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 研究回顾

对亡宋北解流人这一研究领域，学者的研究探讨虽然不够深入，但近几十年来也有一些展开。其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文学史及相关研究中的关涉

亡宋北解流人的创作是宋末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郑振铎、刘大杰、游国恩等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均有涉及，在“宋代文学”之“宋末诗人”这一章节的论述中，多以文天祥为主，突出爱国思想。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在分类上更细致，其中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以“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英雄与遗民”分成两个部分^[16]；《两宋文学史》则以“易代之际的战歌与悲歌”为主题，“战歌”以文天祥等为代表，介绍文天祥的战友和诗侣谢枋得、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的创作，“悲歌”以汪元量等为代表，同时介绍“和汪元量具有同样倾向”、具有亡国之悲的家铉翁。^[17]

王水照《南宋文学史》对宋末文学进行深度探讨，指出宋末文坛衰敝，但经历宋元易代的巨变，由于文学创作的题材、情感内涵及表达方式的改变，使得创作风貌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时穷节乃见”，志士遗民以诗歌为载体，尽情倾吐满腔爱国忠愤、黍离之悲和故国之思，虽然艺术的推敲琢磨方面或有所欠缺，但全然去除了南宋后期诗歌虚浮滑薄的弊病，并以文学铸写了一部心史。^[18]

此外，杨镰《元诗史》对南宋遗民在元代诗坛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元初诗坛“从江南开始”，而“元诗史的江南第一个章节，应该从汪元量及其诗篇开始”，“汪元量是最早由江南北上的诗人”，“汪元量的诗，无论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影响力，在元朝占据江南的初期，都是位列前茅。如果一定要作个比较，他与金代的遗民元好问有相似的一面，他们都以‘丧乱诗’知名于元诗史，都是一个旧框架的结束者，一个新时期的开创者”^[19]。在论述谢枋得时，杨镰认为“谢枋得是知名度颇高的宋代遗民”，“他的诗，就是他的生活。如果觉得他的诗太直白，那是因为他在宋末的大厦必倾的时代，竟然只有一个念头：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他既是勇士，当然也是痴人”。

李兴盛《中国流人史》是最早对亡宋流人进行专门介绍的专著，将亡宋北解流人列入元代“来自战俘中的流放者”：“元灭南宋后，元人曾将宋君臣、宫室、宫人、三学之士等数千人北迁，其中典型者为宋恭帝赵、太皇太后谢氏、全太后、王昭仪、福王赵与芮及汪元量。此外，家铉翁、文天祥、谢枋得也属于此类流人。”并具体介绍了汪元量、宋恭帝、王昭仪与文天祥之北徙（附谢后与全后），以及家铉翁的十九年流徙生活。该著最早明确提出亡宋流人这一群体，为这一方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20]和牛海蓉《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21]分别从南宋遗民诗人群体和遗民词人角度对亡宋北解流人有所关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考察了南宋遗民之间的交游关系、遗民成员的类型及其创作，全景式地展示宋末诗坛的全貌。在论述群体成员的类型时，将谢枋得、邓剡（一说名光荐）、家铉翁、汪元量等划入“孤臣义士型”，指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名节自持，心念宋室，长歌当哭，传达出孤臣义士的共同心声”。在探讨南宋遗民诗人创作实践的历史意义时作者指出：南宋遗民的创作实践，“既为有宋一代诗歌写出了光辉的最后一页，又使下一段诗史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而体现在作品中的人格、气节，则更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将宋遗民词人划分为“抗战型、隐逸型、入仕型”三个类型，将文天祥、邓光荐、谢枋得等列入抗战型遗民，将家铉翁列入“北国”隐逸型遗民，将汪元量列入入仕型遗民并分别加以评介；在论述宋遗民词作时，将王清惠《满江红》作为“南宋女性遗民词作”加以评介。

