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泰山诗与近代启蒙精神

在冯玉祥先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其军旅生活和政治生活是主要的，因此提到冯玉祥，人们总是以“将军”相称，有时还要在“将军”前面冠以“平民”“布衣”“基督”“爱国”这类修饰语，以彰明其人格特点。这种“将军”之称，就构成了大众心目中的冯玉祥社会形象。但是冯玉祥的“诗人”身份，则并不为大众所知，甚至亦不为现代文坛所熟知。只有极少数的与冯玉祥相熟的同代人曾击节称赏冯玉祥的“丘八诗”，冯玉祥因此在“小众”范围内而有“丘八诗人”之谓。最高的称赞当属周恩来40年代初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中的评价：“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与冯玉祥交往颇多的老舍也曾在《泰山石刻序》中对其诗作激赏不已：“那些诗既不以风花雪月为题，自然用不着雕词镶句；他老是歉意地名之为‘丘八诗’，其实句句是真，自具苦心也。”茅盾则称冯玉祥为“业余诗人”。他回忆1938年冯玉祥在武汉“文协”担任理事的情景：“文艺界抗敌的联合战线成立后，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冯焕章将军。他是‘文协总会’的理事。‘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当时文艺界同人致力的目标，冯焕章将军是实践了这两句话的。他写了很多白话诗，他自称为‘丘八诗’。那时大部分的职业作家一时之间还不能改变风格，使自己的作品适于‘下乡’‘入伍’，而焕章将军虽以业余诗人，说到就做到，他这种精神令人不能不钦佩。”另外，诗人臧克家在1986年来泰安寻访冯玉祥故居，曾写下一诗一文，所记均为冯玉祥的泰山诗碑。其诗云：“泰山脚下，一口大坟，埋着一位将军，埋着一个诗人。他把手一挥，末代皇帝溜出了宫门；生平酷爱诗歌，专为穷人苦吟。坟前旷阔，象主人的胸襟；故居庭院里，花木成行，诗碑如林。碑上的诗花，朵朵带着血痕，石头冷冰冰，滚烫一颗心！”诗短情深，极为概括地凸现出冯玉祥作为将军的历史功勋和作为诗人的大众风格。

至于冯玉祥自己，则对他本人的诗人身份也曾在《我的读书生活》中作了极有分寸的认同：“对文学，也引起更深的爱好，而且自己不怕别人笑话的作了许多首丘八诗，将泰山上下的民众生活，风土人情都写了一下。”

实际上，冯玉祥作为诗人，不但有一千四百余首的高产量，而且有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如果说，他一方面是功勋卓著的“布衣将军”“基督将军”和“爱国将军”，那么在另一方面，他则是独领风骚的“大众诗人”“启蒙诗人”和“抗战诗人”。仅就其在泰山读书期间创作的近百首诗作，亦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

冯玉祥的泰山诗，有48首与赵望云的速写画诗画相配，镌刻成碑，又以《泰山社会写生集》为题在1938年汇编出版。多数诗作则以《泰山社会生活写真诗》为题收入《冯氏丛书·冯在南京第一年》下卷，由三户图书社1937年印行。80年代和90年代，又曾以《冯玉祥先生在泰山刻石选》（泰山文物风景管理局1984年9月）和《冯玉祥将军泰山诗选》为题内部印行。

冯玉祥的泰山诗，形式整饬却不同于格律谨严的近体诗，语言通俗而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开创的自由体白话诗，有民歌风味但又不同于纯粹的民歌。如果一定要探寻其传统，我觉得其诗当肇源于黄遵宪、梁启超以来的近代“新派诗”。形式上如此，内容上、主题上、精神上亦如此。

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期间，与政治上的变法维新相呼应，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近代诗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以“旧瓶装新酒”，形成盛极一时的所谓“新派诗”。其主要特征是：一、以欧洲近代精神为核心的“新意境”，主要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及对科学、对新事物以及新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的崇尚。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就说：“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二、新语句，主要是采用新名词，吸收口语和通俗语入诗。黄遵宪的名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三、古风格，指形式上仍运用旧体诗的框架，不做大的突破。可见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过渡期诗风。而这种近代文化背景，恰恰是冯玉祥这代人思想、人格、文化修养生成的主要背景。

