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宁：创新增长极与大区域观

（清华大学泛海金融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作者：您在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深圳大湾区的发展，肯定要有一个大湾区的目标，形成一个超城市规划的机制。我可以理解为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大区域观”吗？您如何解读这个理念？

朱宁：以城镇为例，区域经济发展确实需要“大区域观”。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城镇化是提高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途径，一方面表现为人群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整个分工协作进一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区域化确实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从金融的角度，如何理解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崛起？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朱宁：中国经济有集聚效应，一线城市或者省会城市对整个地区或者全省的经济辐射作用非常大，所以，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时，大城市有一些自然的优势。与此同时，城镇化的进程中集聚的人力和资本也有助于短期推动经济发展。

从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消费金融随之发展。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整个地区消费水平提高，大众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作者：1991年，成都高新区就采用了定向募集资金的办法，1992年，高新区决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集资金。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处随即设计了100股、1000股、10000股三种股权证。同年11月，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成都市体改委批准成立。5天内募集资金就达1.1亿元。您认为，像成都高新区这种在20世纪90年代采纳的募集资金方式，在当时算是创新举措了吗？当时国内的金融环境与金融改革大背景是什么？

朱宁：关于成都高新区的这种融资方式，我觉得必须放在大的历史环境里面来看，金融是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显现两方面特点：第一，整个国内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第二，银行业的转型和战略升级还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当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高新技术融资，其实已经是一种比较成功的金融创新，对于当时成都高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成都高新区在金融服务实体方面做过很多创新，如今，成都高新区正在“改革、开放、创新”上着力，全力打造国际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您认为，一个国际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成都发展科技金融创新的优势有哪些？

朱宁：科技金融中心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必要条件：一是制度环境，即一个比较有利于营商的制度环境或者商业环境。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首先要有比较集中的或者充分的人力资本提供，比如说一套高效高科技的研究机构；二是扎实的经济基础，能够对整个金融环境的发展提供相对的支撑。

成都作为西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经济环境、教育资源、人力资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利于金融和科技发展的区域。政府的政策也在推动成都金融科技的发展，成都的潜力很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成都还是非常有选择性地关注软件、高端制造等产业，其实定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不断推动金融业创新发展，以区块链技术、新形态支付方式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成为发展趋势。您如何看待金融科技对成都高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

朱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任何科技的进步都一定会对金融行业产生重塑效应，同时推动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环境。金融科技通过更多的触及方式，使原来一些没有得到传统金融服务的居民或者企业享受到现在的金融服务，这是金融科技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金融科技主要还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推动金融服务，我个人觉得，它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金融，也不能影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时，成都高新区要注意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保护、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保护整个金融环境的建设和安全。

金融服务的核心因素是对风险进行定价与管理对冲，成都高新区在处理好核心因素的同时，也要做好与国际金融接轨的革新，才能更好地迎接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国际化，才能扩大金融领域，进一步化解金融风险，成都高新区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