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爷，也听我说几句嘛
必须快速
我向往快速。喜欢兔子，讨厌乌龟。
然而老大爷们要我们学习乌龟。乌龟正直、勤奋，最重要的是还把“家”安在背上，老大爷们喜欢的，大概就是它这种其貌不扬但老老实实的样子。
速度对于老大爷们来说，压根就是敌人。
“战前派的所谓高雅，表现在他们对速度的挑剔指责，”皮埃尔·卢梭[1]写道，“面对须以一百公里时速疾驰于让—雅克·卢梭[2]推崇的旅行步道上，司机们抱怨连天；实业家们一边用着电话，一边对‘昔日好时光’的那些小邮局和轿子满怀惋惜；横渡大西洋轮船上的乘客无不仰天叹息，怀念着当年帆船的魅力——那时的船夫可不像如今这种专业技师，他们像身轻如燕的杂技演员，能从中帆纵身跃上顶帆。”（《速度的历史》1942年）
为什么老大爷们讨厌快速的事物呢？这是因为老大爷们深信速度与人生之间总是存在着对应的函数关系。
所有的速度都会朝向墓地，因此最好还是慢点走。人生在世，哪怕能多看到一片莴苣叶也是好的。这就是讨厌快速的老大爷们的幸福观。
速度越慢越能积攒经验是老大爷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建筑在反科学的认识之上。可是老大爷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实净是些极为快速的东西。从马拉松的奔跑者到隆格瑞莫[3]的公共马车，再到天体火箭，这个“速度的历史”在欧洲经过了二千六百年，然而在我国，它是孕育在文化自身的形态之中的。
想想埃及文化吧，那是一种将书简、壁画、玩具、坟墓和所有废物与破烂保存下来，力图凭借回忆勾画出文化轮廓的死人文化；想想那些凝固不变的世界史观和印度文化中力图忘却一切的非历史文化，以及从乌有与涅槃的《梨俱吠陀[4]》到佛陀的宗教有机体……与它们相比，我国的文化大概可以称为“速度”的文化。
日本人不禁深感樱花从开放到凋谢那一瞬即为永恒，这种美学深处也流淌着对于速度的向往。这种向往具有无数可供佐证的材料：从“最快坏掉的劣质出口商品”到堪称世界上最快的诗——俳句。
正当原本在神风特攻队兢兢业业专注于杀人劳动的老大爷们呈现出肉体上的衰退，变得厌恶“速度”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周刊杂志彩色页面上频频出现了跑车、偷垒王、喷气式飞机“淀号”[5]……有关快速的报道泛滥起来。速度开始逐渐渗透、植入我们的内心，但却难以附着在老大爷们的肉体上。一说到速度，老大爷们想到的只有竞技马，只会一把抓起“赛马报”匆匆赶到赛马场去。马赛中的速度是比喻世界的产物，但对于我们来说，速度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一点我该怎么对你解释呢，老大爷？
不管怎么说，“速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另一个祖国”，是非常适于居住的地方。J·波本宣称：“人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英雄的伟业了。”他这种感受正是从一种以五百公里的时速逃离历史的气魄中萌发出来的。这一点你懂吗，老大爷？
母亲不愿跟我一起睡
“一起睡吧。”当我如此说时，母亲总回答：“不要！”“为什么不要呢？是不是嫌我打拳击练出来的肌肉缺乏性魅力呀？”我的追问被她更直截了当地斥责为“乱伦”。为什么轻抚母亲的头发是爱，触摸她的乳房也是爱，而一提到要跟她性交就会一下子被贬低为“乱伦”呢？看来，这都怪那宗教色彩浓厚的伦理观。
因为对于母亲来说，性交赋予她的最强烈印象不是快乐，不是爱，而是生殖。大概可以说，这是少女时代读过的托尔斯泰的书对她的影响吧。
托尔斯泰说过：“唯一正常的性行为，完全以生孩子为目的。”所以，“即使在夫妻之间，耽于快乐的性交也是不正常的。”如果将这个观点发展下去，则“使用避孕工具的人，比殴打妻子的变态男子和强奸妇女使其怀孕的禽兽更不正常。”（C·威尔逊[6]）
然而，我喜欢快乐，母亲大概也是喜欢快乐的吧？而快乐（包括错综复杂的各种快乐方法）不正是我们创造的文化吗？
母亲跟我一起睡觉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就是父亲跟我一起睡觉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其实，那个补习学校学生“胡萝卜须[7]”每天就是在和父亲睡觉以后，才能够在早晨驱散性压抑去学习的。
快乐，是获得快乐者的财产。人有和任何人一起睡觉的“自由”，妨碍这种“自由”的既不是不知所踪的神灵，也不是被冠以“正常”之名的惰性习惯。只有嫉妒才是可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只要可以没有嫉妒，有关性的各种禁忌想必也就全都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话，不管自己想一起睡觉的那个对象是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老师还是第一次见面的人，肯定都能与其轻松地相互爱抚，就像喝一杯咖啡那么简单。因为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所谓道德什么的，说穿了，不过只是掌权人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自己才编派出来的东西而已。
我要是当了妓女，
第一个客人大概会是来自雪国的吧。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把以前买的书全都卖给旧书店，
然后去买全世界最好闻的香皂。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为满腹悲伤郁郁寡欢的人插上翅膀。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会使自己留有太郎气味的小窝一直保持清洁，
不过对不起，谁也不让进。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在太阳底下洗衣服，哪怕大汗淋漓。
我要是当了妓女，
就要记住把安德洛墨达[8]变为手镯的咒文。（略）
写这首诗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高中生。这个女高中生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老大爷们那些性生活中见不得人的隐匿。
当得知嫉妒是源于把爱情和肉体私有化的独占主义时，与所谓贞节娴淑的美德相比，我倒更欣赏这个十七岁女高中生的温柔体贴。其实就自己而言，我每天都想跟各种女人睡觉，这并非根据什么“性解放”的大道理，而是出自一种更为朴素自然的愿望。
不管跟谁都可以性交——听了我这话，你肯定更要皱眉咂舌了。但假如懂得了这就是性交的快乐、意外的快乐、想象的快乐，那么你或许就能领悟到，男人之间、亲子之间、师生之间……所有可能发生的性交，会使你感受到原原本本的人生实态。是吧，老大爷？
人人喜欢战争的社会
每年一到夏天，杂志画报就要推出原子弹爆炸专刊。于是乎，满大街会到处充斥着原子弹受害者溃烂肌肤和腐败尸体的照片。出版这些专刊的目的，总的来说是反对投掷原子弹，然而我并不想看这样的杂志画报，因为我基本上是反对“反对投掷原子弹”的。有一种心理，是名为反对投掷原子弹，实为想一窥他人死去时的丑态。只要这种心理还深植于大众之中，我大概就不会相信什么历史，也不会去参加什么反对投掷原子弹的运动。
