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宋文化与杭州籍现代作家

第一节 南宋文化与南宋文学

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学者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学者刘子建也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杭州是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反过来，南宋对杭州文化诗性审美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具有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对南宋文学，甚至对后世文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南宋文化的转型

杭州地处“两浙”文化区域，南宋文化的形成受到“两浙”文化的深刻影响。

“两浙”是历史地理概念，指的是在地域范围上以钱塘江为界，把现在的浙江、江苏和上海的部分地区分为“两浙”地区。一般而言，钱塘江以南，即今天的绍兴、宁波、温州、金华等地区，通称为“浙东”地区，而钱塘江以北的地区，即今天的杭州、湖州、嘉兴、江苏南部（含上海），通称为“浙西”地区。从历史维度看，“两浙”概念自唐朝开始，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道，“两浙”概念开始形成。到了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分为浙东、浙西两路。至元朝，正式建制“两浙省”。

从文化区域角度讲，“两浙”属于江南文化区域。在南宋建都临安之前，以苏杭为中心的“两浙”地区的江南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两浙”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分支，有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和审美品格。江南文化在与区域间的文化碰撞、交汇与融合当中发生了文化性格的增殖和嬗变。古书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应该说，“两浙”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特征的，但与北方地区“悲歌慷慨”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到了后期，“两浙”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

“两浙”之地多水，气候湿热，自然风光十分秀丽。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会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北方寒冷，使人“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令人豪放。而南方湿热，则令人“感受性敏锐”，追求和谐细腻。另外，“两浙”地区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是以种植水稻、养蚕缫丝为主，这同样影响到人的文化心理。稻作和蚕丝对生产技术的要求更为精细，生产环节也是渐变和缓慢的过程，而且需要的是对“秩序”的遵从。这就更容易形成地域文化稳定、平和的特征。因此，“两浙”文化逐渐形成清新自然、缜密细腻、精致典雅等诗性文化审美特征。

除此以外，“两浙”文化这种审美特征的形成更有文化交流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两浙”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董楚平认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大规模涌入、南京与杭州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谈”，这使得“两浙”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

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两浙”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两浙’文化的每一次碰撞与整合，自身非但没有被同化或解体，相反，它获得了不断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调适力，从而推动了区域文化的增殖。”相对于政治伦理功能比较突出的北方文化而言，“两浙”文化更呈现出一种飘逸、秀美婉约、精致典雅、超越实用功利的特征，更重主客体的和谐交融，更多几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审美气质。

当然，从“两浙”文化内部而言，因为自然环境不尽相同，“两浙”文化中的“浙东”和“浙西”的文化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别。相比较而言，“浙东”属于越文化区域，文化性格偏刚性，而“浙西”属于吴文化区域，文化性格偏柔性。此处所说的“两浙”文化的审美品格主要取“浙西”的文化性格，原因有二：一是“两浙”文化刚柔并济，但从根本上讲，是柔性文化占主导的。二是南宋建都临安，即杭州，杭州地属“浙西”，因而南宋文化自然受“浙西”文化性格的影响更为深远。

对杭州地区来说，影响最为直接的文化碰撞是“靖康之难”引起的。1125年，金灭辽之后，金开始大举伐宋。宋徽宗慌乱不堪，立刻禅位于儿子赵桓（宋钦宗），宋钦宗定1126年为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破开封城，史称“靖康之难”。1127年，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在逃亡途中即位，即宋高宗。1132年，宋高宗定都杭州，改杭州为临安。“靖康之难期间，北方难民大量南迁，所迁地域分布甚广，遍及南宋各路，江南、江西、福建是移民主要分布区，其中以江南路最为集中”，其“移民规模超过前二次，对中国近现代经济文化影响更为直接、深远。自此以后，吴越地区（长江下游）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成为定局”。尤其是都城临安府，移民多于本地居民。到了南宋，“两浙”地区人口户数“占南宋全国的20%左右”，大批文人南渡，使得“江浙人文渊薮”的地位得以确立。