（二）对作家作品的专门研究

对汪元量作品的整理及研究。成果4部：王献唐《双行精舍校汪水云集》^[22]，孔凡礼《增订湖山类稿》^[23]，程瑞钊《汪元量及其诗词之研究》^[24]，胡才甫《汪元量集校注》^[25]。王献唐《双行精舍校汪水云集》是其遗书，对汪元量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有较大贡献。该著以海源阁秘藏一粟斋抄《汪水云诗》为底本的手校本，这一系统的本子，仅现存可考者犹有20余种，其中较好的本子又分散南北，非一人一时所能搜求完备，王献唐邀约柳诒徵、顾实和王重民诸家学者，分头抄校，通力合作得以完成，收诗240余首，对汪元量诗作及其版本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研究整理。孔凡礼校辑整理的《增订湖山类稿》精详博审，辑佚颇多，收诗480首，词52首，汇集了元明以来的诸多关于汪元量的文献，是学界迄今最为完整的版本。该书后附录《汪元量事迹纪年》广征博引、材料翔实，虽有失误之处，然所提资料具有借鉴意义。程瑞钊《汪元量及其诗词之研究》原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著首次对汪元量作品进行笺注，在作品系年方面成就显著，可供研究者参考。胡才甫《汪元量集校注》校勘及编年以《增订湖山类稿》为依据进行校勘、编年注释，“间附以己见”，然胡先生著此书时已93岁高龄，校注上偶见疏误，亦所难免。^[26]

对谢枋得作品的整理及研究。成果3部：其一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谢叠山集》，1985年中华书局再版；其二是熊飞等著《谢叠山全集校注》^[27]；其三是俞兆鹏的《谢叠山大传》^[28]。《谢叠山全集校注》以嘉庆本为底本，正文5卷外，附录为1卷（卷六），再以洪薇新辑“拾遗”（均录自《诗林广记》）为卷七，校以《四部丛刊》影印黄齐贤本、康熙本、道光本等，是目前谢枋得作品较好的整理本。俞兆鹏《谢叠山大传》是作者在《谢叠山先生系年要录》（1987）一文基础上写成，是对谢枋得生平的演义，文学性较强。

此外，《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元文》中有对亡宋北解流人作品的整理，贡献卓著，有功学术。

学界对亡宋北解流人王清惠、家铉翁、汪元量、谢枋得等作家作品探讨颇多，以下结合具体论文，综述研究现状。

对王清惠的研究。作为宋度宗的嫔妃，王清惠因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华和凄惨的遭际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其《满江红》词在当时就广为传诵，并有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纷纷相和，然其个别词句引发了对其名节的争议。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首词上，以缪钺《论王清惠〈满江红〉词及其同时人的和作》最有分量，该文论述了该词创作的历史背景及文天祥诸人的和词，认为王清惠“虽因措辞委婉而引起文天祥的一时误解，但她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29]。蒋瑞秋《漫话王清惠及其诗词》认为王清惠北行未曾到过汴京，“汴京乃南京之误”，该文还论述了王清惠与汪元量的密切关系及赋诗酬唱情况。^[30]李俊标、方艳《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浅谈王清惠的〈满江红〉》一文认为该词是《全宋词》中14首宫人词的代表作，为整个宋代的女性词作画上了一个浓重的惊叹号，格外打动人的地方是词作“背后所隐含的弱小与无助”^[31]。

王清惠《满江红》词在当时就广为流传，故史籍记载颇多，如文天祥《文山集》（卷19）、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等，但各书所记异文较多，这为具体分析带来难度。另外，王清惠尚有四首诗歌作于北流期间，且都是与汪元量的酬唱之作，其与汪元量的关系也是研究的一个话题。

对家铉翁的研究。家铉翁于宋亡三天前临危受命，任签书枢密院事，他拒签降表，后被充祈请使赴元为国请命，未成而被扣留。元朝许以高官厚禄，他不事二君，被圈禁河间之地，前后达十九年之久，年逾八十被放还。有《则堂集》六卷存世。目前学界还未有《则堂集》的专门整理成果。

