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课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方法

一 我们的批判与继承：语义类别释义—原型（范畴）释义模式的提出

通过对释义研究的历时梳理，我们发现：想为每一个义位都构建一个释义配列模式是几乎不可能也是没必要的，而寻找一个适合所有义位的释义模式则只是一个美丽梦想。我们必须对庞杂的语言进行更细、更科学恰当的范畴化，针对不同类别的义位归纳出不同的释义方式，在实践中遵循“原型—范畴释义”（prototypical definition），以最终实现词典的系统性释义。

“原型—范畴释义”（prototypical definition）具体实现步骤如下：第一步，归纳语料，依据物性角色/论元角色，对原型（中心）词语准确释义；第二步，对非原型（次中心）词语的释义，是基于原型的类比构建释义，即原型作为缺省值进入非原型词语的释义后，再加/减其最显著的区别语义特征。同一语义场同一层次中若干个词的释义模式应该相同，词典释义中应遵循同场同模式原则。

具体到语义类别群而言，其原型义位就是处于基础范畴层的词，也叫“基本层次词”（basic level terms）或基本概念词。其次中心义位也就是其上层义场、下属义场的词丛。

实现系统释义的前提是对语言词语的有效分类。我们认为，既然词典释义是对词语意义的描写与反映，词语系统的纽带是词语的意义，所以，必须以词语的意义作为对词语再次分类的凭借。

从语义上看，每个义位都因其自身的特异性和其他的义位相区别，这是其存在的缘由。但是从语言的系统性看，众多分散的词语单位通过某种规则（语义、语法、语用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词语板块，其中一些可称为典型群。典型群可能通过语义上的共同特征相联系，形成结构语义学中经典的语义场，具有意义上的聚合性和语义结构上的层级性；也可能通过语法的共同属性联系在一起，形成名词类别、动词类别。属于不同语体的义位也可以形成各自的典型群：术语词、口语词，等等。典型群的划分与研究的目的和对象有关，即遵循着目标驱动和实用主义的原则。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词典被释义的词目，我们的分类规则是按照它们的语义类别。所以我们研究的典型群就是：隶属于不同语义类别的义位的聚合群。语义类别群的确定对释义的意义：（1）典型群是实现词典系统释义的基本前提；（2）典型群内的义位在意义上的异同会在近距离对比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有利于观察不同义位如何围绕同一义核或类义征，在某一（几）个别义因子个性特征上的变异，归纳出典型群内各义位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二 研究的对象、意义和目的

“基于语义类别上的词典释义（模式）”既是一种理论指导，也是一种操作范式。本研究是在多位前人时贤对词典释义研究的真知灼见的基础上，汲取语言学理论和词典学理论之精华，在原型（范畴）释义的理论指导下，以语义类别聚合的释义为切入点，欲对语文词典类别中收词的平衡性、类别成员义项的分合、义项的排列、释义特征的选取、释义系统性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问题，优化释义。词典释义的系统性在词典编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范畴性释义“既实现了释义的统一性和经济性，也可以大大提高用户查阅的效率和效果”[46]。

当然，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对整个语言词语单位的穷尽式分类进而做释义模式的归纳和提炼，我们只是对冰山的一角做尝试性的揭示。从典型词类范畴的典型语义类别入手，发现规律性，以试图最终完成词典系统释义的设想。基于语义类别的语文词典释义模式：就是同一典型群系统中的义位释义结构中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它强调释义内容上的形式特征。语义类别释义模式构建是实现词典系统释义的必要步骤。

从理论上说，本研究的开展有利于词典学释义研究的深入与升华。从上面的综述中我们发现，从语义类别的视角对释义的研究多处在零星的、个案性的、非自觉的研究层面，多未进行普遍性、规律性的归纳与探讨。从对词典编纂的实践来说，语义类别释义模式的研究，有利于词典释义的模式化、系统化，是促进当代语文词典全方位系统化必不可少的元素，可以相当程度上弥补词典按字母排列释义的非系统性缺点。类别释义模式的研究也有利于词典中同一类别义位的释义的检验与优化。最后，中西不同词典的对比研究，有利于我们吸收西方词典编纂中先进的释义经验，顺应词典编纂的主导趋势，改进和提升汉语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三 研究方法