宋室南渡之初，南宋文化的审美风格一度是阳性的、豪放的。这是因为南宋国势岌岌可危，特别是宗庙毁废，“二圣”被掳，南宋人饱受苦难，于是他们从“功成作乐、治定制乐”的安乐梦中惊醒。此时，悲愤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心态。南宋人爱国情绪激荡，英雄主义膨胀，发出了“问罪金人，迎还二圣”的呼声，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文学作品也尽改“绮罗香泽之态”，多壮怀激烈之作。豪放式抒情言志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旋律。然而，南宋建都临安后，因为复国无望，遂滋生偏安江南的情结，原先的豪放之情渐失。尤其在“两浙”文化的影响下，南宋文化渐渐带上了“柔性”审美因子。因此，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特征。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指出：

审美兴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仕女牛马转到自然对象山水花鸟，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如花间、北宋词所反映），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不再只是少数门阀贵族）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的现实生活既不再是在门阀士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同于谢灵运伐山开路式的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基本是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生活、心情、思绪和观念。

上面这段文字，论及南宋文化审美之变化和“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相关联。确实，南宋文化婉约、唯美的审美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北宋灭亡，赵构建立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商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为浮靡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二，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两浙”文化糅合。其三，杭州拥有西湖胜景的天然条件。其四，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南宋社会心理由初期的强烈的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与“两浙”文化的诗性审美相碰撞，使得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逐渐强盛，导致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内敛性。其五，江南禅宗的兴盛，也为南宋文人纤细、婉美的审美个性的形成写上了浓重的一笔。李泽厚认为：“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因此，禅宗强调身心解放，它的流播，对南宋文化的定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南宋文化形成了内敛性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品性，激发出南宋文人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他们崇尚晓风弄月，形成了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享乐风尚，激荡成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品格。南宋文化这种感伤柔美的诗性审美品格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

二、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

南宋文化的诗性审美品格呈现出优雅、婉美而精细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崇尚心灵自由。

自由有心灵自由和行动自由两个维度。心灵自由是对自由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道学和禅学中得到印证。庄子提出了“逍遥”的自由观。他把个人的自由作为人的终极追求。禅宗的中心是人的心性。为了突出人作为主体的精神，禅宗消解了人的本性之外的一切外在之物，倡导人从名利世界回归澄澈透明的精神世界。

南宋重内轻外的国策、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仕进道路的狭窄、理学的兴盛，都使得南宋人的思想束缚与精神压力较大，所以，他们缺乏唐朝人豪气干云的浪漫激情，而代之以深沉含蓄、婉美精细的个性。自南宋开始的“浙东学派”，创立了事功学和心学两大体系，王阳明强调“心之本体”，凸现了人的主体自觉精神。学者黄健认为：“‘浙东学派’的这种哲学建构，其审美价值是对人的身心解放的强调，并强有力地支持了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最终定型。”在“两浙”尤其是“浙西”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崇尚心灵自由、珍视个体生命价值，在江南的丘山溪壑间，释放自己的愁苦情绪，在束缚与压抑中调剂自己的心态。于是，“两浙”区域中“杏花春雨”和“小桥流水”的自然景色作为抒情的能指对象，成为南宋人抒发精神自由、诗性情怀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

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中，“自然”是颇为重要的概念。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赋予自然以“善”的特性。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借渔夫言：“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渔父》)可见，道家赋予自然以“真”的观念。而到了魏晋时期，自然更是被当作一种宣泄主体诗情的审美对象。“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所以，自然是人的精神活动场所，是人释放心灵自由的一个载体。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靠近诗性本源。

