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益政绩平议
李益是以其优秀诗作而闻名于后世的。而他的身世与生平却鲜为人知。其实，李益出身陇西高门大姓，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后裔，怀抱建功立业的远大政治理想；而他本人则中年之前仕途坎坷，晚年官位渐高，但始终在政治实绩方面乏善可陈。本章对李益这种祖先功勋显赫与自身在政治上少有作为之间的强烈反差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李益的仕历与平庸的政绩
李益所属的陇西李氏，自北魏以降即为声威显赫的高门大姓。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一载：“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迄，故今谓之‘驼李’。”又《新唐书•高俭传》云：“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姓，以（陇西李）宝等冠。”上引《朝野佥载》中所谓陇西李氏，即李益祖上一脉；而《新唐书》中提及的后魏李宝，更与李益有直接的关系——他就是李益的十世祖。李宝在当时堪称战功显赫、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北史•列传•序》称：“（魏太武帝）别遣使授宝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而由李宝上推，还有一位更令李益引以为荣的先人，那就是西汉“飞将军”李广。“（广）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载，不敢入右北平。”（《史记•李将军列传》）
作为历史上的高门名将之后，李益对这种家族背景深为自豪。他不止一次地自称，“关西将家子”（《边思》），“身承汉飞将”（《赴邠宁留别》），“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从军诗序》）。而且，他还把这种身世当作自己人生的动力，常常以功业自期：“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城旁少年》）；“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
但是，从政治角度纵观李益的一生，他却并没有像其祖先一样建树显赫的功勋，留下不朽的令名；相反，他被载入史册的政绩极少，他在政治建树上是相当平庸的。
李益在大历四年（769）中进士，时年二十四岁。两年后登制科举，始授官华州郑县尉。在此后的几年内，他基本上是在长安附近做着县尉、主簿一类的小官。其间，“同辈行稍进达，益久不升，郁郁去游燕、赵间”[1]。李益《从军诗序》亦云：“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而同榜进士如齐映，却于“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改中书侍郎，封河间县男”（《新唐书》卷15《齐映传》）。在长期沉沦下僚，抱负无由施展的情况下，李益北游燕赵，就辟边幕。这既是李益的夙愿所归，同时也不失为仕途进身的明智之举。进入中唐，藩镇使府辟署制度日益发达，从军入幕成为文人士子跻身仕途的一条捷径。入幕者“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擢迁”（曹彦约《经幄管见》卷4），“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封演《封氏闻见记•风宪》）。今人戴伟华在其《唐代幕府与文学》一书中也指出，安史乱后，“方镇不用朝廷法”，“可随便置员，接待容纳更多的文士，文士也就可以依靠幕主而升沉，他们如果走不通朝廷的仕宦正途，跑来方镇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这一条路更为方便”。[2]从德宗建中元年（780）到贞元十六年（800），李益先后辗转于朔方节度使崔宁幕，幽州节度使朱滔幕，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等州节度使杜希全幕，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做幕僚。[3]从他的频频转幕看，他始终未能受到重用。刘济还算厚待李益，给了他一个营田副使的官职，以至李益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又献刘济》）的感激之辞。而营田副使也只不过是一个“以益军储”（《唐六要》卷7《尚书工部》），即负责军粮供应的“粮草官”罢了。“汉将不封侯，苏卿劳远使”（《来从窦车骑行》），李益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他五十五岁的时候满怀惆怅地离开了边塞，转而南下漫游江淮。元和元年（806）前后，已经年届花甲的李益却时来运转，应宪宗之召入朝为都官郎中。[4]此后，他仕途较为顺畅，官位越做越高。至文宗大和元年（827）加礼部尚书衔致仕，两年后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除了在元和三年（808）与杨於陵、韦贯之一道，提携寒士牛僧孺、李宗闵（《旧唐书•韦贯之传》）；在元和十五年（820）与李绛、张唯素等一起谏穆宗“幸骊山”（《旧唐书•李渤传》）两事以正道直行为史所载外，李益在他平步青云的晚年，也并没有做出多少安邦济世的政治功绩来。
二、李益政绩平庸探因
笔者认为，造成李益这种祖上的政治荣光与自身的政绩平庸之间巨大反差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士族门阀走下坡路，尤其是关陇士族分崩堕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出身于此的李益跻身政坛在客观上起着阻碍作用；傲慢的性格和猜忌之癖，对李益在政治上建树功业于主观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富文华少吏材[5]的个体能力缺陷，是李益在政治上少有作为的最直接的原因。
首先，士族门阀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特定阶段的特殊产物，它自身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隋初和唐初，南北朝以来各地的旧门阀业已丧失过去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6]具体到李益祖上所属的关中、陇西士族门阀，其衰弱由于李唐皇室出身于此要相对晚一些。但至迟到玄宗朝，也已“分崩堕落”。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所论甚详：“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中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及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以及将相大臣几乎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7]而考察李益祖上的仕宦勋功，自北魏李宝始，至君虞之祖父成裕，皆功高位显。值得一提的是，其五世祖玄道，曾为“秦府学士”，官至常州刺史，显然属于唐太宗嫡系一派。而到了武周时期，特别是玄宗朝，其父李虬官名不显，默默以终。李益虽然发愤苦读进士及第，却依然摆脱不了久居下僚的命运，这与他的衰颓士族的家庭出身和当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的政治走势应该是不无关系的。久居下僚的李益，在政治上自然难以有大的作为。
