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问韦尔奇先生：
“你难道在所有的竞争中都必须胜利吗？”
“没错！高尔夫、桥牌，凡是我做的事我都要赢。”
他坚定地回答。
顿了顿，他又带点挑衅地反问杨澜一句：
“难道你不想赢吗？”
赢的定义让人想到竞争，丛林法则。
我曾两次到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大草原，面对灵巧的汤普逊瞪羚、温顺的斑马、雄壮的大象、悠闲的长颈鹿、冷静的猎豹、威武的狮子、猥琐的鬣狗……我搞不清自己的同情心更应该放在哪一方，是给小豹喂食的母豹还是那只被咬断脖子的羚羊？这片草原的生态比较平衡，植被、食草动物、食肉动物、食腐动物数量匹配，各有领地，各得其所。日出月落，风来雨往，生生死死，聚聚散散，每个种群、每只个体，都顽强生存，也安于宿命。它们要赢，赢得土地，赢得配偶，赢得生育的机会。生存的法则虽然残酷，但动物们并不贪婪，大自然没有浪费：猎豹吃饱的时候即使瞪羚从眼前走过也不会发起进攻，鬣狗咬碎了最后一块骨头，还有甲虫热心地分解掉它们的排泄物。作为一种动物，想赢是常态。糟糕的是人比任何一种其他动物都要贪婪，而且浪费惊人。安然公司的垮掉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再次证明华尔街的贪婪和破坏力。
我采访杰克·韦尔奇是在2001年年初，那时他还担任着世界最大的公司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采访的场所就是公司纽约总部的董事会会议厅，墙上挂着包括发明家兼第一任董事长托马斯·爱迪生在内的历届董事的照片。这些照片就像一部无言的历史，提醒着继任者砥砺前行。在前辈们或慈祥或严厉的目光注视下，韦尔奇在过去的20年使公司的市值从1981年的120亿美元增长了40多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营之神”。而他的六个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在中国也备受尊崇。他从一名工程师成长为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CEO（上任时只有45岁），看透了大公司的官僚拖沓，决定再也不要看那些死气沉沉的计划书，而是要提供计划的人坐在自己的面前。“我要看着你的眼睛，看到你的激情！”于是他把管理层次从9个减少到4个，称之为扁平化管理。他还给自己的经理们定下了标准，那就是每年都要淘汰10%的员工，而且一家分公司要么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第一或第二的位置，要么就会被卖掉。“这不是有意为难他们，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名列第四、第五的公司里任职更糟糕的了，因为他们会非常沮丧。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种求胜的氛围。”甚至有一次他去百货商店买衣服时，还被商场经理拉到角落里问：“韦尔奇先生，您认为我有必要每年更换10%的员工吗，即使他们没犯什么错？”“没错，你必须这么做。”顾客韦尔奇不吝赐教。“这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情味了？”我问，“你难道在所有的竞争中都必须胜利吗？”“没错！高尔夫、桥牌，凡是我做的事我都要赢。”他坚定地回答。顿了顿，他又带点挑衅地反问我一句：“难道你不想赢吗？”
赢，在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布兰森眼里似乎更是品牌的成功而非单纯的规模或利润指标。为此他曾经不惜代价将已上市的公司撤市。哪里有垄断他就冲向哪里，似乎有种探险家兼侠客的味道。维珍因此进入了食品、保险、化妆品、铁路客运、太空旅行等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中，而布兰森本人就像是一个有着极重好奇心的小男孩，四处寻找着挑战和乐趣。“干吗一定要做最大的呢？我要的是最好，有时做第三名、第四名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品牌比利润更重要。”他说。被公认为商业领袖的他居然分不清纯利和毛利的区别，直到有人告诉他把net想象成一张渔网，里面的就是纯利，他才恍然大悟。而平常如果有人向他汇报经营数据，他就问：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20世纪90年代，他决定出售自己创业起家的维珍唱片以注资挽救不断亏损、前途未卜的维珍航空，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行为根本不符合商业利益为先的原则。他回忆说：“我已经证明了我经营独立唱片公司可以成功，但还没有证明自己经营的航空公司也能成功。所以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滑稽的是，在我痛苦地向员工们宣布了出售公司的决定后，心里非常难过。我在街上跑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路上经过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布兰森出售唱片公司狂赚10亿。我就这样泪流满面地愣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布兰森的庄园占地很大，有静静的湖泊和悠闲的天鹅，房子却朴素低调。他发现一家人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厨房，如果有很多空房间反而会显得空荡荡的。在这一点，英国人的喜好似乎跟中国人相近，自然朴实的田园生活更令他们向往。不过英国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崇尚冒险精神，英国人尊敬那些探险哪怕失败的英雄，这恐怕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时代有关吧。身价亿万的布兰森身体里流动着冒险的血液，他常常以身犯险。布兰森在家里总待不长，刚刚学会驾驶热气球一个星期，他就试图成为第一个乘热气球横跨大西洋的人。结果中途热气球失控，与他同行的伙伴跳伞，而他被孤零零地困在了高空，绝望地俯视着海洋。幸好命不该绝，他落入海中被正巧在附近的直升机救起。你以为这下他该消停一阵吧？可不久后，他又挑战飞越太平洋的极限。这回他遇上了一股高空气流，时速达到250千米／时，创造了热气球飞行速度的最高纪录。鉴于他热衷于冒险，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他投保，所以他干脆自己开了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次，他在乘热气球穿越中印边境时，热气球被高空气流吹到了中国西藏的军事禁飞区内。面对中国边境部队的警告，他只有拨通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电话求救：“拜托你告诉中国军队，我实在无意冒犯，但这该死的风偏偏把我吹到这儿！求求他们千万别开炮！”他说：“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就是要活到极致！”
