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尽管生态文明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网络、其他各种媒体以及大众的话语里，但生态文明的含义并不浅显。

文明这一词汇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文采光明”“文教昌明”——“文”与“明”这两个字以及“文明”一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以来就是褒义的，几千年来都如此。但是西方的理解不同，这导致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从拉丁文词根演化而来的英文“civilization”是西方沿袭下来的城邦文明基础，这显然无法被中国人所理解。中国人的文明似乎可以直译成“Literarylight”，就像将中国“功夫”直译成“Kongfu”那样。但是这样一来西方人又费解了。能否找到多种文化共通的文明含义，看来是较长一个时期全人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生态文明是人类反省自身，深度思考和对待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社会形态。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的石器文明、铁器文明等工具文明，也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文明划分，更不同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地缘文明，而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用新视角划分出来的，它并不取代用其他标准划分出来的文明形态。这个新的人与自然状态是以往从未有过的，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生态学的交叉研究。要充分地理解人类在当前和未来世界中的主导作用，理解在人类干预下的新世界，理解经济活动、社会文化和国际政治与生态的相互作用原理，就必须理解新时代的生态学。

“生态学”这个学科创始至今已有150年。这期间，生态学家研究的世界在许多基本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开始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到21世纪，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一半的人口终于不再为食物和居住担忧并且还有超出生存的物质享受。快捷的交通可以使人们在一天内到达世界各地，使世界各地的物品迅速到达我们的手中；方便的通信让我们随意同各地的人们交谈，而互联网络更是使全球“万物互联”成为一个大系统；……这些无疑都是巨大的进步，人类似乎已经真正脱离动物界，成为没有食物危机和没有天敌、并能够随意控制自然的独特物种。然而，人类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众所周知的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环境、资源、能源、人口问题和由此带来的贫穷国家的粮食危机，全球生态系统仍在不断退化。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生态问题基本缓解，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却日趋严重——全球生态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危及全人类的命运，甚至导致我们这个人种——智人（Homo sap iens）的灭绝！

在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思想进行快速调整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把新的原理与旧的原理结合在一起，实现文明观的升华。生态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艺术等领域的发展都为生态学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和应用空间，生态学也同样为上述学科和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制订行为准则的参考。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就是生态文明。生态学向文明这个如此广泛的领域拓展，要求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必须有扩展和深化。同时，人类文明中积累的问题、案例和数据，以及交叉学科带来的新思想也会促进生态学的发展和升华。生态学家应加强在生态学原理中进行发掘，找出相关原理，为构建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基础。

本书共分四章，首先从地球进入人类主导的时代——“人类世”的挑战和机遇入手，分析了人类在自然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几种相关的思潮；接下来从生态学现有的原理中挖掘整理出生态文明可能应用到的原理；之后再以城乡耦合系统这一社会—经济—生态管理的单元为支点展开生态文明原理的构建；最后分析了中华文明中的生态元素，并比较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生态因素的异同，为构建全人类普适的生态文明建立基础。

本书是我们30多年来不断思考与大胆实践的结果。常杰和葛滢做了总体设计和各章节的写作，杜园园协调全书并参加第三章的写作，任远参加第四章的写作，屈泽龙参加第一章的写作，范星参加第二章的写作。实验室成员杨国福、韩文娟、徐荣华、朱康娣、赵争艳、罗斌、施猛猛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和整理。本书的观点由常杰和葛滢负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的指点，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些教授对本书多有启迪。两位不知名的书稿评审专家评审的意见和建议也使本书增色。另外，浙江大学2015级生态学专业的本科生也参与了文稿的校对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本书的基本宗旨是促生态而不唯生态。具体说，就是在发展生态—经济双赢、培育正确的生态文化、强化科技支撑、创新体制机制和兼顾多方利益的前提下改善生态和社会环境。既研究全球尺度上可持续发展的普适的生态文明，又针对中国具体特点挖掘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和限制因素，同时进行微观案例的检验和研究。

在人与自然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的同时，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形势也在发生巨变。1997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签署了限制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然而在2010年《京都议定书》到期续订的时候，由于美国不参加议定书并且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等原因，发达国家态度陡变，哥本哈根会议上演了一出闹剧。生态伦理、生态道德被滥用，甚至沦为“生态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些都说明，“生态”不能成为别国限制我国发展的武器，更不能成为我们自缚手脚的枷锁。人类文明对生态的要求必须走出传统模式，要对这些充满现实利益色彩的行为给出具有理论性、具有长远眼光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这是生态学与文明相关的诸交叉学科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为了发展生态文明理论，掌握生态文明的话语权，我们要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结合当今世界的科学和管理技术发展，占据人类生态道德制高点。

由于本书是第一次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文明这个如此大跨度的命题，在理论框架和具体内容方面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愿我们的这项研究作为生态学与文明交叉的一个开始，抛砖引玉，得到众多同行的加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诸位专家、同行、相关学科学者和全社会的批评指正。

常杰 葛滢

2015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