祝尚书在著作《宋代巴蜀文学通论》中有“俯仰无愧的家铉翁”一章，将家铉翁置于巴蜀文学史中，对其家室、著作版本流传、作品内容等给予概括性论述，指出“现存《则堂集》中的诗文，绝大部分为羁北以后所作”，其诗文虽不突出，“最多不过思乡而已。旧伤一旦触及，他痛苦的泪水就会潸然而下”^[32]。魏崇武《江南遗老瀛边客——家铉翁被元朝羁縻河间的日子》一文，以“不遑宁居，生活困顿”“结交新朋，尽心传学”和“思念故土，归路渺茫”为主题，从生活、学术、情感三个方面探讨了家铉翁被扣留北方尤其在河间时期的生活状况。^[33]魏崇武又有《论家铉翁的思想特征——兼论其北上传学的学术史意义》一文，探讨了家铉翁的学术渊源具有宗陆兼朱的特点，最早北上传播陆学，是北方学术圈和会朱陆的先驱。^[34]除此以外，陈娟的硕士论文《家铉翁及其诗文研究》对家铉翁的思想特征、诗歌思想内容、诗歌艺术评价、散文思想特质和散文艺术特色等问题进行探讨。^[35]张尚英《家铉翁〈春秋〉学述论》则关注到宋代学术思想对家铉翁《春秋》学的影响。^[36]胡宇芳的博士论文《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研究》探讨了家铉翁对《春秋》经性质、宗旨的认识以及《春秋集传详说》的撰述方式、解经方法等问题。^[37]笔者曾撰《家铉翁〈则堂集〉漏佚、隐佚、误收诗文考》《家铉翁羁北交游考》《元以来家铉翁的接受与研究》《亡宋流人家铉翁的家国情怀》等文，对家铉翁进行了颇为深入研究。^[38]

对汪元量的研究。学界对汪元量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00—1949）为发轫期，代表性成果有王国维《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39]，郁达夫《钱塘汪水云的诗词》^[40]，李洣《跋湖山类稿水云集》^[41]，王献唐《汪水云集校勘记》《汪水云集版本考》《汪水云事辑》^[42]等。以王国维的研究为发端，考述汪元量的行踪和思想，认为汪元量忠诚宋室，虽曾奉元世祖之命行香代祀岳渎，“为元官且供奉翰林”，“在元颇为贵显”，然而“与方（凤）、谢（翱）诸贤异迹同心，有宋近臣一人而已”，这一论断对研究者影响很大，多尊沿其说。

第二时期（1949—2000）为探索期，主要对汪元量作品进行考证、辑佚、整理、阐释。共有论文20余篇，其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较薄弱，仅史树青《爱国诗人汪元量的抗元斗争事迹》一文可圈可点。^[43]80年代始，程亦军《论爱国诗人汪元量及其诗歌》^[44]一文论述全面，相关研究逐渐升温。孔凡礼《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平和著述》《汪元量佚诗抄存》《汪元量事迹质疑》《关于汪元量〈湖山类稿〉的整理》，杨树增《宋末爱国文学家汪元量的祖籍、生平和行实》《汪元量祖籍、生平和行实考辨》，杜耀东《略论汪元量的生平：与孔凡礼先生商榷》，杨积庆《汪元量〈水云集〉散论》《〈增订湖山类稿〉商兑》，祝尚书《汪元量〈湖山类稿〉佚跋考》等文^[45]，对汪元量的生卒年、籍贯、家世、交游、作品编年、版本校勘、序跋辑佚等问题多有探讨争鸣，使一些研究疑点浮出水面。此外，学界对于汪元量诗歌创作的研究多有探索，其中杨积庆文紧扣“诗史”价值，阐释其爱国思想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46]，程亦军文对汪元量诗歌的论述较为全面，指出“汪元量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其诗虽表现了爱国情绪，但他入元作翰林官，“笼统地称他为宋遗民或爱国诗人是不科学的”^[47]。