不知是否是受到了布兰森的影响，一位中国的企业家也常常放下自己的企业，出门进行登山、航海、滑翔等极限运动。这个人就是万科集团的创始人王石。44岁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左腿剧疼，查出来是腰椎上长了血管积瘤，随时有瘫痪的危险。他一下蒙了，发现原来一直想做却因生意忙而不断推后的事，比如去西藏看珠峰，恐怕再也无法实现了。为了不留遗憾，他决定马上动身，没想到这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参与极限运动。他曾数次身陷险境，有一次离万丈冰崖只有咫尺距离，让他后怕不已。他数次咒骂着“我要是再来就是王八蛋！”，但还是一次一次经不起远山的诱惑。极限运动不仅是对体能和意志的挑战，更是他了解自然，完善人格，提升智慧的途径。他知道山峰不是用来征服的，它只是允许你靠近。我采访他的时候是他刚以50岁“高龄”登珠峰归来不久。人又黑又瘦，但两眼精光四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自以为创造了中国人登珠峰的年龄纪录，却在不经意中发现一位70岁的日本男子和儿子一起也从峰顶下来，给正在长野室内滑雪场滑雪的99岁的老爷爷报喜！一时无语。我们一直以来给人生设立的条条框框是那么荒谬，甚至可笑。他告诉我，在一次商界聚会中，一位企业家听了他的故事，深受触动，感叹说：“人生还可以这样活，对比之下我们还以每天吃鱼翅鲍鱼当作生活品质的象征，实在太庸俗了。”极限运动不仅给王石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也让他对人生的轨迹产生了新的认识：“我发现登山中不允许你感情用事，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冷静。而且下山比上山更难，很多人就是因为登顶后太兴奋或大意，以为大功告成，结果酿成悲剧。所以其实在最高峰的时候你不能得意忘形，要到安全返回大本营才算成功。做企业家也是一样，要能够全身而退才是最有智慧的。有一位日本作家写过一句话：评价一个男人，后半生比前半生更重要。”我前后三次采访王石，从他登山，到他60岁之后去哈佛读书，又去英国和以色列的大学进修，我看到的是一位中国当代企业家不断追求精神成长的自我驱动力。更为可贵的，是他身上自省的力量。他说去南极时曾因为怕队友能力不足，拖后腿，就拒绝他们加入。那时他满脑子就是争强好胜，证明自己多么牛X。“回头一想，我真是一个混蛋。”他说。竞争的价值在于为目标共同努力，共同超越，而不是个人逞能。一个不放弃、不抛弃的王石，登上了人生新的巅峰。
要说不断超越自己，日本京瓷集团和KDDI的董事长稻盛和夫算是一位。他与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并称为日本的“经营四圣”。技术员出身的他完整地经历了日本从“战后”重建到经济奇迹，又到泡沫破裂的全过程，还应政府邀请出手挽救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他出身贫寒，大学毕业时正值“战后”萧条时期，求职竞争非常激烈。像他这样从农村来，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很难找到工作。面对社会不公，练过空手道的他甚至萌发了加入黑社会的念头。进入松风工业公司的时候，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别人都在抱怨、罢工，他却因专心研制新产品，被同事们孤立了。晚上在宿舍附近的河边，他会唱起《故乡》，想起父母弟妹都在家乡努力工作，就重新鼓起勇气。后来他创立京瓷，经营工业陶瓷，使企业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股”。他把“敬天爱人”当作是商业精神和道德准则，并把17亿日元的股份赠予一万多名员工，让公司成为员工的保障。1997年他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到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让他最难忘的是脚踏草鞋，沿街托钵化缘的经历。他初次化缘的那天，脚被磨破了，流着血。正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寺院的时候，一位正在公园扫地的大婶走近他，往他的钵里放进了100日元，然后说：“师父一定很累了吧，路上买个面包吃吧。”稻盛和夫顿时感到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一种无上的幸福感把他包围，泪水难以自禁。他经手的资金何止亿万，但这100日元所蕴含的善把他带上了人生的巅峰。
企业家是个有趣的人群，他们天天和钱打交道，但十有八九不承认钱是他们的第一追求，抑或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往往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变得有资格谈点钞票以外的事。1917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身无分文从苏格兰来到纽约的B.C.福布斯创办了他的杂志，目光盯住了那些在商场上有所作为的人，并把自己的杂志定位为“资本家的工具”。他似乎发现了生意的真谛：“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快乐。”但是从1982年开始，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福布斯开始统计并发布前400名的美国富豪榜，而不是美国快乐榜，可见人还是热衷于可以量化的标准。几十年来，产业轮替，技术革命一方面造就着新的富翁，一方面也让老面孔被迅速忘记。至于那些跌倒了又爬起来的，自然成为商界英雄。随着排位的上上下下，几家欢喜几家愁，最快乐的倒是《福布斯》杂志本身，特别是当广告纷至沓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开始真的享受起生活来，他在法国买城堡，在斐济买小岛，飞热气球，与伊丽莎白·泰勒约会，收藏复活节珠宝彩蛋，骑哈雷摩托车，但他深知这一切也是为杂志做的最好的宣传。他的快乐由广告商埋单。在《福布斯》杂志总部的大堂里，并排挂着父子的照片：马尔科姆·福布斯穿着皮夹克，骑摩托车，一副西部牛仔的神情；儿子史蒂夫·福布斯西装革履，面带微笑，一派循规蹈矩的气质。与自己的父亲花花公子的作风不同，史蒂夫的乐趣是从政治中寻找到的。他曾两次试图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都在党内竞选中无功而返，每次白白花掉3000多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让子女们都很不开心。史蒂夫终于买了一条教训：他的快乐必须自己埋单，而他在赢得读者方面比赢得选举更有天赋。对商人而言，没有快乐的生意做不好，可没有生意支撑的快乐也走不远。