倘若哪年夏天精心策划的投掷原子弹纪念专辑出版上市之后，尽管满篇是烧灼瘢痕和美国秃鹰的尸骸，却一本也卖不出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或许越南战争才会有希望结束。
喜欢战争的老大爷们，你们觉得呢？
“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就想去赌一把。”一听我这愣头青的话，老大爷们无不瞠目结舌。
“就算你赌赢了又怎么样？”反对赌博的老大爷问我，“不义之财是留不住的。如果你的钱不是劳动所得，它就绝对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可是能靠劳动挣来的钱又有多少呢？即便不是我那些干冲床的朋友也一定知道吧：如果我们这一代工薪族均衡地把工资分配在各种生活用途上，是根本买不起一辆运动跑车的。
别说是一辆运动跑车了，就是买一套百科辞典，在马克西姆西餐厅享用一份蜗牛汤，或坐在拳击场第一排观看西城正三[9]的比赛，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即使想买一双新鞋，也不得不反复斟酌掂量。这就是现实。然而另一方面，银座的夜总会却每晚宾客满堂，丰田公司的汽车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售价相当于一名工人半年多工资的全套百科辞典一直跻身于畅销书排名的前列。还有运动跑车展销会上那些趋之若鹜的青少年，瞧着他们一脸垂涎三尺的表情，不禁让人想起水前寺清子[10]歌中唱的：“东京不行还有名古屋呢！”
如此一来，我们当然要对这种带有经济暴力色彩的单一奢华主义进行思考。有的人可以裹着毛毯蜗居在桥底下，却省下钱买来梦寐以求的运动跑车；有的人可以连续三天只靠面包和一罐牛奶度日，第四天却踏进了马克西姆西餐厅。正是这种单一奢华主义突破了平均使用金钱的均衡生活习惯与可能性的地平线。
倘若把金钱均衡地使用在服装、住宿和饮食上，自己便会一下子混同到无差别的“乌龟”群体之中。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能够体现自己存在的对象，把财力集中用到它上面去。老大爷们揪住那些服装派、美食家、体育狂的年轻人不放，斥之为章法失度。然而这种积极主动的个人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极富思想意义的行为。丰富多彩的信息社会广泛均衡地发布着各种信息，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何等渺小。即使在得知自己干到退休的工资加在一起还顶不上森进一[11]寻欢作乐一年的花销后，老大爷们仍然不得不兢兢业业地一直干下去。为了不重蹈这些无名战争罪犯的老大爷们的覆辙，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必要进行“冒险”。
借用一句非洲土著的自白来说吧，当他们生来第一次看见飞机的时候，受到的震撼是何等之大啊！假如把这震撼作为一种思想萌芽的话，那么希望老大爷们能够理解，对于我们低薪工人来说，银座夜总会的一晚，一盅燕窝汤，一次夏威夷旅游，还有非洲的独立运动，以及我国那梦幻般的“东京战争”——全都是单一奢华主义[12]的产物。单一奢华主义会用“时间”道路连接起从现实原则到本能化的另一个现实。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并非把这种“赌”当作闲时的乐子，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来把握，我们要从闭塞的时代找出突破口来。虽然老大爷们声称“不义之财留不住”，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被称作不义之财的钱财。所以，与其像浪曲中唱的“乌龟老子驮着乌龟儿子，乌龟儿子驮着乌龟孙子”那样兢兢业业打工挣钱，还不如到那已经内定输赢的赛车场上去赌它一把。你说呢，老大爷？
看见岩下志麻[13]的尾巴了吗？
知道岩下志麻长着尾巴的人很少。就是有人告诉老大爷们吉永小百合[14]的脚趾间长着蹼，或是浅丘琉璃子[15]的腋下长着鳃，他们想必也不会理你。因为老大爷们相信人类是用不着鳃、蹼和尾巴的，他们相信人类肉体是按照社会生活的要求，极为有效地长成的。
老大爷们认为赫拉克勒斯那样的肉体能得以长生不老的时代与今世毫不相干，他那种彪形大汉在当代只能去当码头装卸工或是自卫队员。
伊林[16]的《人类的历史》是从人类还尚为大自然温顺奴隶的时代开始写起的，那个时候的人类个子低矮，体质贫弱，尚未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他将人类成为大自然统治者的演变过程写得犹如叙事诗，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后来“自然”转换为“文明”的历史就辞世了。伊林的心中充满着鲜活的森林，他的这种精神能否真的存活下去实在是个疑问。
老大爷们全都具有发达的臂力和扁平的脚，以及需要戴眼镜的双眼，总的来说，与赫拉克勒斯[17]式十全十美完全不搭边的不完美肉体才是他们所好。一样发达的臂力是不可缺少的工具——用来扒开他人乘上拥挤的地铁；扁平的脚至少能多接触地球一些——好舒缓他们心中的不安感；眼镜则是他们电视和杂志看得太多的结果。然而这些充其量只能适应文明社会的要求，不过是文明社会温顺奴隶的肉体而已。我倒是觉得，不应该让人类的肉体去适应文明，而应该让文明来适应人类的肉体。而所有那些女演员作为这种肉体的先锋，必须去预知新的文明。
只想伸手去爱抚生殖器和哺育器官的老大爷们，希望你们今后恢复对人的尊敬，首先就从对人身上那些看上去无用的肉体、丝毫无用的尾巴开始吧。快点儿，到你们情妇的身上去找尾巴，找尾巴去呀！
年轻人，胸怀大屁股
“现在这代小年轻，都是些乒乓球啊。”酒馆里的老女人说道。
“什么乒乓球啊？”我不解地问。
“什么乒乓球？”老女人笑着说道，“就是下面的球挺小的呗。”
世上什么球最大？
乒乓球的确挺小，小得可以放在手心里转。不过，说它小，却也比我们这代人中不管谁的睾丸都大吧。
有个女孩子说，跟乒乓球相比，还是棒球好啊。
她认为棒球至少比乒乓球个头大，还有重量感，所以，与乒乓球相比，棒球更富有男性特征。
但是照这种逻辑，足球不就更具有魅力了吗？
因为足球周长二十七英寸，重量有四百克呢。从它的大小来说，就算谁有直立猿人那么大的睾丸，也远远及不上它吧。
最近的足球热，虽然我认为得益于釜本[18]、贝利[19]“腿的魅力”，可是话题一转到“看来是由于那个大球的魅力”时，我朋友的几个学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们解释道：“因为现在已经是性感时代了嘛。”
女孩子喜欢大球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女子春心的表露。随着马斯特斯报告[20]那种性医学研究的愈加进展，这一原始而朴素的性会吸引到女性的事实已经被阐述得越来越清晰。
“这么说来，球的大小是挺起作用的嘛，”我说，“那么这个世上最大的球是什么呀？”
话刚出口，一个学生答道：
“那总归是地球啦。”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败下阵来：“哪个女孩子要是感觉得到地球的性感魅力，那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诺曼·梅勒的那篇论文《了解南方的人都知道，白人畏惧黑人的性能力》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篇论文痛快淋漓地抨击了白人的保守性，文中写道：“白人心中惴惴不安，生怕被黑人睡了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们才歧视黑人，不平等地对待黑人，以此困守自己的地位。”
