称：“《泰律篇》，明末葛中选撰。……其学生金声刊刻于清嘉庆庚午年（1810）。书前有明人焦竑写于明万历戊午年（1618）的序，还有金声的序及董应举、江润之的序、乐恒的后跋。”该本不可能是金声的刊本，他早在1645年就就义了。

清嘉庆十五年刊本现有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据上海图书馆书目介绍，该本为五华书院[9]刊行。根据王润之序和乐恒的后序，[10]该本所据底本是乐恒和袁文揆从葛氏后人那里获得的刊本。王润之《刊成泰律既成叙》：“余来滇南前，学使南丰谭蘭楣[11]先生以徵刻杨文襄公集小引见示，勖为继而成之，并附葛澹渊先生《泰律》一编。乃杨集卷帙较繁，删定未就，且需赀亦重，尚俟捐输，而《泰律》竟得先付筑氏，乐观厥成，岂非数有前定乎？”显见，这次刊行是由官方主持的，五华书院作为官办学校组织刊行是很自然的。该本情况如下：

特别要说明的是，清代官方对待葛中选、金声这类人物不会有很好的评价，葛氏书在清初不可能见重于世。以金声抗清的惨烈，也不会得到官方的正面评价。乾隆以后，清上层汉化加速，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云南地区先后有《滇南诗略》（袁文典、袁文揆辑）、《续刻滇南诗略》（袁文揆撰、张登瀛同辑）、《滇南文略》等文献问世，《太律》也就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先是由五华书院刊行，后又有经正书院[12]刊本。据陈荣昌《太律》跋文，经正书院刊本是在时任云南巡抚林赞虞[13]（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任，1902—1904）支持下，由张竹宣（广文）刊刻的。据陈氏后跋，这个刊本的底本是葛氏后人葛振鹭提供的，是金声原刊本。1914年编纂《云南丛书》[14]时根据的就是经正书院刊本。因此，五华书院本（嘉庆本）、经正书院本、云南丛书本同出一源，经正书院本与云南丛书本更是同一板印制。

经正书院刊本封面右上署“葛见尧先生太律”，左下署“共八册”；扉页右上署“河西葛见尧先生著”，中间署书名“泰律”，左下署“昆明陈荣昌署首”，扉页背面署“光绪壬寅十月经正书院重刊”（1902）。该本是陈荣昌主持刊行的，甲辰（1904）陈荣昌写跋时，当已刊成。

云南丛书本是据经正书院本刊行的，该本赵藩题书名，特别注明该本是甲寅年（1914）印，版藏云南图书馆。其体制如下表：

该本体制与经正书院本同，仅是装为6册而已。

另外，无锡图书馆藏有一部《太律》，但刊刻的背景不明，既无刊行人，也无刊行说明，为此我们亲去该馆访看了此书，今简介如下：

从该本的体制看，似是根据云南丛书系的某一版次重刻的。该本与云南丛书本一样，金声序文内沿用《太律》书名，而董应举序文、焦竑题辞文内却改为《泰律》，书名也称《泰律篇》。

以笔者目力所及，现在存世的还有清代多种抄本，比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抄本，存卷1至卷5，五卷。不赘。

综上，《太律》传世的版本似皆出于金声原刻。

《太律》刊本现有5册（嘉庆本）、6册（云南丛书本）、8册（经正书院）、12册（无锡图书馆）版制之别。

上述版本中，以金声本为最优，其他各本都有程度不等的讹夺现象。

《太律》一书有三称：《太律》、《泰律》、《泰律篇》。金声是最早刊行此书的，他称该书为《太律》。可是不知何故，后来的刊本，包括焦竑题辞、董见龙序皆被改称《泰律》。更奇怪的是，嘉庆十五年本又称《泰律篇》，云南丛书本正文部分勒口也刻注“泰律篇”。

“太”与“泰”古通用，有“大”、“极”、“通”义，即大而无所不通等义。“太律”或“泰律”有大律、通律或大而通之律之意。《泰律篇》的“篇”字，当是强调该书是一部讲声律、乐律的书。