（一）定量与定性的相互照应

语言的定性分析，是对语言中某些特点、性质进行分析，是最基本的分析，它回答的是语言学各种现象的质的问题，提出学科的新方向，推动科学的发展、进步。但有许多定性分析陷入内省式的简单枚举，给认识问题带来一定的主观性与局限性。能弥补这一缺陷的是定量分析。随着统计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完善，特别是大型计算机语料库的建立以及语言和数据分析软件的开发应用，语言学的定量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定量分析有利于通过某些相关的数据比较，更直观、科学地了解内中规律，增强研究结果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力图将典型类别词条的量化分析和质化分析这两种方法结合，从而确保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和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二）比较法

比较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扎德断言：“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47]具体到语言学，赵元任更为直接地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48]

中外辞书中的比较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自《辞书研究》1982年第2期开辟“中外语文辞书编纂法比较研究”专栏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已经进行过理论性的阐述或就某一领域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尚丁、李景成和吴小丽就辞书比较的意义和作用、内容体系及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过说明。[49]杨金华曾将《现代汉语词典》与《小罗贝尔法语词典》进行过对比，从词典信息量的广度与深度、释义方式、义项划分及排列角度入手连续发过三篇文章。郑述谱以枚举的方式也曾对外语词典（主要为俄语词典）与汉语的义项的划分、释义倾向性做过比较。陶原珂的《词位与释义》[50]一书，部分章节系统地对《现代汉语词典》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的“相关释义”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释义关系类型，进而探讨如何优化词典释义。赵红梅的《英汉颜色词基义释义比较》[51]一文对《现代汉语词典》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的部分颜色词基义的释义方式及其内容做了描写与分析。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语文辞书编纂”对比研究已经引起了多个学者的注意和兴趣，但当今“有关辞书的比较仅偶尔有些零星的研究，但较少从比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对辞书的比较研究作系统的阐述”[52]。

黄建华[53]对词典的对比研究也极为重视，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释义这种思维方式为全人类所共有，而不同民族又表现出自己不同的特点。既然人家拿英、德、法三家的大词典稍作比较即可看出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要是有人对中外词典的释义做系统的对比研究，也会发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东西。对不同民族的词典释义做对比研究，这是一个尚未认真开垦的领域。而且黄建华也赞同国外有些人的预言：这种横向对比研究，一定能开拓新的天地，不仅能为不同民族的词典释义提供取长补短的有用材料，……但愿我们有人早日开展这项研究。

本研究是基于《现代汉语词典》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等词典上的部分的典型语义类别释义的对比研究，可以说，这种受限性的研究，是向真正完整的系统研究努力的一次真诚的尝试。

（三）义素分析的方法

义素分析法一直被认为属于结构语义学的范畴，用于相对封闭的语言系统内的意义描写。但实际上，在认知语义学中，比如对原型的描述，也必须使用到语义特征。只不过，认知语义学使用“属性”（attribute）代替“特征”（feature）。可以说，义素分析法是意义研究的各个范式都必须凭借的一种意义分析手段。作为意义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方法本身是不应该被过分指责的。承认意义具有可分解性，认为意义内部是可研究的微观系统，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宝贵的。在实践中，任何释义只要不是以词释词，都在实践着义素分析法所倡导的义位可分析性原则。而“义素”则可以指称义项中所有的扩展性释义成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义素”被借用到词典领域，是释义结构做出的离析的结果，是扩展性释义配列中的释义单位，而且该单位不必然等同于最小的意义单位。所以，对于这个不完美的方法，我们将吸收其完美之处，从本研究的实用角度出发，我们运用义素分析法来分析释义过程中的语义特征，即把名词中的语义类别释义配列的结构，离析范畴化为个性义征（区别于其他义位的义素聚合模块）和类义征（标示其类别归属的义素聚合模块）；而动词范畴中不同语义类别释义配列结构，被离析为别义因子和动词义核。

义位是一个可分解的单位，是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为代表的当代语文词典中义位的释义进行相应的切分、对比，利用典型群，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最小单位。

（四）描写与解释、归纳与演绎相结合

我们在对释义特征的比较描写中，发现并归纳问题，继而从理论上寻找解释，在理论的指导下再次进入操作性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