对于当代男子来说，毋庸置疑的是，性别的优越性依然极为重要，因为它本身就直接关系到统治权力。
如果把诺曼·梅勒[21]这篇论文中的“白人”换成“老人”，“黑人”换成“青年”会怎么样呢？这么一换，自然又会出现另一篇自供状了。
老人畏惧青年的性能力，因此才歧视青年，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青年。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例1 一天在咖啡馆里，只见有个小年轻正无精打采地听着查尔斯·明格斯[22]的《猪叫布鲁斯》。
我问他：“你干吗这么无精打采的呀？”
“我女朋友被人抢走了。”
“谁抢走的？”我紧追不放地接着问道。
“我们公司的主任。主任请她去夜总会，在那儿吃完饭又把她带到旅馆里，她就直接缴械了。”
“那个主任多大岁数？”
“四十六了。”
“哎——？”真是不可思议，二十岁的小年轻竟然被四十六岁的老男人抢走了女朋友，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有强健的内脏器官与肾上腺荷尔蒙。还有旺盛的精力。”
即使不服用蜂皇浆和壮父精[23]，充沛的体力也足以轻而易举地满足恋人的欲求。当然，如果还觉得信心不足的话，不是还有胜过四十多岁男子的情趣，不是还有诗吗？
“怎么竟然会被他抢走了呢？”
听了我的问话，他的头垂得更低，喃喃答道：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会出这种事。”
例2 这个漂亮的女孩有着一双安·玛格丽特[24]那样水灵灵的大眼睛。以下是她的自白：
“我男朋友是个乐手，他长得挺帅，就是没什么钱……而且将来怎么样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我才会狠下心跟现在这个西服公司的董事长交往起来。起初还只是打算在他那儿打点零工。”
“可是，女人嘛，就是没办法啊。跟董事长这么一来二去的，不知不觉之间，他那套温柔的床上功夫我想忘也忘不掉了。这一来，再跟男朋友约会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
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实际上，或许正是这些与球相关的“喜剧”，才是现代青年生活最实在的状况吧。
性经分离的建议
什么是老人每天的生活？我思考着。现代，不正是这些人手握实权专横跋扈的“老人时代”吗？
五十五岁从公司退休，尔后寂寞孤独的老人！如果本人希望的话，养老院也会收留他们！这幅景象其实只是表象，现实却恰恰相反。譬如，你可看看我国的内阁阁僚。
里面有几个大臣不是老人？
那些大臣全都是老人，按理全都属于“必须给予照顾与安慰”的那一代人。
青年们被这些老人掌握了政治主导权，而且连自己性的主导权也在逐渐受到侵犯。他们只能躲避到民谣里去绝望地吟唱：
今儿个的活计
又很辛苦，
下了班后只能
再灌烧酒。
这歌声让人听了觉得简直像是处在“没有未来的世界”里。
在这种现况下，年轻人如果不为了冲破障碍而去琢磨老人们为什么如此仗势妄为，不就是白活了吗？
“我感到是发达的强精剂、激素制剂为中老年人带来了性方面的复兴。”
药店店主大概会如此解释。
那么，查尔斯·卓别林、弗兰克·辛纳屈[25]……呢？这些老大爷的返老还童也是激素制剂在起作用吗？
“不，不光是这个原因，”青年们反驳道，“还有金钱的原因呢。”
“金钱？”我反问道。
“对，对呀！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是有钱的嘛。”
原来如此，我心想。
英国“愤怒的青年”[26]之一约翰·布莱恩[27]的小说《金屋泪》中有段这样的描写：
女：“乔，你真的爱我吗？”
男：“这你不是知道的嘛。”
女：“你有多爱我？”
男：“值十万英镑。”
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
“换算成钱，值十万英镑。”
……于是，这个男人与拥有十万英镑财产的这个女人结婚了。
青年在财力上是难以与中老年人比肩的。对此心知肚明的老人们甚至想要用金钱把性交也买断。
然而，性经一致的社会是不幸的社会。
我想起了那些古老美丽的男女爱情故事，想起了保罗与弗吉尼亚[28]、达夫尼斯与赫洛亚[29]，他们并不需要为了得到甜美的性生活而花费金钱。
实际上，得到一个无须金钱也能进行性解放的社会，正是青年的特权。“性经分离”（过去人们呼吁过政经分离……）是青年恢复性权利的条件。
实现性复兴的梦想
以前，“像个男人样”是很流行的。
那时候，在读了古代的英雄故事后，冒出了一个个夸耀自己阴茎的青年。有人自称“我把一米长的阴茎捋得像根长矛”，还有人吹嘘“我又硬又直的阴茎像把斧子，用它来劈树，树一下子就倒了”。
这些当然都是胡扯，没人相信真有这种离谱的事。不过他们自吹自擂起来理直气壮，倒也让人听了忍俊不禁。
小说《太阳的季节》[30]走红以后，我们不少大学生都饶有兴趣地去试验“阴茎是不是真能捅破窗户纸”，有人甚至还组织了这样的比赛，这种游戏也只有青年才搞得出来。
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年上初中时就坐着比赛过“谁的精液射得远”，如今却被老人夺走了自己的恋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看来这种现象至少不能说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希望佐藤首相[31]和现在的老人们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吃香？”老人们笑得那么悠然怡悦，显然是有原因的。
因为老人们很放心：“如今不单在政治方面，即便在性方面也已经使年轻人俯首称臣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若无其事地说什么“要和青年在同一间茶室里一边平等地喝茶，一边了解他们”。
总之，他们显得颇为轻松自得。
现在电视剧和电影中大显身手的演员都是青年，无论是大卫·詹森[32]、石原裕次郎[33]、《秘密特工》的那对搭档[34]，还是高仓健，人人都很年轻。
然而这些英雄充其量不过是人们酒后茶余的谈资。但现实社会中的英雄呢，无论是约翰逊[35]、苏加诺[36]，还是泽维尔·库加特[37]、弗兰克·辛纳屈、田中彰治[38]，无一不是“老人”。这样下去，“我们的时代”是永远也不会到来的。
尽管眼下对于政界、财界被老人把持的现状无法改变，但在“性”方面，年轻人还是必须恢复自己支配权的。
老人们周围环绕着简·曼斯菲尔德[39]般的美女：二奶、小妾、恋人、爱人、情妇……只有到了他们无法不担心这些美女“不知哪天会被年轻人睡了”的时候，才可以说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具有可能性的时代”。
年轻人，胸怀大屁股！
这句话既不是克拉克先生的教诲[40]，也不是印错了字。
这正是我的劝告。如果年轻人为了求得微不足道的幸福——区区两房一厅和稳定的工作，就去对老年人溜须拍马，其实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年轻人如果不舍弃这种“安全的彩票”而去寻求“危险的彩票”，就不可能实现一攫千金的理想。
“胸怀大屁股！”并不仅仅是字面上“胸怀有魅力的女性”的意思，而是希望你们必须有更大、更大的性复兴梦想。
早稻田大学的那些学生觉得：尊崇植木[41]等和施韦策博士[42]也没什么奇怪，不过自己只想跟一般的女孩结婚，胖乎乎的不漂亮，回头率不高也没关系。我不得不认为，他们这种想法是极为懦弱的。