政治上的南宋王朝是个很孱弱的朝代。风雨如磐、残水剩山的偏安局面，使得南宋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在政治抱负化为泡影、被投降派不断迫害的情况下，不少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而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两浙”区域中“杏花春雨”和“小桥流水”的自然景色对南宋文人构成一种永恒的心理召唤和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江南山水美景呈现的清旷灵秀、宁静淡泊之美，与南宋文人的精神追求有契合之处，为南宋文人追求心灵自由提供了最佳的物质载体。“永嘉四灵”啸傲田园、寄情泉石，他们走向自然，书写野逸清瘦之趣，释放主体诗性情怀，追求的正是精神层面的自由。正是这种审美的内敛，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第二，审美情趣精致雅化。

宋室南渡后，国势飘摇及偏安一隅的局势，都使南宋文人形成内向、脆弱、孤高、阴柔、高雅、精致的个性。在崇尚心灵解脱的审美追求下，南宋文人的审美情趣走向精致雅化；而“两浙”区域经济的繁荣更为这种审美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行性保障。耐得翁《都城记胜·序》记载：“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有学者认为，到了南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两浙”区域成为真正的天下财赋之区，维系着整个朝廷的经济命脉。随着经济的发展，“两浙”区域的城市日益繁华，商业日渐发达。城市的密集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南宋的社会风气中多了一种享乐心理，特别是精神享乐。于是，南宋人的精神生活大为雅化。金石、书画、音乐、饮酒、品茶、赏梅等都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使南宋文化的审美功能更加突出。朝廷政治上的不作为，使南宋文人的心理内敛沉郁，而“两浙”文化的诗性审美品格，更促使南宋文化在艺术追求上呈现柔雅精美的审美理念。

如南宋绘画由北宋充满刚性的全景式构图演化成充满柔性的小景残景式，采用纤细精致的构图方法，就是这种审美理念的观照。李泽厚先生认为：“马远、夏珪以及南宋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雪江卖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这一特色便极为明显。它们大都是在颇为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某一特定的诗情画意来。”而南宋文学的精巧也是这种审美理念的观照，如姜夔《疏影》中“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和史达祖《双双燕·咏燕》中“又软语商量不定”所传递出的柔美意境和细腻的情感体验等。由此可见，南宋文化追求的是精致的审美情趣。

三、南宋文学的诗性审美特质

南宋文学在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诗性审美品格的影响下，呈现出追求华丽、艳美、精细及形式美的文风。

第一，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

南宋文人的文心极细，他们珍惜纤小柔弱的生命。竹、梅、莲等，都成为他们寄托生命个体的体验的载体。王炎的《石菖蒲赋》写道：“来自涧谷，入吾室兮；凿石潴水，保蓊郁兮……”石菖蒲生长在涧谷中，扎根于石缝中，不喜肥水沃土。作者把石菖蒲移入室内，常为其濯水涤尘，细心照顾。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细腻心思，反过来也促使南宋文人在创作上追求精雅之风。如张炎的《南浦·春水》：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此词用笔极为细致，赋景如画，细腻工致。上阕，用细笔描绘春水，十分传神。尤其“鱼没浪痕圆”颇富“情趣”和“逸韵”。下阕，对“物是人非”的叹息，呈现怅惘之感。本词的创作和张炎倡导的“清空骚雅”的词学观是一致的。

姜夔用词刻意求工，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如他的词《暗香》中“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和“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几句，清幽和萧瑟苍凉的意境及词句用字就颇为精雅。又如，他的诗《除夜自石胡归苕溪》之七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水、雁、云、山、桥，多重意象，反复映衬，足见诗人写景抒情皆精致细腻。再如，姜夔《浣溪沙（丙辰岁不尽五日，吴松作）》：

雁怯重云不肯啼。画船愁过石塘西。打头风浪恶禁持。春浦渐生迎棹绿，小梅应长亚门枝。一年灯火要人归。

上片用“雁怯重云”“画船”“打头风浪”三个意象写愁绪，心之沉，迭次增加。下片用“春浦渐绿”“小梅长枝”“灯火催归”写归杭州的欣喜之情。旅途之愁的铺叙，更衬托归家之殷切。无论上片之愁，抑或下片之欢，用笔皆细腻精致。