由《太律》改称《泰律》或《泰律篇》，都是金声刻本之后改的。为什么会有改书名的行为，我们一时不得其解。如果大胆作一推测的话，可能在金声本刊成后，葛中选又写成了《外篇》三卷，他自己觉得《太律》不如《泰律》好，就一起改从《泰律篇》了。因为嘉庆本、经正书院本都是从葛氏后人那里找到的，是否是金声的原刊本值得怀疑，很可能葛氏改书名后又重新刻印过。下面的史实可做一证。《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是一组人马编辑而成的。然而，《滇南诗略》卷九“葛中选”条下写道：“葛中选……著《太律》十卷……《太律》拟别刊《文略》。”到了《滇南文略》里则改称《泰律》，记为十二卷，外篇三卷了，因为正文缺了两个条目，编者说要找初印本核实。显然，这个版本不是金声初刻本。因此，金声刊成《太律》后不久，葛氏或葛氏后人或又重刊过，书名也改成了《泰律》。

本书概从金声，称《太律》不称《泰律》；涉及《外篇》时也仅称外篇，不称《泰律外篇》。本书后附资料因为有的是从原始文献中辑出的，所以从原书称《泰律》。

《太律》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著作，流传面不宽，影响不大，历史上仅闻其名的人多，学界偶有提及，但很少有人用心研究。直到民国初年，云南保山人闵为人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潜心研读《太律》，撰成《泰律补》。闵为人在书前自序提到，其书以葛见尧的《太律》和杨埜崖《心易发微》为蓝本创作而成。《泰律补》主要是针对《太律》中的卷四“和声”和卷五“应声”来铺展阐述乐律的。《泰律补》收在云南丛书中，但以《丛书集成续编》经部第12册所收本最为常见。

本书所据底本为《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14册所收金声刊本，参考了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经部第12册所收云南丛书本、上海图书馆藏嘉庆本及无锡图书馆藏本。因为金声刊本与其他版本文字上略有差异，本书酌情择善而从。

第三节　《太律》的内容

一　《太律》的内容安排

葛中选认为乐律的基础是声音，而语音是最重要的一种声音形式，与乐律相通。因此，《太律》系统地研究了语音的产生及其构造、乐律生成及其演变等问题。《太律》对语音结构、乐律的演生规则及声乐、器乐、乐舞进行了阐述。在《外篇》里还对“瑟”、“笛”、“笙”等古代器乐演奏的方法及演奏音效作了说明。《太律》全书共分十二卷，外篇三卷。内容如下表。表内外加[ ]的表示目录有，正文无，或反之；外加{ }的表示目录与正文的名称不一致。各目右上的数字是表右备注栏的注释序号。

《滇南文略》卷九在葛氏《太律含少论》一文后附有汪庚的跋语：“此论可以悟先生《泰律》全书矣。按，先生《泰律》十二卷、外篇三卷，共十五卷，内阙‘四清断’、‘卦数通’二条，所望于留心好古者访初印原本而足之。”显然，在王润之他们寻得的底本里就缺了一些内容。实际情况是，在金声刻本里就存在缺略和目录与正文不一致的问题。

二　《太律》各卷的内容

卷一、卷二、卷三内容相关。卷一《太律音》，下位标题是“专气音”，共有十二张韵图。卷二《太律声》，下位标题是“专气声”。共有三十二张韵图。卷三《太律直气位》，下位标题是“直气声音定位”，共十二张韵图。这三卷是三种结构不同的韵图，分别采用不同的编排方式，将声韵调揉入不同的图表。卷四《和音》、卷五《应声》也是与前三卷相关的变相的韵图。关于这五种韵图的解读，详见第三章之第二节和第三节。

卷六《太律分》。本卷讲述各种分析语音的范畴并旁及乐律问题：六气分、十八息分、四衡分、四规分、和音分、应声分、中声分。这些语音范畴分别针对声母、韵母、声调，是对书中一些特定概念的解说。

卷七《太律数》。本卷阐明乐律数，讲述了生数、损倍数、音之律数、和（华）、五音之和、律之音数等。运用数字表达宫商角徵羽与十二律之间的搭配关系。乐律的核心是音高的律数计算和比较，葛氏在本卷内，阐述了律数的演进和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

卷八《太律问》。本卷以设问的方式回答有关语音、乐律的问题。本卷或解释声母的清浊搭配，或解释声调、四呼、和音的设置等等。全卷共两部分：《标问》和《轻重》。《标问》部分有设问16条，《轻重》部分有设问7条。

卷九《太律正》。本卷阐明乐律的构成，有黄钟之宫正、三寸九分五正、律实正、数用九正、倍半正、音调正、文声正、十二律文五声正、合律正、二宫同管正、声律同声正、考声正等。所谓“正”，即辨正之意，驳正一些不正确的说法，阐明乐律的正确含义。

