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延安时期经济问题的特殊性和极端重要性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成功实现了革命的战略转移。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告别陕北、东渡黄河，经晋西北、晋东北挺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推动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两次转变分别是：第一次转变即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第二次转变即由民族解放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两次伟大的革命转变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在了我们党的旗帜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上的重大飞跃。党的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稳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及领导核心的确立，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既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也没有形成党的领导核心。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43年任政治局主席；1945年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两次成功与失败之后，才形成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成功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夺取革命成功奠定了根本政治保证。坚持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作为主要标准，成功解决了发展党员的问题；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成功地解决了非工人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建设干部队伍，成功地解决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的人才支撑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注重党员质量，成功地解决了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吸引力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积累了执政为民的基本经验。领导人民进行空前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使一切抗日的人们获得了广泛的民主权利；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行“三三制”的政权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着力建设廉洁政府，防范腐败现象侵蚀政府肌体，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健康有序运行；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这十三年的英勇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党建、统战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政策，不仅保证了革命胜利，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奠定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英勇斗争和光辉岁月中，经济斗争、经济工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明，物质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中不能不占据基础性、决定性的地位，经济活动、经济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物质基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治较量和军事角逐，表面来看是政策、策略的较量，而深层次来看则是经济力量、物质保障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在政治、文化、军事、党建、统战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绩，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则是重要基础，因为没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和物质支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坚持抗战、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要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首先要能维持生存、特别是基本的物质方面的生存条件；要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首先要有斗争的武器，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斗争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研究，其中一个不能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
重视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成功解决了财政经济困难，创造了党的经济工作的伟大“奇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初的经济条件极为落后，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经济生活极为贫困，这可以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产业情况、人口数量、财政收支等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这样极端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支撑边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其困难和挑战是可想而知的。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不但停止对边区和八路军发放军饷、补给，而且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试图从经济上扼杀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样危险、危急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上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想方设法发展公营经济、发展合作社经济，采取保障抗战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与争取外部经济支援相结合等措施。这些措施和办法不仅成功地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扼杀”，而且壮大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持续抗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在经济建设上的重要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领导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局部执政的十三年。在局部执政中，经济建设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局部执政和领导经济工作中，不得不解决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经济环节上的问题，不得不解决边区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机制、货币金融、外贸等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成功解决了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深化认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领导和开展经济工作、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