难道你们不觉得，追求“伊丽莎白·泰勒[43]或是碧姬·芭铎[44]、麦琳娜·德蒙吉奥[45]那样的女孩”，要比追求“胖乎乎的一般女孩”更具有雄心吗？
如果你觉得索菲娅·罗兰[46]和伊丽莎白·泰勒已经被“老人”掳走，所以就打算找“胖乎乎的一般女孩”来将就，那我会觉得你的理想标准太低了。
那样的话，就好像你在自己的人生开始之前就已经输给人生了。
从肉体上来说，年轻人是胜过老人的，然而性生活并不是体育运动，或许可以说，它倒是更近似于戏剧。
所以有的人虽然老态龙钟，但他堪称台词出众的“名演员”，因此女主角最终就会被他掳走。
简而言之，这种结果也是由于年轻人太缺乏“性文化”的缘故。所以，虽然他们对性的欲望胜过老人，却无以使这种欲望燃烧起来。而老人们呢，他们有隐而不露的性文化，有春宫图和性具，还不惜戴着老花镜研读性书，财力或许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再说，自然也有那种每得到一点儿好处就甘愿自降身价的女人。
然而，这些年轻人的性文化和性技能确实极为匮乏。虽然他们还拥有性音乐那样的武器，却每每还是会败在老人们“去你妈的电吉他！”“披头士乐队滚蛋！”的吆喝之下。只要年轻人还没有实现性的复兴，还没有诞生出胸怀大屁股那样的文化，他们就休想将老人们赶走。
我自认为不是单纯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欲望，是无法得到未来的。你们如果不以充满那个球的性能量为武器，不先从性的领域开始反击，将来势必只能落得老人们希望的下场。
能用的东西，就应该迅速有效、淋漓尽致地加以使用。
否则等老人们下了命令：“这个精力过剩的家伙，把他编进自卫队送到越南去！”那时你们就晚了。
月光假面
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吗？他以为只要披上斗篷、戴上面具，任何人谁都能演一出《月光假面》[47]，于是也学着从房顶上跳下来，结果摔断了腿。新闻报道说，此人是个四十出头的保险推销员，他这样做是想成为“正义之士”。读了这篇报道，我不由得心想：“为了成为正义之士就非得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吗？”
1
在我的少年时代，正义之士都以本来面目示人，无论是名探明智小五郎，还是少年侦探团的那些孩子们[48]，全是不戴面具不化装的。只有怪人二十面相才“来去如疾风”，让人“不知其为何方人士”。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这个伦理变得颠倒起来——原本象征正义的真颜逐渐变成了显露邪恶的本相，而正义却无处存身，不得不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对于这种变得“来去如疾风”的正义之士，我的心中掺杂着期待与失望，渐渐觉得他并非“正义之士”，进而开始怀疑正义其本身，甚至感觉到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也不复存在了。
尽管不能公开宣称，但我心里觉得怪人二十面相[49]与明智小五郎[50]是同一人物，月光假面与拐骗儿童犯也变成了同一人物。正义的自我与邪恶的分身、抑或邪恶的自我与正义的分身在一个人的人格中分裂开来，而为了掩饰这种人格分裂，就需要“化装”。我们的小学修身课老师在战后因为强奸妇女而上了报纸。战后对我们进行灌输的民主主义教育中，不存在什么与邪恶截然对立的正义，即使存在这种正义，也无人能够对其进行判别。既然正义不露真相，正义及其拥戴者便不得不“来去如疾风”了。然而我们依然渴望着正义之士出现，渴望着月光假面显身，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如果像布莱希特那样来描述这种现象的话，恐怕我们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时代是不幸的，而需要正义的时代更为不幸。”[51]
不知他姓甚名谁来自何方，
可是没有人不知道他。
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
可他到底是谁啊？
然而，我们对钻研自己所需要的正义本身，却并不显得那么热切。正义也许是“伪装的邪恶”，此二者也许转眼之间就会由于政治原因而相互颠倒立场。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其实是疏于潜心研究的。恩斯特·费舍尔[52]在一篇谈正义的随笔中提到了《真理报》总编米哈伊尔·克利索夫的故事。1942年12月，米哈伊尔在作家同盟的演讲中说道：“这个世界大概会发生极为难以理解的事。总之，无论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也不足为怪，想想吧，你们俩想想吧。记住我最后留给你们的这些话……为何斯大林总是正确的……”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逮捕并处死了。直到1954年之后，米哈伊尔才被恢复名誉。也就是说，恢复名誉已是在他所说的“总是正确的”那个人死去之后的事了。
2
在明白“正义”是个政治用语之前，我们不得不付出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牺牲。譬如，当我还是个棒球少年的时候，我觉得穿过好球区的投球是正义的，没能通过好球区的坏球是邪恶的，而判定正义邪恶与否的是裁判。裁判是神圣的，而且棒球规则上也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是裁判判定的事，任何抗议都无用。投手将正义与邪恶分别用于同样的球上，因此，其灵魂也是二者选一般地同时存在于正义与邪恶之中，裁判则是将他投出的每个球分类为正义和邪恶给观众看。然而有一次，一个精通棒球的豆腐店老板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金田投的那些好球吗？”“你说什么？”我反问道。“巨人队的金田出场时，如果当裁判的是T，那金田投出的好球绝对会多起来，”豆腐店老板说道，“个中原因嘛，得从T以前也跟金田一起当棒球投手的时候说起了。那时候，金田已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投手，而T一直只是个穷兮兮的二线球员。所以金田不时把自己的旧西装送给T，还经常带他去喝酒。可是现在他们之间变成了一个技能下降的选手和裁判之间的关系。T就是因为想报当年之恩，所以才会把金田投出的一些坏球都判定为好球的。这就是金田在T当裁判时要比别人当裁判时投出好球多的缘故。”
我无法确认豆腐店老板的这些话是不是事实，然而却感到，对投出的球是好球还是坏球（是正义还是邪恶）的判定本应该在科学的支配之下，但只要这种科学并不存在，而判定只是听凭于判定者的人格，那么政治自然是介乎其中的。正义与邪恶始终处于相对的关系中，同一个行为之所以忽而被赞为正义、忽而被斥为邪恶，都是缘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政治的原因。如此一来，正义与邪恶就都成了“为了……的正义”“为了……的邪恶”，这势必同时暗示我们：月光假面也是“为了……的月光假面”。
3