卷十《太律断》。本卷是有关语音、乐律的析辨，所谓“断”含有决断、正解之意。如候气断、音律断、五音实数断、音律度量衡断、起调毕曲断、古叶转注断、四声分五音断、七音韵鉴断、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断等。

卷十一《太律通》。本卷是对人体生理、自然现象、度量等与语音、乐律的关系作出分析，如“素问三阴三阳通”、“天六地五通”等，多为附会之说。“通”即讲疏、阐明的意思。

卷十二《太律总》。本卷总说“太律”的构成、语音的生成机制等。

《太律》外篇三卷涉及音乐的实践和应用问题，属于纯粹的乐律范畴，与语音分析关系不大。

《太律》虽以讲述乐律为背景，但乐律离不开声音，声音离不开文字，文字离不开字音，所以，葛氏在《太律》的前五卷设计了五种不同结构的字音表，以配合他的乐律分析体系。

至于葛氏何以将乐律和语音揉和起来讲述，自然有他的理解，第三章详论，此处不赘。

第四节　《太律》研究概况

《太律》是一部综论音韵和音乐理论的学术著作。由于乐律与音韵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太律》问世以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这是因为：第一，如果把《太律》当作乐律学著作来看，拿它跟同时代的乐律家的著作相比，如朱载堉的《乐律全书》等，成就并不突出，乐律研究界对之甚少关心；第二，如果把《太律》作为音韵学著作来看，它所套用的繁杂的分析语音的乐律范畴，让音韵研究者不易下手。

二十世纪初，在北音学兴起之后，《太律》逐渐为音韵学界所重视，开始有人关心它所表现的语音体系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成果多是介绍性的，还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著作产生。

李新魁（1983，第112—116页）简单介绍了《太律》的语音分析体系，他认为，《太律》是以音律来分析等韵的比较典型的作品，葛氏的论说充满玄奥和玄学气氛。李氏分析了《太律》音系的基本组织和音系的特点（1983，第358—360页），并构拟了《太律》的韵母系统（见下表）。李氏认为《太律》音系是综合性质的，“这个韵母表所列的韵母，有一些是为了配齐整个语音骨架，并不是实际语音存在的读音。这就是他采取所谓‘重者删之，离者并之，缺者补之，横竖曲直，截然整齐’的做法造成的结果”。他还揭示了《太律》的全浊声母清化、-m>-ŋ和部分-ŋ>-n等音系特点。

耿振生（1992，第195—197页）对《太律》也有涉及，不过仅仅是简单的介绍。他认为《太律》有二十个声母，与《韵略易通》相同。他根据《太律》的六音组织构拟了《太律》的韵母，与李新魁（1983）的拟音大同小异。

耿氏还认为，声调有平、上、去、入四调，平分阴阳，实际有五声，“四声的形式隐含了五声的内容”。他认为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以语音附会于乐律，以律吕约束声韵的归纳，书中所用的分析语音的术语与众不同，排比音类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它的韵图所包含的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需做一些繁琐的分析”。耿氏认为，《太律》音系反映了云南方言。

陈长祚（笔名群一）对《太律》有过研究。他的《<泰律篇>研究》（1992.2，第37—42页）、《<泰律篇>研究（二）》（1993.3，第40—44页）介绍了《太律》的一些基本组织情况。他的《云南汉语方音史稿（三）》（1999.1，第50—54页），讨论了《太律》的语音情况，分析了《太律》的音系特点。其后，他又在《云南汉语方音学史》一书（2007，第163—219页）中列了《太律》专章，简单介绍了一些成书情况和书中的专门术语，并校注了卷一“专气音图”的韵字，就一些字的读音来源、形体写法进行了考证，将卷一的“专气音图”转化为现代的音节拼合表，最后简单讨论了一些声韵调的情况，着重讨论了《太律》所反映的云南汉语方音的特色。他认为《太律》“从整部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看，它是继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明兰茂、本悟《韵略易通》后，又一部记载以北方语音为标准音，汉民族共同语和云南汉语方音进一步形成的重要史料”。

综观陈长祚对《太律》的音系描述，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太律》的声母采用36字母系统，是作者“厚古薄今”的态度造成的，实际音系并非如此。（2）疑母残余。（3）微母正在消失。（4）知庄章组声母变卷舌。（5）齐撮不分进一步发展。（6）入声统一为喉塞韵尾-ʔ。（7）阳声韵尾互混。

