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由贸易主义的兴起以及便利化的投资环境使得经济的全球化变得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首要特征是消费的全球化，即各国或地区通过国际或区域贸易来消费他国或地区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跨国或地区公司的逐渐兴起，也使得生产的全球化成为可能。生产的全球化表现为跨国或地区公司根据产品的价值链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将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配在全球不同的区位进行生产，然后通过国际或区域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进行资源的整合，最后才生产出最终产品。伴随这种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或区域分工形式——产品内分工。所谓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指将同一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成相互联系的工序或环节，并将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这种国际或区域分工形式的出现，使得国际或区域贸易的对象由最终产品变为中间产品，国际或区域分工更加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国际或地区间分工的主要形式。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形式的出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了非线性化的增长。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东亚区域的产业分工逐渐从产业间分工深入到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东亚区域各经济体依据比较优势，在日本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形成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产业间分工格局。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逐渐向海外转移边际产业，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相继推行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战略，承接由日本转移出来的边际产业，并且形成日本、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东盟和中国等在工业制成品内部进行梯度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Geese-Flying Pattern），在此基础上东亚各经济体在工业制成品部门内部的分工得到了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亚曾经一度盛行的“雁行模式”开始瓦解，出现了新的变化——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扩大。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被划分为多个生产工序，在跨国界或跨地区的不同区位进行不同生产环节的加工。到现在，东亚的跨国或跨地区分工已经逐渐从最终产品层面深入到零部件或半成品等中间产品层面，形成了独特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从区域贸易占世界贸易百分比来看，在世界零部件贸易最活跃的三个区域——东亚、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中，1990—2010年间，东亚地区的零部件贸易量增长最快。1990年，东亚地区占世界零部件贸易的比重仅为26.9%，到2010年该比例迅速上升为46.3%，几乎为世界零部件贸易量的一半，已经成为世界零部件贸易量最大的区域。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成为东亚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继续发展的动力。产品内分工的出现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融入跨国或跨地区公司的价值链提供了机会。东亚地区的经济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快速发展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然持续增长。

产品内分工尤其是东亚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大大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的内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产品内分工相关问题，如关于产品内分工的动因；产品内分工的度量；产品内分工的运作机制；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包括这种分工形式下对不同贸易伙伴的福利水平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也包括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对不同参与成员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等。

就在产品内分工与贸易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发展之时，2008—2009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期间全球贸易量迅速萎缩，世界实际贸易值下降15.8%，世界实际GDP值下降3.7%。在东亚地区这种差别更加明显。东亚地区的各经济体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均大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出口金额下降最大的是中国大陆，达到2580亿美元，比2007年减少了17.07%；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香港，下降了30.29%；进口金额下降最大的是日本，达到2063亿美元，比2007年减少28.09%；进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越南，达到91.90%。但与此同时，如表0-1所示，东亚各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变动幅度要小得多，甚至有一半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并没有下降仍在增加。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贸易“崩溃”（Rudolfs Bems, Robert Johnson & Kei-Mu Yi,2009），表现为金融危机对贸易的放大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放大效应是由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引起的（也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究竟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是不是引起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大幅度下滑的原因呢？如果是，那么这种分工形式是如何传递金融危机的？这种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受什么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的产品内分工体系是否稳定？如何增强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稳定性……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方向很多，而关注于产品内分工基础与动因的理论研究一直是热点。目前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源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包括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扩展。扩展的方法是将传统国家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和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等理论进行延伸，把研究对象由最终产品变为中间产品。基本结论是比较优势决定了不同生产阶段的国别（地区）分工结构，而规模经济强化了这种分工。另一类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在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中，企业作为决策主体会面临组织形式的选择——选择一体化还是选择外包，这是新的问题。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正好可以借鉴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出现及其模式选择为产品内分工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但是，从现有研究来看，一个突出的缺陷是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目前关于产品内分工，概念不统一，相关理论比较杂乱，不能跻身主流理论之列。从国际或地区间分工与贸易的演变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历史，但是，这三种国际或地区间分工形式的基础理论却没有一脉相承。产业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与贸易理论主要考虑的是规模经济，它与古典和新古典国际分工贸易理论没有联系，自成一体，并且对现实解释力不够。而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和贸易的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跨境公司如何进行最终产品不同工序的区位选择、选择的结果会给各国或地区福利带来什么变化等问题，没有从分工基础这一个理论范围建立起一个清楚说明国际或地区间分工从产业间演变到产品内的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国内学者蒲华林（2009）构建了一个“要素禀赋差异—专业化经济—交易效率”（E-S-E）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国际或地区间分工从产业间到产品内演变的原理。但他的分析既没有严格的逻辑证明，也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因此，仅仅是一种尝试。

本书在梳理产品内分工各种研究的基础上，从分工与专业化的一般理论角度对产品内分工的动因进行解释。同时，利用现有的数据，对该理论进行计量检验，也为产品内分工理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二）实际意义

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的迅速发展为各国或地区经济的紧密相连提供新的途径，也为经济冲击在各国或地区之间提供了真实的传递机制（Kei-Mu Yi,2009）。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的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体系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但与此同时，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本身的某些特质——如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内在特性、对外部最终产品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这个体系具备不稳定性，致使各经济体的经济易于波动，给各经济体经济增长也带来不确定性。从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改善目前的状况。虽然一个地区的分工形式是千千万万的不同经济体的企业在内部和外部环境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个体选择结果，政府无法直接改变，但是政府可以通过改变政策环境使企业决策进行倾斜甚至改变。本书期望通过现有的东亚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稳定性的分析，讨论东亚当前产品内分工体系不稳定的因素，说明增强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体系稳定性的战略方向，为东亚区域各经济体的政府的合作与发展提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