《圣经》上说，富人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18世纪，顺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新教又宣扬合理获取的财富是上帝对善良勤劳者的奖励。人类对于财富的观念真是充满纠结。商场上比的是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但是不论你赚了多少钱，你只能是财富暂时的保管者，企业家最后在乎的还是精神遗产。想明白了这件事，19世纪美国的工业巨富卡内基与洛克菲勒先后决定捐出大部分财产成立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卡内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但仅仅捐钱还不够，他同时认为钱应该捐给那些愿意为改变命运而努力的人，所以教育就自然成为他的首选。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声明：“那种以慈善的名义随意捐钱的人比守财奴还要可恶，因为这可能制造新的乞丐。”
当比尔·盖茨决定捐出40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立基金会后，他发现捐钱有时比赚钱还难。他提出了做慈善要允许犯错的主张，甚至每年会拿出百万美元做“试点项目”，买的就是错误和经验。他也不忌讳谈自己走过的弯路。他曾捐巨资改善美国的基础教育，却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标准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而且很难分清政府的职能与公益组织的作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通过基金会下疫苗订单的方式给制药企业提供市场，再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分发接种，从而形成政府—企业—慈善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模式。股神巴菲特认同盖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决定把自己400多亿美元的资产分年度逐渐转交给盖茨基金会。因为他相信，把钱交给盖茨夫妇这样既聪明又诚意做慈善的人很放心。
2010年9月，盖茨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北京举办“巴比晚宴”，盖茨和巴菲特与五十几位中国的企业慈善家聚首，谈的就是怎样更“聪明”地做慈善。我问盖茨：“过去企业家往往制定遗嘱，在身后捐出财产。你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决定捐献？”盖茨说：“如果你已经死了，怎么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时候组建专业的团队。”巴菲特也相信做慈善要趁早，他要在生前就把财产基本捐掉，所以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把他捐的十几亿美金全部花掉，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这下盖茨夫妇立觉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给自己的钱难上加难！”夫妻俩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日常营运。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也不仅体现在捐赠的巨额数字，而更是一种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而非成为它的奴隶，人有机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有者。当我问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他笑着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他们两人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点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盖茨说他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而巴菲特立马就从裤兜里掏出日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言下之意：“孩子们，别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你们还得学着点！”
有时，赢的定义可以很温暖。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一门语言，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工具，而且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真相
2002年3月的一天，阳光卫视北京制作中心一位名为君达的纪录片编导接到了上海总部的紧急电话，让她放下手头工作，立刻随《杨澜访谈录》摄制组去美国。去美国？君达一时间还回不过神来。