这回真的出事了，而且情况极为不妙。我开始在心里呼救：“月光假面，你非来不可呀！”正想着呢，飘逸着白围巾的正义之士赶来了。外边传来了摩托车声，我抬头一看，原本想象中的月光假面成了巡逻车上的警察。在潜意识里，月光假面那白围巾和摩托车就是警察的形象。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不容置疑的“正义”，归根结底就等同于法律上的正义、警察的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看到政治上处于弱势的大众要求有“另一个正义”“另一个法律”时，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已经反映出了他们只能无条件接受管理与统治的丑陋现实吗？当法律与正义得到维护时，是不需要正义之士的；只有当它们被破坏时，人们才会呼唤法律与正义化身的月光假面。大众不会自己对法律与正义进行验证，而是让月光假面来守护既有的法律与正义。当我们说“月光假面叔叔是正义之士，是好人”的时候，对于那种羞于见人、“不露真颜，来去如疾风”的假面人，是不可能毫不怀疑的。想来，月光假面就像个私人侦探公司的中年探员，他工资不高，酷爱化装。他露出本来面目时手无缚鸡之力，一旦化了装，便活力充沛得判若两人。因为化装能使他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4
然而，化装的人从化完装开始便属于“另一个世界”了。那就是假面的世界，或曰虚构的世界，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我虽然并不否认可以将空想的现实原则用作变革的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他“出手”的动机却总是深植于日常现实之中的。就是说，他的“正义”不是生成于他的空想现实原则之中，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既有的正义。“另一个现实”并非起着现实的作用，而仅仅作为一种时尚，起着提供白围巾、假面和摩托车的作用。因此，那些单身过着外餐生活、惯于手淫的侦探公司探员凭借白围巾和假面之威所炫耀的“正义”，并不会变为农家小儿子当上警察后主持的“正义”，它只有作为预备权力去补充警察的疏漏时，才具有月光假面的意义。月光假面的幻象为什么在我心中已经死了？不光是月光假面，就是怪人二十面相在我心中也已经死了。
上了年纪的小林少年[53]说道：“怪人二十面相太难逮着了，所以说，我、我们已经老啦。”所有少年侦探团的成员也异口同声唱道：“我、我、我们是老人侦探团。”
这首歌其实是我作的。我揶揄少年侦探团的那些人被同性恋者明智小五郎利用，一直在追踪子虚乌有的怪人二十面相（其实是化了装的明智小五郎），结果白白浪费了自己短暂的青春。他们老了之后才终于明白“邪恶不过是正义化装出来的”，一个社会的正义是另一个社会的邪恶。然而此时明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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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无论月光假面还是少年侦探团，都是无法在越南战争那样的国际事件中出动的。因为正义与邪恶在那里犬牙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想要参加进去的人不得不自己“选择正义”。而“月光假面叔叔”和少年侦探团员们一贯只为人们托付与其的“正义”行事，他们还无法具备弄清这种复杂情况的“正义观”。然而，要为正义行事的人必须先构筑出自己的正义——这是我对月光假面的第一个要求。而且，要构筑出自己的正义，就势必得构筑出自己的法律，创造出作为管理单位的“另一个国家”。涅恰耶夫[54]将自己编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作为一种法律，以正义的名义枪杀自己的同志；联合赤军[55]也以他们的法律与正义对自己的同志进行“人民审判”与“处刑”。由于这些都是未得到公认的法律，所以它们被管辖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个法律认定为犯罪。那么，如果月光假面出现过的话，他作为“正义之士”是如何表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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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罗代尔[56]写道：“法律是诸科学中的蜂鸟。”蜂鸟是会向后飞的鸟，法律也是墨守既有原则与先例的成规，“以革新为恶，以陈规为德”的。所以，如果撇开现在那些想要创造自己国家的革命家们，正义就是极为保守的东西，就等同于“向后飞”的东西，就成了将革命家变为罪犯的魔术师。我忘了月光假面飘动斗篷飞翔时是在“向前飞”还是“向后飞”，但记得自己曾经一直指望月光假面会以那副围巾加假面的“制服”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人触及自己的极限时，会因此产生联想，期望有能够冲破极限壁垒的“超能力”出现，希望能够以此为阶梯超越真实的自己。然而，当意识到这种“正义之士”并非对任何人都会给予帮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产生怀疑了。当他们明白所谓“正义”只是带有乐观色彩的政治用语，月光假面不过是现体制雇用的保镖之后，所谓的“是正义之士，是好人”，在他们眼中就开始成了警察招募宣传中的广告用语。不过说来挺难为情的是，在我书桌抽屉里，现在还放着忘记扔掉的月光假面的面具。
腿时代的英雄们
奄奄一息的家庭剧
话题还是从数落棒球开始吧。
棒球是以跑进本垒的次数决定胜负的比赛。
“巨人队善良的柴田何时能够冲进本垒（家里）啊？”
“你看那个规矩文静的长岛，他不是凭借本垒打一下子就跑回本垒（家里）去了吗？”
这些事成了棒球比赛最受人关心的热点。
而且，许多白领在下班之后也是直接从公司跑进本垒，打开电视机，一边喝着冰镇啤酒一边监视棒球运动员们是不是得以顺利跑进本垒了。
“啊——，笨蛋！你干吗不滑进去呢？”白领惋惜地叫道，“滑进去还是来得及的嘛。”
公寓外边，开过了一辆路面电车。
如果说“边观赏夜场比赛边品味的啤酒”这个广告用语是想表达自得其乐的意思，那么生活本身也是一种自得其乐。
松松垮垮衬裤般的短裤加上一双土里土气的长袜！心中无时不在惦记着跑进本垒。假如这些棒球运动员算是“当代英雄”的话，那岂不等于说冒险与史诗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吗？望着那些对准本垒拼命奔跑的运动员，我甚至好像听到了妻子们的呼唤声：“当家的，快点儿回来吧……”
“棒球是一项体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如今，棒球成了餐厅里观赏的“家庭剧”。而且，它还成了相对稳定的小市民们的保守思想代言人。然而，我却并不喜欢这种计算跑进本垒次数的生活，不喜欢家庭剧那样的生活。什么家庭剧啊，我最讨厌了。
直播夜场棒球比赛的灰色电视画面上，运动员们在朝着本垒奔跑，但那不过是对于幸福的伪证。那样的比赛与日常生活中的变革没有一丁点关系。
美丽的腿与强劲的腿
接下来介绍一项粗野的运动。
我说的是足球。
据说，全世界的足球人口已有十亿，在我国，足球也热得非同寻常。今年以来单场体育比赛观众数的排行榜上，足球比赛也已越到了棒球比赛的前面。6月22日在国立体育场举行的英国阿尔比恩队与日本选拔队的足球比赛，更是吸引了四万五千名球迷到场观战。球迷们为杉山和小城对英国阿尔比恩队逼抢时的凌厉腿脚送上了热烈喝彩。
“但是，为什么足球会一下子热起来呀？”有些人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这是奥运会的副产物嘛。”一般人都这么认为。