冯玉祥的泰山诗深受近代“新派诗”风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近代“启蒙精神”的继承上。

“启蒙”，在汉语中的意义是“开导蒙昧，使之明白贯通。”（《辞源》），又指“通过宣传教育，使后进的人们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辞海》）英语Enlightenmentz则意为“启迪”，在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引申为“用近代哲学和文艺的文化知识的光辉照亮被教会和贵族专制的迷信与欺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恢复理性的权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2》）19世纪末期，出于改良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需要，梁启超等人主张“唤起民众”和“启迪民智”，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一文中指出：“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民，未有善于是者也。”而“今日救中国第一义”为“教小学，教愚民”。为此他特别强调文学通俗化的意义。在这种启蒙意识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诗歌在普及性和通俗化方面虽然比不上小说，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诗人十分重视采集山歌俚曲，甚至自己也创作民歌味很浓的歌词以“启迪民智”。如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之一：

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

儿今断乳儿不啼。

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

上学去，莫迟迟。

冯玉祥的泰山诗中，有一组《德育歌》，也是写给泰山的穷孩子的德育启蒙教育歌，与上述《幼稚园上学歌》十分近似。且看《莫逃学》一阙：

小雨过了出太阳，草又嫩，花又香，

贪玩误了上学堂。误了学，没出息，

先生恼了打戒尺，爹娘知道更生气，

又教同学瞧不起。早上学堂去争光，

知过改过才算强。

其内容形式皆有共同之处。只是冯诗的训诫意味更为突出、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而且在结构上冯诗有明显的特点，即前半部分叙事，后半部分说理，叙事是为说理作铺垫的，启蒙的意识十分强烈。纵观冯玉祥在泰山创作的近百首诗歌作品，无一不是充满这种强烈的启蒙意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冯玉祥的诗歌观念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与“兴观群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20世纪“为人生的艺术”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那么，冯玉祥的泰山诗要对谁启蒙？在哪些方面进行启蒙？又是怎样进行启蒙的呢？

从这些诗所涉及的题材可以判断出来，冯玉祥的启蒙对象是被称为“中华民国”主人翁而实际上处于水深火热的困苦之境的劳苦大众。诗中所写，皆为30年代以泰山为衣食之源的山民。有挑夫、轿夫、农夫、樵夫、洋车夫，还有石匠、窑工、泥瓦匠、牧羊人、洗衣妇、小学生，以及香客、和尚和各类摊主。冯玉祥赞其自食其力的劳动精神，同情其贫困落后的艰难处境，同时也毫不客气而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其精神上的愚昧和病态。如《石工》一首称赞劳动者的健康体魄：“石工生活极劳苦，却得身健体粗壮。臂膀结实胸口宽，筋肉如铜骨如钢。如此身手来工作，任何重责可担当。”在另一首《石匠的野炊》中，则又感叹其劳动力的廉价：“昨夜入城市，粗面已涨价。上月价两块，今已二元八。生活日见难，工资不见加。三人皆苦笑，自愧同牛马。”《小饭馆》批评的是令人痛心的“醉生梦死”享乐主义人生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值得全民族反省的病态的国民性：“三朋四友座常满，酒肉茶烟桌上排。上下古今无不谈，大呼小叫把拳猜。终日流连乐忘返，醉生梦死至可哀。朝鲜亡国有此象，晋尚清谈国祚衰。”从这个方面说，冯玉祥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大众诗人”。

因特定的启蒙对象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特定的启蒙内容。具体而言，主要有政治启蒙、道德启蒙、教育启蒙和文明科学启蒙。