缪钺《论汪元量词》是第一篇对其词作进行论述的文章，指出“汪元量是宋末元初一位异军特起的词人。他的词作，直抒胸臆，感伤时事，其艺术手法与风格，能够不囿于当时词坛的风气而独树一帜”^[48]。杨树增《字字丹心沥青血：水云诗词评》认为汪元量词“字字是血泪的升华，篇篇是对故国的哀思”，“同文天祥、谢翱等人的爱国作品，代表了宋末文学的主流，标志着宋末文学的光辉结束”^[49]。程瑞钊《汪元量研究情况综述》^[50]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指出研究中的疏漏和失误。

第三个时期（2001—2017）为深入期，尤以艺术评价方面的成果居多，论文10余篇。其中对汪元量“诗史”意义的探讨较多。黄去非《汪元量诗略论》指出：“汪元量的诗歌同文天祥等人的诗歌一起，代表了宋末文学的主流和最高成就。”^[51]孔凡礼《寡妇孤儿流血泪——读汪元量〈玉楼春〉》对该词有所误读，随后洛地在《嘉会今辰为愍忌——也读汪元量〈玉楼春〉度宗愍忌长春宫斋醮》一文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加以考证。^[52]江合友《论汪元量词的修辞和意象运用特色》《凄凉哀怨的遗民心声——论汪元量词的内容分类与艺术风格》，温雪莹《汪元量词浅探》^[53]对其词的创作手法、风格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硕士论文5篇：张立敏《汪元量研究五题》，陆琼《汪元量生平及交游研究》，曾小梦《水云诗词比较研究》，陈海霞《琴师泣血南归路——汪元量诗歌略论》，李慧《阅尽沧桑愁压山，沉郁凄婉声铿锵——汪元量〈湖山类稿〉研究》。^[54]其中张立敏文以《汪元量里籍辨》《“不赏军功在断桥”释考》等6个专题形式，考辨确凿。王颋《诗怀昔朝——汪元量籍贯、旅踪、生平考辨》对汪元量生平行实多有考证，足资参鉴。

对谢枋得的研究。以近代学者崔骥《谢枋得年谱》为发端^[55]，该谱作于1935年，将谢枋得生平事迹勾画明晰，标注引证出处，对史传资料所载抵牾、讹误之处多有辨析，具有开创之功。此后相关研究沉寂了近半个世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谢枋得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胡青发表《爱国志士谢枋得》^[56]一文，首先打破这一沉寂。而后俞兆鹏有多篇文章予以关注：《谢枋得的爱国思想及其渊源与局限性》《谢枋得是如何处理“忠君”与“爱国”关系的》《谢叠山先生系年要录》等^[57]，其中系年要录引据资料丰富，对时事本事多有考证，是研究中的重要参考。

谢枋得因忠贞大节而彪炳史册，《宋史》有传，史籍所载传记资料丰富，学界对其生平无太多争议。研究者主要从爱国思想、诗文评价、文献版本以及对其著述《文章轨范》《注解选唐诗》等方面展开论述。爱国思想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有10余篇文章对此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58]，从文化心态、社会环境、气质禀赋等视角出发，探讨谢枋得以名节为重的深层心理，书中有“‘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谢枋得于名节生死之间”一章，认为谢枋得“作为一个真诚无欺的书生，一个信奉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为人处世，可以变通和可以顾及自身利益的缝隙就变得非常狭小，他只能按照既定的观念塑造自己，使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完人’。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和他的文化心态，规定了他一步步朝着‘一死全节’的路上走去而无法回头”；“谢枋得刚烈，不肯‘枉道随人’……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他必然的悲剧命运”；“所作所为的另一原因，是他一直按照忠孝节义的信条来塑造自己。在个人人格完成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上，他坚持儒家的传统立场，即把社会问题（所谓‘天下事’）当作个人问题来处理的信念。”探讨谢枋得殉节的文化心态和心理动因，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此外李晓婉《遗民诗人谢枋得道教慕仙情结研究》^[59]以专题形式探讨谢枋得有关道教思想的文章，认为宋末士子文人在特殊的背景下将道教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谢枋得“以道为形，以儒为心”，寄情于道教，是“拒绝现实、捍卫个人和民族尊严的特定方式”。卞威《谢枋得诗中的道家与儒家思想》^[60]认为其诗篇“表面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实质上体现了对故乡山河和亲人的眷恋，抒发了一个爱国者光明磊落的胸怀，由此显示了独特的人格品性”。

