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尚书》学研究

第一节 研究著作

黄式三在《尚书》学方面的著作是《尚书启幪》五卷。根据王逸明《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年谱稿》，是书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黄式三时年五十一岁。《尚书启幪·序》交代了黄式三此书的撰述缘由。其言曰：

伪书既行，贾、马、郑君之注亦遂亡，学者积非成是，罔识源流。自太原阎氏、东吴惠氏诸君子出，力斥古文伪书之杜撰。厥后江氏《尚书集注音疏》、王氏《尚书后案》、段氏《尚书撰异》、孙氏《今古文注疏》相踵而出，收辑汉儒散残之注，补所未备，穷经之儒，渔猎采伐，以为山渊，数千年所谓佶屈聱牙、苦于难读之书，至此文从字顺各识职矣。顾学者艰于博览，未必得江、王、段、孙四君子之书以发其幪，翻阅旧解，沿讹袭谬，心既以先入者为之主，或即迷而不能返，式三深悯之。掇拾是编，提纲略目，主于简易，复为之备志所出，觊学者因略究详，全读四君子之书也。

从这里我们看出黄式三作此书首先是要反映阎若璩、惠栋等人卓越的辨伪成果，对《尚书》进行分析，区别真伪。尽管自宋以降，许多学者对伪《古文尚书》都曾有过疑辨，但是黄式三特别看重阎、惠两人的贡献，认为他们的工作最终了结了这桩公案。他曾经打过几个形象的比方来表达这层意思。“有盗焉，见其踪迹而疑之，盗未服也，必尽发赃私，援引证佐，盗始无所置喙，此阎、惠之力也。”“当阎、惠、江、段诸书未行之前，譬如中夜无烛，暗室难见。”“吾辈幸生诸大儒之后，得见其书，如云开而日光朗然，如冰释而水流涣然，斯大快事也。”

其次，黄式三此书要集中反映江声、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四家著作的精华，依据他们的注解，疏通经文。《尚书集注音疏》的作者江声，字艮庭，师事惠栋。江氏之书即仿效惠栋《周易述》的体例，收集汉儒学说以注二十九篇，自注自疏。《尚书后案》的作者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研精经学，尤为尊信古文经学大师郑玄。王氏之书即以郑玄为宗，仅释二十九篇。其中有关东汉古文学派的经说非常详备，特别是郑玄之说一查即得。《尚书撰异》的作者段玉裁，字若膺，受学于戴震，精于音诂。段氏之书根据早期字书分析文字、句读，是《尚书》学研究的杰作。《尚书今古文注疏》的作者孙星衍，字渊如。孙氏此著成书最晚，“意在网罗放失旧说，博稽慎择，大致完美”。刘起先生认为黄式三《尚书启幪》以江、王、段、孙为依据，“是将清代汉学《尚书》研究的主要成就摘其精华，以极简要方式写出，便于一般了解《尚书》之用”注1。

注1刘起:《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

据王逸明《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年谱稿》记载，《尚书讲义》刊于南菁书院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以周时年68岁。王逸明著录作“以周刊子家岱著《尚书讲义》”，视此书为黄家岱之作。其实，家岱只是述黄以周之讲义，从思想主体来看，还以归到儆季为妥，伦明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是这样处理的。“《尚书讲义》一卷，清黄以周撰，其子家岱述。”

黄家岱序《尚书讲义》时说：“家大人授读一篇毕，辄举大旨以贯之。或设疑难以发之，讲后命述口义以验听受之专忽。”可见黄以周讲解《尚书》重视融会贯通，提纲挈领。黄家岱的记述得到黄以恭的证实：

从子镇青有《尚书讲义》若干篇，述乃父儆季口授之言也。其设难以发疑，如拨云雾而见天日。其通论全篇大旨，纲举目张，尤得古人“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妙。惜其书终于《微子》。今年来舟山从余游，余自惭学浅，不能如乃父之讲贯，敦劝归而讨论续成之，俾后之读江、王、段、孙之书者知“疏通知远”之教，初不规规求诸训诂间也。

黄以恭、黄家岱的序对我们了解黄以周讲授经义大有帮助，而伦明亦有是语，“是编融会书旨，贯通章脉，或设疑难，以发其蕴，盖字解句释之后，所不可少也”。

除《尚书讲义》，黄以周治《尚书》尚有单篇文章留存。黄以周在“读书小记”基础上编成《经说略》45篇，与《礼说略》同时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癸巳年（1893），黄以周为编《儆季杂著》，将《经说略》抽出5篇（其中4篇编入《礼说》），新增24篇，成《群经说》4卷共64篇，作为《儆季杂著》五种之二。《群经说》是黄以周晚年的精心结撰之作，胜义纷呈。其中关于《尚书》的文章共有三篇：《释<尚书>又曰例》《释六气五征》和《释生霸死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