政治启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腐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集团，揭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如《人民哪得有安康》所描述的：“农村已破产，土匪到处抢，归根说起来，都因政治坏。人民筑起防匪台，免得土匪进攻来。不过只能防私匪，官匪来了人民还得去接差。土匪掠，官匪刮，人民哪得有安康！”又如《小村庄》抨击国民党政府不负责任造成的灾难：“小村庄，小村庄，一片衰落的景象！去年旱灾才过，今年又过水荒。说什么农村建设？说什么农村改良？”二是唤起民众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上山的挑夫》《运石》《播种》《新年的郊野》《卖货摊》《小饭馆》《饭时的农家》《同胞》等。《饭时的农家》由和平宁静的农家生活引发对抗战的呼吁：“一家和平安乐，景象真是可爱。可恨日本欺我，枪炮步步逼来。我国如不抵抗，亡国惨痛难挨。先要打倒强暴，方能民安国泰。”

道德启蒙主要表现为对自食其力、劳动以及劳动者的敬仰和赞美（如《打柴》），对贫苦大众悲惨生活处境的真挚同情（如《牛啊》《泥瓦匠》《上山的挑夫》），对小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如《德育歌》）以及对文人雅士的提醒（如《牧羊人》）。

教育启蒙表现在《牧牛》《小学生的家》诸首当中。《牧牛》由一个八九岁牧童瘦弱憔悴的形貌写到其精神的贫困：“为何不上学，工作多苦累。终身为文盲，遭遇实可悲。大众难读书，国家须载培。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小学生的家》写小学生放学归来对其家人讲述“新知识”的快乐情景，十分活泼可爱。

科学文明启蒙在冯玉祥的泰山诗中显得尤其突出。冯玉祥在泰山读书期间，反对迷信，提倡文明，唯科学是尊。他不但将西溪两旁的小山分别命名为“东科学山”和“西科学山”，而且在诗中时时处处倡言科学、宣传科学。看到上下往来的泰山山轿，他想到的是“大名山，电车造”（《山轿》）。看到旧时农村娶亲的场面，他愤而指陈买卖婚姻的弊端，提倡改造旧俗（《娶亲》）。看到老农赶骡耕地的情景，他想到的是欧美机器耕地的威力（《耕地》）。看到菜农以人力浇园，他想到的是先进的抽水机和人造雨（《浇园》）。看到推碾洗衣的农妇，他想到的是“努力迎头赶上去，电机我们自己装”和“人家机器洗衣物，我们手工多受苦。”（《石碾》《洗衣妇》）看到街头卖吃食的小摊子“食物上，土一层，十人吃下九人病”的情景，他想到的是：“卫生不讲究，科学不看重，事事都落后，还不求改进。”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冯玉祥并不刻意为诗，或者说他并无意以诗人自居。而其诗歌作品在题材上的丰富性，主题上的严肃性，乃至语言上的通俗性，却少有诗人（包括新诗人）能望其项背。他以启蒙为宗旨，以唤起民众“改革”的行动为最终目的，出于这种宗旨和目的，他决定以“通俗性”作为自己的形式原则。

他选择了“兴”这一最古老的艺术手法。他总是由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写真”入手，而以深入浅出的生活道理收尾，“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温文而又严肃，雅致但却通俗。循循善诱，谆谆告诫，真正是耐心备至。

冯玉祥将自己的诗称为“丘八诗”，一般人仅把这理解为将军的自谦，而我却觉得这个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独立不羁的诗学品格，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这些诗不同于一般所谓“文人诗”，亦不同于一些诗人引以为豪的“纯诗”，它们是具有军人风骨和大众魂魄的另一种诗！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另一种诗的启蒙价值和审美价值至今尚不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而作为诗人的冯玉祥至今亦不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其诗作中一颗滚烫的忧患之心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珍爱。在冯玉祥先生罹难50周年之际，深望喜爱阅读诗歌的人们打开冯先生的诗歌选集，从中感受一下这位爱国的大众诗人澎湃的激情和盎然的正气。也希望到泰山旅游的人们，一定到普照寺内的冯玉祥纪念馆去看看，站在由赵望云作画、冯玉祥配诗、泰山石工刻制的四十八块诗碑前面，你一定会有一种心灵净化的感觉。

1998年8月31日海岳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