此时《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即将赶赴美国实地采访拍摄，日程安排很是紧张。因为是出国采访，过境时指不定会遇到什么麻烦，所以栏目组想找一个英语好、出入境方便的编导。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在海外留学多年的君达，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这并非《杨澜访谈录》的首次美国之行，但对首次接触《杨澜访谈录》的君达来说却是一次“富有挑战”的工作之旅。《杨澜访谈录》有一家长期合作的美国纽约本地摄制团队，所以一般去纽约采访，《杨澜访谈录》是不带国内摄影班底的。在摄制组完成了首站纽约的采访后，君达一行就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因为美方摄制团队是按照一天10小时计算费用，如果超出10小时，则按照美国的实际工资来支付费用。而此次去华盛顿坐火车就要十来个小时，如果带着这支纽约摄制队去华盛顿，超过10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要多出数千美金的昂贵费用。所以，在去华盛顿之前，《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就联系了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的记者，想租用他们的机器拍摄。然而，到了华盛顿之后，君达才发现华盛顿记者站所用的摄影器材是新闻摄影机，和《杨澜访谈录》视频设备采用的PAL制式无法匹配。在试用机器的时候，又发现这台新闻式摄影机一直无法正确对焦，几经联系寻找，终于在当地的一家中文电视台找到了可以勉强使用的摄影机。
摄影机的问题刚解决，灯光的问题又来了。原来，华盛顿记者站使用的灯光是新闻灯光，其质量标准根本无法达到人物访谈类节目的录制要求。发现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而第二天下午就要开始录制采访。如果现在打电话让美国纽约的摄制团队赶来，时间肯定来不及，成本上也不允许。没有办法，当时的君达拿起宾馆里的美国“黄页”（电话簿），逐个打给华盛顿的制作公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租到了价格合适、质量过硬的专业灯光设备。
第二天下午，《杨澜访谈录》一行出现在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华盛顿办公室。就在杨澜与布热津斯基进行礼节性的寒暄和问候的当口，摄影师和灯光师早已提前将设备调整到位。“布热津斯基博士，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当杨澜的开场白如期响起，一场访谈顺利展开的时候，站在摄影师旁边的编导君达终于吐出了来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口大气。
与放松下来的君达不同，现场有一个人始终与访问者杨澜的思维一起紧绷着，他就是总策划蒋昌建。作为《杨澜访谈录》2002年大制作“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智囊，此时他手里拿着的是上万字的《布热津斯基访谈策划文本》。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他对布热津斯基的解读更多地来自其英文原版著作。《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主要从宗教和哲学的视野来分析未来世界的形势；《大棋局》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分析方式。对于和自己同样有着“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布热津斯基，蒋昌建设置了这样的提问：您为何选择进入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系求学？我们发现有关您的资料，大多是关于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时的，对您年轻时候谈论得很少，当时是不是您自己决定要考政治系的？在中国，现在孩子们选择大学的专业都要听取父母的意见，您是不是也问了您父亲应该如何选择？
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号”，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
1994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大学就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魔鬼考试之后，25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式的提问下，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这句17年前被自己引用过的著名诗句，蒋昌建曾经纠结过，比赛前的头一天晚上本不想用这段话，在他看来，其实不讲这段话，结尾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能赢。但是后来征求队友以及老师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要用，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首诗的作者顾城就自杀了。直到今天，蒋昌建还认为“我不该讲这句话，冥冥之中，我不知道，不该讲这句话的”。虽然这次巧合强化了蒋昌建的“纠结”，但在这个“纠结”背后是他对“辩论实质”的探询，相对于外界对于辩论出输赢的观点，他认为“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近真理的线路罢了”。
缘自母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教育，大学时代理想主义的渲染，再经过复旦八年的严谨历练，在接近真理的路上，蒋昌建更趋于谨慎而保守的方向，在这个方向的视野中淡出的是“二元对立”，凸显出来的是“多元融通”，是回复到“人”之个体生命的具象关照，而不是往日对于宏观、抽象和主义的热衷。