“听说在开奥运会的时候，其他的比赛都场场客满，只有足球比赛订票的人很少，竟还剩下好几万张票卖不出去呢。最后只好去到处发。”
“这样一来，进场的净是些不懂足球看热闹的外行们。他们聚集到体育场里，抱着‘管它什么比赛，只要能体验一下奥运会的气氛就行’的心态，却看着看着就来了兴趣。所以后来足球迷一下子多了起来。”
除了这种说法，更有体育记者解释说：
“克莱默到参加奥运会的日本队来当教练以后，日本队的技术得到了迅速提高，所以才会在奥运会上一举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人气也就一下子高涨起来了。”
然而，我却觉得另一个更普通的人——酒馆里的一个女招待的感悟很耐人寻味。
她说：“你问我足球有什么好看？那是因为球很大呀。”
说得没错，与棒球的球相比，足球的确大得多。它外圆周长68到71厘米，分量有396到453克重呢。
所以在宽广的绿茵上不论滚到哪里都“看得很清楚”。
棒球的球可以被严严实实地藏在手心里，所以经常会让人看不到它。
有时候播音员大声喊叫：“球滚到外场围屏那儿去了！”可是网后面的球迷们根本没看到球。
所以在业余棒球比赛中，才会有人使用“掩球触杀[57]”这种快速变化的计策，甚至在棒球史上也发生过“比赛中球突然消失”（其实是球埋到了投手前面的草丛里）的事情。
与棒球相比，足球的球实在要大上太多，所以观众很清楚场上哪里是比赛激烈进行的区域。“一目了然”肯定是足球人气大增的原因之一。
不过，“球很大”这句话里还有其他的微妙含义。
大颗的球是男性化。
它是性感时代的象征，看上去俨然有种雄赳赳的感觉。
而且，只有大大的球，才是制约世界的条件之一。
在电影《纽扣战争》中，一个男孩问：
“谁来当大将？”
话刚出口，另一个男孩傲然回答：
“谁鸡巴大谁当啰。”
简而言之，现代正在走向“腿时代”。
人类历史是发明工具、使用工具并以此催生出各种产业的“手时代”。取而代之的则是“腿时代”。
“手可以做东西，腿做不了。”
换句话说，手具有的是生产性，但腿是消费性的，而且腿似乎远比手更具有享乐性的形象。
腿时代的标志是“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和足球”。
那里展现着美丽的腿与强劲的腿。
恢复男子汉气概的希望
在手的时代活了大半生的老人们刚见到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时，吓得差点瘫倒在地上。这大概是因为以前的女人腿很短，他们害怕裙子一旦短到膝盖以上十厘米，就会看得见女人身上那至关紧要的部分。
然而，统治“腿时代”的腿是又长又美的，碧姬·芭杜的腿长得足以轻轻松松地一步跨过小市民家里那窄小的屋子。而且，就连街头巷尾的少女们，现在也在借助膝盖以上十厘米的短裙炫耀她们的“财产”，以此来反抗“手文明”。
空前的赛马热一直在不停地讴歌腿时代，柴田和杰克逊的走红也说明“腿脚功夫好的家伙”享受着何种荣耀。
可是别忘了，还有一个荣获这个时代最高荣誉“黄金腿”的人。
这个人是杉山隆一。就因为他腿脚功夫厉害，阿根廷的职业足球队以七千万日元的高价邀他签约入盟。
早在上清水东高中的时候，杉山漂亮的腿脚功夫就已经开始引人注目，进入明治大学以后，他立刻成为了明星，现在他在三菱重工队踢球。看着他的腿脚跟着球飞奔而去的情景，不禁使人想起了英雄史诗。
当我看着日本队与英国阿尔比恩队的比赛中杉山快速奔跑在绿茵上时，心里想道：
“啊——，强劲的腿脚是何等英武啊！”
据说，足球起源于1042年。
开始时踢的不是球，而是人的头骨。
当时英国人还处于丹麦的统治之下。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滚落在小巷子里的丹麦士兵头盖骨用脚踢着玩，这就是最早的足球。
就这样，头盖骨踢出去后，第二个人把它踢回来，另外一个人再接着踢。
随后，满怀憎恶的英国人从踢头盖骨竟至创造出了一种游戏，这种游戏不久便普及到了整个英国。
自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这种游戏有了自己的规则，尔后作为英国的国技一直发展到了现在。人们称它为“世上最大的体育比赛”，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现在足球已经拥有十亿球迷。
它的规则极为简单，除了守门员之外，任何人不得用手触球。只需用手以外的任何身体部分把球送进对方球门就行了。犯规的时候，由对方罚任意球（任意球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妙了！），就是从犯规的地方对准犯规方球门使足力气踢一球。
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每半场时长四十五分钟。
比赛中两支球队的腿脚始终以球为中心进行争抢，观众的眼睛也始终集中在一个地方——视线只要追着球就行了。
而在棒球比赛中出现双偷垒[58]的时候，球迷在一瞬间会犹豫不决，不知该盯着哪个地方看。
在棒球比赛中，会由于投手卖弄自己而迟滞比赛的节奏。当我看到投手摆臂转体做完投球前的准备动作之后，还要摆出一副静止姿势环视全场观众来卖弄自己的样子时，不由得感到，他们与奔跑中的小城和釜本相比，真是一点儿魅力都没有。怎么说好呢？我国棒球运动员迟滞比赛节奏的站姿可实在不少啊。
还得说一句，我之所以喜欢足球，最大的原因是足球实为一项“从憎恶中起步的比赛”。
踢！用脚踢！这种行为让人感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激情。
这是自得其乐的小市民和幸福的家庭剧主人公们已经忘却了的感情。
那些安居乐业的白领们已经好多年不曾踢过一块小石头了。当他们看着足球场上的斗士们踢着头盖骨大的球冲向对方球门（不是自己家！）时，难道不感到应该找回某些失去的东西吗？
足球能够唤醒现代人对于已忘却感情的回忆。
足球运动员闪亮的鞋尖上寄托着恢复男子汉气概的希望。
阿瑟·米勒[59]的《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威利·罗曼是个年老体衰的父亲，他抓住自己儿子（一个美式足球运动员）说的一番话令人难忘：
“你必须盯住带球的家伙，永远待在那家伙旁边。这可是你人生的目标啊。”
不相信什么历史
就是想逃到什么地方去！
一个青年乘坐帆船横渡太平洋之后，人们都把他看作“英雄”。
然而，这个青年并不是想当英雄，只不过企图逃脱自己原来的生活而已。所以，他没有像麦哲伦那样“发现”什么，只是写了一本《孤苦伶仃太平洋》的逃亡记录。
1960年那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结束后，遭受失败的年轻人身心疲惫殆尽，呆呆地眼望着远方。在远离闹市的酒馆里，杰利·藤尾[60]唱道：
我想走在不知其名的街上，
我想到远方的什么地方去。
这支歌很像另一首布鲁斯，那是被统治下的黑人对改变自己所处时代感到灰心丧气时唱的歌。黑人在这首布鲁斯中唱道：“要是有七十五美分，就请给我一张七十五美分的车票吧。”杰利·藤尾唱的歌与这首布鲁斯出自同样的感情，两首歌中全都不想要回程车票，只要能有离开的单程车票就行了。歌曲为我们刻画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个“逃亡时代”的情景。
1960年冬，或许正是承载着那个广大群众精疲力竭的“逃亡时代”的感情吧，在朝日杯三岁马特别奖金赛中，白胜[61]甩开对手并夺魁；接下来在1961年的德比赛[62]中，白胜再次把对手抛在了后面，没有辜负马迷们对它的期盼。然而，它如此奔跑，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或许只能像黑人们在那首布鲁斯中唱的那样：
我全然不知将走向何处，