晚清诗人朱庭珍认为姜夔“其诗甚有格韵，清雅可传”（朱庭珍《筱园诗话》），此也道出了姜夔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南宋文人的创作“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语言小巧精细，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极为细腻，极为精细。”南宋文人赋词的精雅，一方面和“两浙”区域柔美钟秀的自然景色分不开；另一方面，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诗性审美品格更是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风格。追求精雅成为南宋文人创作上的审美理念。

第二，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

南宋国势孱弱，南宋文人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虽然在南宋文化诗性审美的影响下，大自然成为他们释放心灵情怀的载体，但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能感受到他们悲苦凄婉的情绪。诸如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声音，陆游《钗头凤》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的深深叹息，朱淑真《谒金门（春半）》中“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的愁怀难遣，姜夔《点绛唇》中“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叹息，吴文英《霜叶飞》中“早白发、愁绪万缕。惊飙从卷乌纱去”的极端沉痛，都传递出南宋文人深深的忧伤情绪。

又如，姜夔《扬州慢》中，词人悲吟：“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词人用黄昏之景、清角之声写出了空城的萧条寂静，用波荡冷月的清寂夜影衬托出黍离之悲。词人用非常精细的冷色调呈现了山河残破的哀思。

再如，张炎《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词人借写孤雁失群、孤独凄凉的情形，抒发羁旅行役、漂泊不定的愁情，暗含对家国之痛的哀思。整首词用笔细腻，词风流丽清畅，呈现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

诚然，南宋也有辛弃疾的豪放词风，然而，辛弃疾也创作了大量刚柔相济以及凄婉柔美的作品。如辛弃疾的《摸鱼儿》中“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以及“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几句，含蓄凄婉，其婉美哀怨的审美品性，跃然纸上。可见，南宋文学作品中，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三，诗性的江南审美意象。

南宋文学的诗性审美还表现在南宋文人对大自然审美意象的选择上。江南的一些自然风物诸如杏花、春雨、桂子、荷花等都成为他们抒情的载体。笔者以“水”和“渔父”两个审美意象为例作简单分析。

先说“水”意象。

“两浙”区域自古以治水出名，在水与生命的关系中产生了众多的风俗和浪漫的神话传说，在世代流传中积淀为一种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影响到偏安此地的南宋文人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如此，南宋文学作品中多有江南的“水”意象出现，如“碧水”“绿水”“野水”“翠水”“烟水”“玉水”“曲水”等。试举一例：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

诗中，翁卷以“水”意象表达自己的禅悟境界。“看野水”呈现野逸之趣，展现自己崇尚心灵自由的审美追求。因此，南宋文人往往借“水”意象来观照生命的自由意识，凸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从而烛照他们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

再说“渔父”意象。

“两浙”区域多水，自然多渔父。“渔父”意象实际上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南宋词中就有不少“渔父”词。如朱敦儒的《好事近·渔父》：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一个绿蓑青笠的老翁在一弯新月和千里水天之间垂钓，悠闲而安静，沉醉于自然。作者借“渔父”意象和澄澈清空的自然景色来抒发自己超然、旷达、向往自由的心迹。

又如姚述尧的《浣溪沙》：

短棹翩翩绿一莎。碧潭深处几风波。晚来风定却高歌。

千尺丝纶随卷放，数声玉笛足清和。蝇头名利奈伊何。

渔父过着亲近自然、潇洒超脱的生活，作者借此抒发自己的精神追求。

“水”意象和“渔父”意象其深层的原型意蕴是自由，尤其是心灵层面的自由。它们展现了蛰伏在南宋文人心灵深处的诗性情怀，体现了南宋文人的心理欲求。

综上所述，“两浙”文化尤其是“浙西”文化作为一种具有诗性审美特征的区域文化，使得定都杭州的南宋文化具有了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从而使南宋文学呈现出追求华丽、艳美、精细、形式美的文风。这股南宋遗风，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