陈氏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细微的特点，不赘。

另外，也有一些论文涉及《太律》，如肖所、涂良军的《云南明代的音韵学研究》（1994.5，第70—75页），赵锦华的《明代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考述》（2009.1，第122—124页），赵锦华、谭云华《葛中选及其韵书研究》（2011.8，第8—10页）等，但这些论文都没有对《太律》展开深入研究，大多限于介绍而已。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人研究《太律》，据称也有人以《太律》为题写成学位论文的，惜未能寓目。

---

[1]董思伯，陈荣昌跋文作“董宗伯”，疑当是“董思白”。据《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精于书画，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董其昌本无“思白”之号，但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据《陈眉公先生集》卷三十六《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思白董公暨元配诰封一品夫人龚氏合葬行状》云：“公讳其昌，学者称思白先生。”因此，“思白”不是号，也不是字，而是学者对董其昌的称呼。“思伯”、“宗伯”或为“思白”之别称。《新纂云南通志》即作“董思白”。

[2]李定国（1621—1662），字宁宇，陕西榆林（或作延安）人，原为明末农民义军将领，后为南明永历政权抗清名将，在云南抗清多年，曾屠河西县。（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七十九卷·人物志上》，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页。）

[3]陈荣昌（1860—1935），字筱圃，昆明人。光绪十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督学贵州，迁山东提学使，归滇后主讲经正书院。（见《云南省志》卷八十《人物志》，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493页。）

[4]葛振鹭，字在庭，葛中选后人，1881年生，曾留学日本，在云南省政府秘书处供职多年，著有《滇戏考》三卷及《抱朴堂诗文集》等。（见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云岭拾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又据《通海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4页），葛振鹭曾参与编修《续河西县志》。

[5]陈荣昌跋将“魏公方泰”误为“蔡公方泰”，《河西县志》即为“魏公方泰”。魏方泰（1656—1727），字日乾，号鲁峰，江西广昌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康熙年间曾任提督云南学政，历任通政司参议、左佥都御史、太常寺卿、詹事等。（见同治《广昌县志》卷六《人物志》。）

[6]李湖（？—1781），字又川，江西南昌人，乾隆四年进士。乾隆三十七年，署云南巡抚，后实授云南巡抚。乾隆四十三年，任湖南巡抚。乾隆四十五年，任广东巡抚。（见《江西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页。）李湖任云南巡抚间阻止将明代云南人著作上送朝廷，《太律》即在其中。

[7]据《甸心行政村志》（杨应昌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葛氏家乘》为葛中选首修，清代乾隆、嘉庆、光绪间族人多次补修，全书分为七卷，记事详尽，条理分明。20世纪90年代，族人葛世尧等再次续编，增补至二十三世，复印若干本分由葛姓族人收存。

[8]周天任，四川富顺人，举人，康熙间任河西知县，曾增修《河西县志》。（见《通海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2页。）

[9]据高时良、黄仁贤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所载，云南五华书院建于明嘉靖间，明末毁。清雍正九年（1731），总督鄂尔泰重建，是云南官办规模最大的省级书院。五华书院刊刻过《滇南诗略》、《滇南文略》等图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华书院改名云南省高等学堂。

[10]王润之序和乐恒的后序见本书后附录。

[11]谭光祥，字君农，号退斋，又号蘭楣，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嘉庆九年（1804）出督云南学政。嘉庆十三年（1808）升户部郎中。嘉庆十五年（1810），外放湖北施南府知府。（见《江西历代人物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按，王润之与谭光祥系同榜进士。

[12]据高时良、黄仁贤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所载，经正书院是云南另一著名书院，创办于清光绪六年（1880），1903年改名为校士馆。陈荣昌主持书院事务多年，在办学中培养了滇中名士袁嘉谷等一批人才。1909年，云南图书馆设立，收藏了原属经正书院、育才书院、五华书院的藏书及旧板，并以原经正书院为馆舍。（李先绪、宋绮主编《云南图书馆历史现状研究》，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林绍年（1849—1916），字赞虞，福建闽县人。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光绪二十六年任云南布政使，旋升云南巡抚。（见《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八《列传》二百二十五。）

[14]《云南丛书》于民国三年（1914）开始编刻初编，部分利用原五华、育才、经正书院和云南官书局的旧板片加以校补或重编卷次；其次是征集到的一些私家刻板，如许印芳、陈荣昌、李文耕的后人和李根源等人刊刻的板片；再次是向外省和州县借印的旧板片；其余的书板则请四川乐池刻工20多人刻印。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总计初编已刻印139种1052卷250册，待刻印的有13种325卷。（见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编《云南省志•出版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