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形势对体制机制优势的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在这种形势下，余杭区传统体制机制领先优势面临弱化风险。

（一）产业梯度转移和创新瓶颈正在削弱我们的传统经济优势

第一，在新常态下，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加速衰退，改革的急风暴雨时期基本告一段落，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度有所趋缓。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保持每年10%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部分地区甚至将转为中低速增长。产业梯度转移为地区间轮番增长提供了可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如果东部沿海地区徘徊在转型升级困境下，中西部地区则完全有迎头赶上的可能。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兄弟县区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抢占先机，已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二，余杭区在新一轮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中并不占优。中国经济已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这就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上海、天津、深圳、成都、重庆等地被批准设立全国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西安西咸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等纷纷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上海自贸区独领风骚，“一带一路”如火如荼。但是，余杭区及其所在的杭州市，在这一轮“政策红利”中还没有看到“尝鲜”的机会。而余杭区严重依赖土地投资的路径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土地财政占比过高，内需因受中心城区辐射等各种因素影响难以提振，出口因受国际大气候影响也难有更大贡献。虽然余杭区已实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在2015年GDP超过1200亿元的目标，但往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难以长期保持。

（二）法治建设正在削弱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

现在中国已经从试点型、局部型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从依法治国走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各领域都已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改革综合性和技术性要求更高。比如，在原来的“游戏规则”下，我们可以“遇到红灯绕路走，遇到黄灯加速走”，通过钻政策空子、突破法制障碍获得发展机会（如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常态下，任何地区都必须先有法律，后有改革，政治领域尤其如此。也就是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遇到红灯一律必须排队等，遇到黄灯一律必须踩刹车”。同时，违反顶层设计统一部署而私下抢跑的行为，也将一律被严肃追究责任。这就加大了政治创新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治条件下，很多政治领域的做法、经验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而全面深化改革的氛围又会使这种复制、推广加速，因此，那些以前被认为只适合某地发展的“独门绝技”、“本地特色”将越来越少，或者说任何不能迅速被学习的政治领域“独门绝技”、“本地特色”都将面临合法化的考问，因此，政治领域的发展将越来越透明化、均等化、同质化。

同时，同改革初期相比，当前改革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改革激励弱化，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边际收益逐渐下降，导致动力不足。二是改革阻力有所增加。随着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分化，改革需要较大幅度地调整利益关系，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不支持甚至阻挠改革。三是改革主动性不足。改革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大量涉及政府部门，甚至涉及局部性政治体制改革，党委、政府容易缺少自觉性。

（三）城镇化普及和思想价值多元化正在削弱我们的传统社会优势

人是任何地方得以发展的关键要素，人聚则地兴，人散则地衰。在全国“一盘棋”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条件下，社保全国统一和可转移将成必然。同时，中西部城镇化将快速发展，就业与生活环境质量逐步可以媲美我们东部。而东部昂贵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对外来务工人员而言缺乏“亲情维系”的弊端，将开始显现。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有可能回流，这将对我们的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另一方面，东部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开始凸显负面，一些人群的进取心态正在弱化。用什么来保障我们在社会领域的持久优势，将是一个新课题。

不仅如此，现代社会思想价值日益多元，矛盾诱因日趋多样化，整个大社会已由“国家—社会”二分向“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三分转变，而且，当今大社会的问题不仅仅聚焦于公共领域，它的全领域热点状态及国际跨界性都是空前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单方管理已经力不从心，基层社会管理格局不够合理（组织结构和基层社会管理组织职能定位不明确）、基层社会管理手段比较落后、基层社会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领导、预警、人才、评估）、非政府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等弊端逐渐显现。如何从政府中心主义转到多中心主义，从单一管理转移到多方合作治理，也成为一个新课题。

（四）特色不足正在削弱我们的传统文化优势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差异性。但我们目前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优势。比如从旅游产品看，西溪湿地使西湖区占优势，余杭的超山风景区面临产品单一、季节性困扰等，而运河文化则为多地共享。独有的良渚文化，仍局限在博物馆层次。一方面，缺乏可使人流连忘返一天以上的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仍多局限在实物层面，缺乏精神层面的足够提炼和推广，对外树立全区形象和对内凝聚全区人心都还不够。再从目前教育投入上来看，如2012年余杭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生活消费的19.9%，农民占比为8.6%（其中纯教育支出占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44.3%），这不仅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同时横向比较也差于鄞州等地。

（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正在削弱我们的传统生态优势

从土地看，无论怎样集约用地，只要想发展，就仍将需要用地，不管是向亩产要，还是向耕地要，抑或向天上、地下空间要。而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受产业城市发展影响以平均1%的速度呈整体下降趋势，达到要求的耕地保有量缺口较大，而且酸雨、化学废物等还在侵蚀耕地，土壤质量持续弱化。从空气看，余杭区全年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已屈指可数（如自2013年12月10日公布空气质量指数以来，杭州市PM 2.5低于100的仅有8天，余杭区情况大体相同）。从水资源看，也不乐观。在现有工艺基础上，万元GDP能耗下降空间压力将越来越大。本区生活垃圾增长率（2012年，13%）大于GDP增长率，远大于常住人口增长率（2012年，1.7%），同时高于杭州市整体水平；此外生活排放化学需氧量下降缓慢（2012年，-3.3%）等也反映出城镇化生活模式对当地生态的压力与日俱增。余杭这个“小城市”现在正饱受汽车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的折磨。

总体上，虽然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仍然保持了较好的优势，但基于现实隐忧和未来发展要求，我们仍有必要对余杭区的体制机制进行结构调整和层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