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士的航海实践

秦始皇这样的帝王对于海洋和海洋文化的关心，可以说是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种文化现象能够发生，有东海方士们竭力促进的作用。

顾颉刚对东海方士们鼓吹的神仙迷信发生的原因，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他说:“这种思想是怎样来的?我猜想，有两种原因。其一是时代的压迫。战国是一个社会组织根本变动的时代，大家感到苦闷，但大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苦闷到极度，只想‘哪里躲开了这恶浊的世界呢?’可是一个人吃饭穿衣总是免不了的，这现实的世界紧紧跟在你的后头，有何躲开的可能。这问题实际上既不能解决，那么还是用玄想去解决罢，于是‘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超人就出来了。《楚辞·远游》云:‘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作如’，真写出了这种心理。其二是思想的解放。本来天上的阶级即是人间的阶级，而还比人间多出了一个特尊的上帝，他有最神圣的地位，小小的人间除了信仰和顺从之外再有什么敢想。但到战国时，旧制度和旧信仰都解体了，‘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口号喊出来了，在上帝之先的‘道’也寻出来了，于是天上的阶级跟了人间的阶级而一齐倒坏。个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权力，脱离了贵族的羁绊，自然会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脱离了上帝的羁绊。做了仙人，服了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终始，上帝再管得着吗!不但上帝管不着我，我还可以做上帝的朋友，所以《庄子》上常说‘与造物者(上帝)游’，‘与造物者为人’。这真是一个极端平等的思想!有了这两种原因做基础，再加以方士们的点染，旧有的巫祝们的拉拢，精深的和肤浅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种种不同的思想杂糅在一起，神仙说就具有了一种出世的宗教的规模了。”

顾颉刚分析了神仙学说出现的时代背景。应当说，这种文化现象发生的地域渊源也值得注意。

顾颉刚还写道:“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所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他推定“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顾颉刚说，“当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时，怂恿他求仙的方士便不计其数。他也很相信，即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但去了没有下文。又派徐巿(即徐福)造了大船，带了五百童男女去，花费了好几万斤黄金，但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反而同行嫉妒，互相拆破了所说的谎话。”[2]

战国秦汉时期“燕、齐海上之方士”的活跃，是有特定的文化条件的。

沿海地区的自然景观较内陆有更奇瑰的色彩，有更多样的变幻，因而自然能够引发更丰富、更活跃、更浪漫的想象。于是海上神仙传说久已表现出神奇的魅力。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写道:“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方士积极参与的“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的海洋探索实践中，所谓“且至”，所谓“未至”，所谓“临之”等，都是航海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