谢枋得今存诗100余首，文90余篇。张曼莉《一曲悲歌泣鬼神——论爱国诗人谢枋得》^[61]将其诗文佳篇与爱国情怀紧密联系，许文君《谢枋得北行诗作探析》认为“这些诗作表达了谢枋得以死守节的决心，寄托了他对友人的殷切期望，诗作慷慨雄壮，充满着爱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62]。硕士论文有沈杰《谢枋得研究》、许文君《叠山诗研究》、卞威《谢叠山诗文论谈》、刘玲娜《论谢枋得》^[63]，其中沈杰指出叠山诗文无不“以清明正大之心，发英华果锐之气”，具有廉顽立懦的感人力量。

谢枋得在诗文评点方面成就较高，有《诗传注疏》《批点檀弓》《注解二泉选唐诗》《文章轨范》等存世，尤以《文章轨范》成就最高。《文章轨范》选录汉晋唐宋15位作家的69篇作品，是南宋影响最大的古文选本，其评点方式对后世影响颇广。学界有相关论文10余篇，其中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着重评介《文章轨范》，指出《文章轨范》的编选虽是出于科举的目的，但对于古文之法辨析入微，尤其是对于韩（愈）文的分析更为细致，成为后人一种规范。^[64]陈望南《谢枋得和〈文章轨范〉》就编辑意图、选文原则、评点方式等问题展开论述，指出《文章轨范》是中国古代评点派文学批评方式的先驱，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5]叶蕾《谢枋得〈文章轨范〉综合研究》在探讨《文章轨范》与日本汉文章学方面成果突出，厘清了日本所刊《文章轨范》诸多版本的渊源关系，总结出《文章轨范》在日本百年来受欢迎的原因，同时对中日两国评点加以比较研究。^[66]

学界对谢枋得的研究较多，但因谢枋得在宋末元初影响较大，加之著述甚丰、散佚较多、版本源流较为复杂等情况，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澄清。

二 研究展望

虽然学界对亡宋北解流人在文献整理、生平考证、作品分析、版本著述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但相对于亡宋北解流人的文学成就与地位影响而言，不但在个案研究上尚有拓展空间，在整体研究上亦存在单一作战倾向，横向联系较少，未能全面展现这一群体的客观面貌。以下几方面有待深入。

其一，对作家群体进行深入研究。亡宋北解流人人员众多，相当庞杂。众多北解流人可分为若干群体，选取代表性人物，缀以史料可查的流人，考察北解流人群体的特点，一一梳理，尽现全貌，以此窥见宋元易代之际南北融合的特殊历史。

其二，对作家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只有做好个案研究才能架构并推进对整体的研究。学界对家铉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汪元量、谢枋得等的研究也呈现不均衡态势，扎堆研究某一问题，而忽略其他问题。另外，学界对亡宋北解流人的文学批评尚未展开，许多基本问题如生平行实的考证、版本流传、作品解读等需要加强。

其三，以亡宋北解流人为基点，对宋末元初文学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交游既有遗民故老，又有入元的新生力量，构成了宋末元初文学的一个巨大群体以及网络，也构成了宋末元初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亡宋北解流人出发，向外不断扩展，从而形成对宋末元初文学的纵深式探索，加强中国文学史对宋末文学、元代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