其次，应该看到，关陇士族集团的衰微只是一种大的政治背景，并不能直接地具体地注定其集团内部每一个成员的政治命运，甚至史书上还载有李益祖叔李揆在肃宗朝一度为相的特例（见两《唐书》之《李揆传》）；换言之，李益在其政治生涯的坎坷遭遇和少有作为，还应该与其自身因素有关。考察有关李益的史料记载及其诗文作品，笔者发现他的傲慢性格和疑忌之癖对其仕途发展和建功立业比上述客观的社会政治环境产生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影响。《旧唐书•李益传》称其在晚年入京为官后，“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笔者按，即‘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等句），降居散秩”。这一记载至少告诉我们两点信息：第一，李益自负的原因是他的“才”与“地”。其中，所谓“才”当指他的才能，即“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之类的文学才华。而所谓“地”，就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李益引以为荣的高门大姓的出身；但时至中唐，陇西士族的威权早已一去不返。到处以门第自矜，只能令人生厌；而恃才放旷所招致的也只有日益增多的反对者。第二，自然而然的，李益自负的结果也只能是“为众不容”、“降居散秩”。
关于李益的疑忌之癖，比李益稍晚一辈的中唐大文学家柳宗元在一篇格调严肃的文章中曾明言李益“少有癖疾”[8]。李益和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是故交，因此，上述柳文中关于李益的记述应该是确凿可信的。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李益传》所记更为详明，称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经查，除柳文与《旧唐书》外，在北宋《新唐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明唐汝询《唐诗解》等书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皆可作为李益确有这种心理疾病的进一步的证据。李益身患此种“心疾”、“痴病”，猜忌防闲，对待妻妾尚且如此，于其他亲友、同僚也未必不褊狭猜疑；退一步说，即使李益能宽宏友善地对待妻妾以外的亲朋、同事，但大多数人也会因为其家庭内部的这种乖张关系而有意疏远他。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在李益的诗文作品中与友人酬唱的篇什不多，且感情深挚者尤其寥寥可数之奇怪现象背后的某些主观原因。而由李益所引起的这种不融洽的人际关系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仕途的发展和抱负的实现。上引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就说李益“少有癖疾，以故不得用”；《旧唐书》本传亦载他“以是（‘心疾’、‘痴病’）久之不调”；《唐诗解》也说他“有心疾，不见用”等等。凡此种种，皆为李益因其疑忌之癖仕途受阻的明证。在仕途屡屡受阻的情况下，李益即使有出众的政治才干也难以发挥出来。
最后，李益在政绩上的乏善可陈应该与他本人的富文华少吏材的个体能力缺陷关系更为直接，或者说，他有才情成为一位文学家，却没有才干去做一个政治家。李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足与李、杜等一流作家比肩，但在中唐已是名闻天下了。这从当时诗人们对他的赞誉即可看出。韦应物曾称赞他“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辟书五府至，名为四海闻”（《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王建对他曾有“诗仙”之誉：“紫烟楼阁碧纱亭，上界诗仙独自行。”（《上李益庶子》）到了晚唐，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更将李益推为“清奇雅正主”。这些具体的品第推崇是否十分妥当我们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明李益生前和身后在诗坛的重要影响。而相形之下，李益在当时政坛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在现存史料中我们找不到些许对其政治才能的赞许。如果说他在入京为官之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话，那么，在元和元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官位日高的情况下而再无大的作为，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政治才干的缺乏了。历来史传作者在对诗人李益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又把他当作一个平庸的官吏来看待，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像李益这样富有文学才华而缺乏政治才干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曹植[9]和李白[10]就是两个更为极端的典型。只要对他们的一生行状和诗文作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具备做政治家而真正建功立业的实际素养和才干，尽管他们慷慨悲歌，抒发怀才不遇的诗文写得那样感动人心。诗文写得动人而千古传诵，只能证明他们是出色的文学家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李益与曹植、李白等是一类人。
[1]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
[2]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4页。
[3]参见《唐才子传校笺》（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98页；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五），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5—188页。
[4]卞孝萱：《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7—398页。
[5]参见陈元锋《北宋馆职、词臣选任及文华与吏材之对立》，《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7]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4—235页。
[8]（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12《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校点本，第303页。
[9]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0]乔象锺、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