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回应

（一）如何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西方化”困惑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就一直伴随着所谓“西方化”困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例外。有学者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时特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观点。^[9]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或“现代化范式”容易陷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10]等等。

毫无疑问，全盘“西化”或照搬西方国家或别国经验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一种幼稚或错误的观点。这是无须证明的结论，也是社会主流观点。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提出这种全盘“西化”或照搬别国经验的幼稚观点。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有些国家在历史上却犯过这种幼稚的错误，不顾本国国情，不仅存在过教条式运用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存在过简单照搬苏联经验的不良倾向。这也正是我国为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也只有从此意义上理解，才能凸显其价值。但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却不断遭受“西方化”困惑的困扰。

固然其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即从教条式运用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全盘照搬西方文明的不良倾向，但在实践上更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回归人性、纠正历史偏差的做法却很容易成为“西方化”的讨伐对象。倘若国家治理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经济治理等维度考虑，或许随着时间推移并不存在“西方化”困扰，就如同市场经济及其公司、证券、期货等相应制度选择一样。但政治现代化却一直很容易成为“西方化”的讨伐对象。

由此可见，我国依然存在着从理论上看似颇有道理的观点，实质上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现代化”“人类文明”甚至对“西方化”标签的某种误读；或者说，存在着对社会大众的某种误导。而这种误读或误导不仅影响着我国实务界尤其决策层，而且还一直困扰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每个人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11]理想化的理论说教无法掩盖每个人的人性经验逻辑。

首先，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人性共通性一面。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市场经济选择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虽然能够抑制人性私欲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但却因此抑制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而且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熟人社会结构却在另一方面膨胀了道德异化、“内耗”等方面的人性弱点。市场经济虽然膨胀了人性私欲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但却因此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结构却在另一方面抑制了道德异化、“内耗”等方面的人性弱点，并因此催生了法律规则及其权力控制的制度构建。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基于人性选择的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必然性。如果说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人性共通性一面，如奴隶制或封建制等，那么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同样呈现出人性共通性一面，诸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

因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公司治理就是人性共同需求的表现之一。虽其在公有制意识形态下，曾受到批判和抵制，但却因时间流逝和实践证明而被我国所接受。对于“公司治理”放大化的国家治理，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同样具有人性共同需求的一面。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地遭受“西方化”质疑，则不单纯是一种认识问题，亦或许存在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障碍甚至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等因素作祟。

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12]如果避开理论逻辑推论，基于人性的实践经验考量，即便所谓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权力监督、选举、公正、透明等也是即使“大字不识”的农民、工人等寻常百姓的内心真实需求，他们才不会想到这是“西方化”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心真实需求在熟人社会则容易受到礼制或专制统治的愚弄或压制，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助于将上述人性需求内化为制度构建。如果硬要将此标签为“西方化”的东西，实属抬举西方文明了。其实，这是人性共通性一面。只不过西方文明因工商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较早发展而政治现代化进程较快罢了。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西方化”已经被无限放大或曲解，进而危及“现代化”的理解与实践。

其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存在差异性。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由于地域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还是表现出差异性，不管是民主、法治的内涵还是实现路径等。比如，可以笼统地说，民主制度是指人民当家做主，但对于何为民主的真正含义却有着深刻的分歧。^[13]如果排除民主的人性共通性一面以及忽视人性的意识形态障碍，民主也存在差异性。即便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的君主立宪、日本战败而被美国协助立宪等所形成或巩固的政治制度，以及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德国的议会内阁制等。

在地域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差异性较小，比如欧美地区等。但在地域文化、宗教、历史以及市场经济成熟度等因素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差异性较大，比如亚洲地区、非洲地区、阿拉伯世界等。其实，这个问题早就被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阐述过。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引起冲突的根源是文化；文明冲突的主要表现就是联合起来的儒教和伊斯兰教正在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及其权力提出的挑战”^[14]，“许多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又不西化，而且最终还崇土抑洋，那么西方对他们则不能抱以天真幻想，要从政治上提防和控制”^[15]。典型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埃及、印度、新加坡等。甚至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也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虽然其结论的保守性、消极性与防御性不足可取，但他关于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及其文明的多样性认识则是深刻的。

因此，如果单纯从反“西方化”论者的某些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存在所谓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这是人类基于人性的市场经济选择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如果因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否定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人性共通性一面，则是忽视或否定人性本身。一旦忽视或否定了人性共通性一面，立足或反思“本土化资源”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恰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西方化”伪命题干扰的关键所在！

（二）如何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鉴于我国历史上所犯的“简单全盘照搬”的幼稚错误，立足本国国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得尤其必要。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仰文化基础。对此，应当把握好如下几点：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抽象走向具体和实证。^[16]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某些人似乎更多地从儒家等传统文化的著书立说中进行抽象的研讨，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实中国人的生活百态和文化现状。殊不知，在“独尊儒术”的专制社会以及其后某些教条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在其土壤生成和发展的儒家等传统文化本身或许就值得反思。这种忽视现实的形而上研究及其文化传承实际上是一种“闭门造车”“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存在抽象和空洞的缺陷，甚至可能存在以讹传讹的嫌疑；不仅可能停滞儒家等传统文化，甚至可能造成某些虚幻的东西。对此，西方学者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均有论述。比如：当西方列强打开大清帝国门户时，马克思曾经形容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17]。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18]，等等。以上论述或许有待商榷，但也足以值得反思。

这种传统文化或许有助于专制社会的国家治理，但却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凡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在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多有过文化反思与复兴的过程，如欧洲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儒家等传统文化需要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关键所在。

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抽象走向具体和实证，关注现实中国人及其民族的优缺点和信仰文化到底是什么？如前所述，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19]只有并应当立足于现实中国人的社会实践经验，在“真话”中勇于反思，才有可能使儒家等传统文化从“空中楼阁”走向现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因此形成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信仰文化。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我国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儒家等传统文化，还必须考虑到我国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并认识到它们的差异性，甚至还存在如同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我国应当吸取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民族政策教训，只有让儒家等内地传统文化能够包容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并在包容共生、宽容歧见中实现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的目标，进而寻求到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下的社会共识，形成主流核心价值观，方是中华文化成型的关键。而这又是我国基于现实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关乎民族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与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及其文明制度，包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等。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不易，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前已述及的政治现代化及其“西方化”伪命题。

总之，一个勇于反思并立足于现实的民族文化，才会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化复兴；一个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才会拥有真正的民族文化。即便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古代成分也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20]只有这样的民族文化，才会生成信仰文化。^[21]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尤其基于我国多民族的现实国情就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