只想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或许人们会深深地感到，就像小说《长跑者的寂寞》[63]中的主人公那样，逃跑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对历史的幻想破灭之后
我深感自己无处可逃，但这只不过是对历史的幻想破灭之后在地理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浪漫主义。对《山那边天高地远》[64]的憧憬，也只是在年少的时候。到了六十年代，有落语艺人模仿结巴的腔调把“那边”说成“窟窿”，编出了一个让向往“山那边”的人掉进“山窟窿”里出不来的笑话[65]。
然而，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就必须得横下一条心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山椒鱼》中的思想。老师通过井伏鳟二[66]的这篇小说教导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会幡然转变态度。山椒鱼从小洞口爬进洞穴里，长大以后已经无法从同一个洞口再爬出来，可是也无法再变回到原来那么小的身体。于是，它只好在洞穴里死了心：‘事到如今，我也想开了。’这种幡然转变态度的方式正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自暴自弃的手枪
然而，态度是如何幡然一变的呢？
在那些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遭遇失败的青年们眼中，无论乔治·奥威尔[67]的《西班牙市民战争》还是托洛斯基的《我的生平》，都显得越来越过时。自暴自弃成为一种常态，到了1962年，少年犯罪更是刷新了记录。
这个从1960年到1970年的潮流，也反映在一个少年的经历中。当时那个被称为手枪魔鬼的少年永山则夫起初心里只想着逃亡，他想要离“家”出走，逃出荒凉的北国，逃脱贫困的生活，逃离日本。然而，问题出在了他偷渡之后的自暴自弃上。
永山由于一直向往美国，想当个现代爵士乐咖啡店的侍者，想到登山营地去干活，他就这么一路在当地追寻，一路用弄到的手枪一次又一次地杀人。然而永山并不知道，他那种地理性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幻想。
报纸上将永山称为“手枪魔鬼”，可是把他抓住后一看，哪里是什么“魔鬼”啊，人们看到的只是个温顺的少年。公寓里的邻居对他的评价也不坏，说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在楼梯上弯着腰擦皮鞋”。
他擦皮鞋干什么？这话其实用不着问，因为对于逃跑的人、出门在外的人来说，只有干净的皮鞋才是他唯一的朋友。
我在1960年写过这样的诗：
一棵树也有流淌着的血，
树干的里面，
血站着睡着了。
然而，总有一天，睡着的血势必也会醒来，然后它会探寻树的历史。假如一切历史令它感到幻灭，那么树唯一的选择是变为将自己砍倒的斧柄。
银幕上的杀人文化
1965年夏，一个少年守在一家枪店里用步枪对外滥射，报纸上的大幅报道将他称为“步枪狂人”，谴责他“不是野兽就是疯子”，质问“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然而，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难这个叫片桐操的少年。因为假如电影银幕上发生了同样的事，片桐肯定会产生与史蒂夫·麦奎因[68]同样的共鸣。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片桐不就是背后少了一块电影银幕吗？“你数过没有？”我问酒馆柜台里的调酒师，“高仓健到现在一共杀了多少人？若山富三郎犯了几次法？小林旭用步枪滥射过多少回了？”
想想吧，一天的电视里有多少人被杀呀？而我们呢，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是，电影电视里的故事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呀。”调酒师说。
“没什么不一样，”我说，“电影电视里的虽然不是事实，但却是真实。人们把事实和真实都混同在一起了，所以只要高仓健[69]杀人，那么片桐操也会杀人。就算那块叫作银幕的布是条国境线，这条线一抬腿也能越过去。”问题不在于实际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杀戮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如果将这一点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大概就能明白了。
我对他说：“那个警察是中了片桐操的步枪子弹死的，与其说他是被杀，我看还是把他作为事故死亡比较妥当。因为那不过是某个夏日里发生的‘事故’嘛。”
“然而，把杀人是一种快乐教给片桐操的到底是谁？只要把杀戮变成文化的行为不被追究罪责，就算判决片桐操有罪，也还是没有触及这起事件的本质。”
一个喜欢步枪的少年总是到枪店去看他梦寐以求的步枪，但从他突然在店里“幡然转变态度”的时候开始，他人生中的虚构与现实就发生了错位。“怎么样？挺酷的吧？”片桐操一边对扣作人质的女店员调侃一边朝着警队连续开枪，俨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银幕”。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通常行为的反叛，也是一场“孤独的东京战争”。要称其为革命，却又显得过于幼稚了。
然而，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和永山同样都是遭受了“地理性挫折”的年轻人。他一直梦想能乘上跑国际航线的大轮船，对描写海外旅行和越南战争的书籍很有兴趣，据传他曾对好朋友说过：“我真想跟你两个人一起逃出日本到巴西去。”
我不清楚片桐操为什么会挑选巴西，不过有人说他确实讲过“在巴西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枪”。然而，因为鸟在东京无处可飞，自然也就无处打鸟了，这对于执着于枪支的少年来说是何等悲哀，对此我很能理解。
那种简单把他断定为“凶残少年”“精神异常”的处理，无异于抓错了这起事件的真凶。
有个少年到郊外去对空打枪，警察嘲笑他说：“你大概还不懂怎么摆弄枪吧？”这话伤害了少年的自尊心，以致他不假思索地放了一枪。他为这一枪付出的代价是被判死刑。如果将他的罪行作为一种时代感情的反映来考虑，这个判决则让人觉得似乎过重了。至少对于他来说，判处的死刑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啊——，做了个噩梦！”片桐操早晨醒来时心里大概是这样想的，“好，该去干活了。”然后他会揉着眼睛站起身来，或许当看清眼前是拘留所冰冷的混凝土地面时，他才意识到那一天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原本憧憬着“山那边”，却掉进了“山窟窿”。这种地理派少年的挫折与悲惨遭遇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就像我自己的遭遇一样。
把家像衬裤一样扔掉
我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1960年，我早已辍学的大学里还留有我当年的学籍。想必我们当年的教室里，现在也还留着用预测赛马结果的红铅笔写下的马雅可夫斯基[70]的诗句：
站住！
人人都是一张
仿佛背负着重物的脸。
在这同一条路上，
就在刚才，
时间母亲给我们产出了
庞大、歪嘴的反叛！
——我曾经对革命有兴趣，但对革命后的社会没有兴趣。虽然我知道政治的解放说到底不过是“部分的解放”，但每逢学生们闹事的时候，我都想看到许多年轻人从地理派转变为历史派。在1960年到1970年那个更大的新阶段，诞生了新型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认为“离家出走”是一种逃避行为了。
岛崎藤村[71]曾经想要战胜“家”，但最终没能如愿。而这一代年轻人却干脆利落地将“家”抛弃了，就像是扔掉一条旧衬裤似的。从父亲们的权威角度看来，这是不可宽恕的造反。
然而年轻人却创造出“家庭帝国主义”“爸爸·斯大林主义”之类新词汇来予以回击，他们把从家族血亲之中解放出来视为确立自己社会生活的条件。
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抗一切权威，想要尝试挑战各种可能性。只要有一把吉他，他们就能从就职、奋斗、升迁的流水线上逃避出来。“不受任何人指挥”成了他们的生活目标，没有剧本的即兴戏剧、没有乐谱的音乐、没有画布的绘画——如此逐渐地将自己从形式中解放出来。
只看连环漫画的年轻人不断增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按照年轻人的逻辑，通过没有文字的书籍——连环漫画，可以学习唯物史观。从摆脱形式的观点来看，或许他们这种逻辑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当然，要说他们这样是不是聪明地找到了一种方法，我认为绝对不是。大概反倒可以说，这些年轻人在这十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了各种苦难。他们想要在街头演戏时，受到了各种法律的管束；就是想通宵跳跳摇摆舞，一过晚上十一点也被完全禁止。所以他们才会唱道：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虽然这么唱着，但只要找到一点点空子，他们也会钻进“民谣”团体，或是参加已经注册过商标的反代代木派全学联旗下的组织。他们只能如此寻找“表现”自己的方法。
无家孩子们呼吁的革命
如果要问留长发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去理发店，理由很简单，因为长头发是他们身上唯一的自然。
如果你冲着天上的鸟问：“为什么你们不记住乐谱？”所有人都会笑话你。同样，那些决心反抗现在的“杀人文明”的年轻人会想让自己更接近自然，以此作为对文明的抗议。
他们不想认同既有的社会，而对自己创造的社会越来越充满幻想。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无家孩子们的革命”，是在创造自治团体。欧洲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庭，开始过起年轻人自己的集体杂居生活。这已经是各个地方随处可见的现象。
大麻、迷幻药之类的毒品也似乎成为他们为了革命而使用的工具。我在阿姆斯特丹邂逅的一个叫野部的日本人嬉皮士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理性地干着坏事。唉，我既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理性判断发出的指令行动。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让自己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想让自己变得自由。遗憾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使用毒品……大概过些时候，我不用毒品也能做到这一点了吧。”
“到那时候，我们集体幻想的‘家’呀‘社会’呀，或许就能够构思出来了。”
野部并未将自己禁锢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习俗中，这一点我很清楚，但这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获得的带有地理因素的自由，对这一点我并不欣赏。我对他说：“咳，要是你回到东京也同样过这样的生活，大概咱们就能更亲近了。”
裸体也是一种造反
以政治解放为目的的造反学生们打垮了一个又一个“大学的权威”。毕业典礼的讲台上，造反的高中生在愤怒声讨自己一直接受的虚假的学校教育；女高中生也自己做出了革命的武器。包括这一切在内，历史正在逐渐拆除自己与虚构的界线，不知不觉之中，主角（原来是父亲，现在是儿子）与配角（原来是儿子，现在是父亲）的立场开始发生了逆转。
每期周刊杂志的彩色页面上都印着几个女大学生或十几岁女孩的全裸照片，这也是对传统道德的造反。男妓也渐渐兴旺起来了。
我的“天井栈敷”[72]每月有一次考生面试，来面试的人中总会夹杂着三四个“女妆打扮”或有明显同性恋特征的男子。
“镜子……镜子……镜子！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浸泡在浴缸里的全裸男妓问道。
镜子回答说：“是玛丽小姐呀，我是说你呀。”
玛丽听了好像很高兴。
“真的？白雪公主还没有生出来吧？”
说着，一条腿突然从浴缸里伸了出来，只见那腿上黑毛浓密，分明是一条丢人的男人的腿。
怎么又长出来了？真是的！看来脱毛剂这玩意儿也靠不住啊。
（——《长毛的玛丽》[73]）
没过多久，对一切既有概念的造反终于发展到了对“国家”概念的怀疑。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话题，曾经只能躲在旧书店最里面窃窃私议，如今已能在早餐桌旁一边听着莫扎特的音乐一边畅所欲言了。经过1960年至1970年的漫长准备，人们终于开始琢磨“自己真心想要的东西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或许会在地理的历史上将虚构包容到现实之中，从而使价值观得到重新塑造吧。
经历过十七岁少年山口二矢[74]、小森一孝[75]的历史主义（政治恐怖袭击）后，片桐操和永山则夫的地理主义挫折（步枪、手枪犯罪）又将如何改变20世纪70年代少年犯罪的形式？我很关心这一过程。
之所以如此关心，是因为它让人感到，这个时代的少年犯罪正是这个时代国家犯罪的反映。
明天还会说“再见”
一直纠结着如何对“告别语的概括”再进行概括，不知不觉之中，我的20世纪60年代就要结束了。我琢磨的是如何通过概括性的告别，像即兴爵士乐那样把握住自由的时代。正像已经鸣锣开场的戏在剧作者死前不会落下帷幕一样，看来我还得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再见”下去。我并不认为人生就只有告别，也不想只对告别进行告别——这难道不是永远革命的法则吗？
那首老歌《绿色的山脉》[76]中不是这样唱的吗：
旧衣裳啊，
再见啦！
我觉得到了如今的时代，这首歌里的“旧衣裳”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其他的词——穿着旧衣裳的知识分子、没有指望的日本、派阀主义、传统、越南战争、大学、行将逝去的对我们毫无助益的废话、看起来不会发生的革命、佐良直美[77]的《只要幸福就好嘛》[78]、将被归还的冲绳、1969年的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