不同于蒋昌建经受的来自纸上的阅读与讨论训练，哥伦比亚大学给予杨澜的国际观训练是通过书本加脚底板实现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约翰逊教授告诉杨澜：“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听途说。”为了完成若干个采访作业，在去往一个个“现场”的路上，杨澜接近着那个真实鲜活的美国。
当她带着平视的眼光去观察的时候，发现美国其实和中国一样，并非天堂，亦非地狱。当她带着平和的态度去和美国国民对话的时候，也收获了探究真相的方式和途径。当纽约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发生以后，杨澜去采访纽约的一位城市安全问题专家，采访完了之后，他告诉杨澜：“你的采访非常好，你真的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带着自己的观点来找我吵架的。”专家的话对于杨澜是个莫大的鼓励，也在无意之中肯定了杨澜正在成熟起来的新闻价值观，那就是“突破偏见”。尊重个体生命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武断地贴标签，这种能力叫分辨力。它不只去迎合某一种思潮，而是有一种相对清醒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1996年春天，杨澜即将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毕业，经过两年的系统学习与专业训练，此时的她自信地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我所处的位置，我要去做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事情。”她的这种“超越意识”和总策划蒋昌建的“多元融通”，在制作“中美关系特别节目”过程中实现了契合。
在对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中，蒋昌建给予这位嘉宾的定位是“一个典型的冷战老战士”，固执得近乎顽固的“斗士”。当杨澜从布氏《大棋盘》一书中的内容开始提问时，对方的回答完全印证了他的这个特质。
杨：您说中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外部世界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而非俄罗斯或印度的支持，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更需要中国？
布：我的回答可能听上去有些自负、有些霸道，确实，在某些方面中国更需要美国，但是美国也非常需要中国，但是我不会为了讨好中国观众就说：“是的，中美两国同样重要，同样强大，同样富有，在技术上同样领先，在军事上同样强大。”因为这并非事实，因此，如果我们的关系恶化，我们双方都会遭受损失，中国遭受的损失可能会大一些，但是我们也会有损失，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因此保持稳定正常的关系很重要。千万不要随意夸大问题，比如去年3月击落一架飞机。
杨：不是击落，是撞机。
布：对，是撞机。
布热津斯基对中美关系的态度非常实际，在他眼里国家之间永远利益为重，与私人情谊无干。在杨澜看来，这是一个深谙地缘政治的实用主义者。对于布热津斯基脱口而出的“击落”，杨澜马上纠正“不是击落，是撞机”。作为中国记者，杨澜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她眼里，“撞机”才是真相，事实不容许口误。
但布热津斯基显然不是口误，而是他的观点。面对各自观点里的“真相”，杨澜所能做到的超越就是将双方的观点不带偏见地呈现给观众。
在《杨澜访谈录》“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开场，杨澜评论中美两国是“好了又吵，吵了又好”。在世纪之交，两国关系更是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射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撞机事件。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是个转机，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袭击使中美两国发现彼此的需要，也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和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2001年12月27日，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一时间，中美两国的外交上空可谓是“雷暴夹杂着彩虹”。
2002年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发布30周年，布什也选择在2月21日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很多人乐观地估计这次访问之后中美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好转，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料。一时间，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吊诡毕现。但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政治演义无疑是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杨澜访谈录》迅速将“中美关系特别节目”的制作计划提上了日程，并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嘉宾名单：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从两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到战略研究所的中美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哈里·哈丁、李希光、李道豫、阎学通、西摩·托平。杨澜一一和这些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流的专家学者们对话沟通，从政治、外交、学界等多个层面和视角对中美关系进行观察和剖析。恰如汉斯·乔治·伽达默尔所言：“口含一词欲说之际，你必须知道，它并非一般工具那样，效用不好即可弃之如敝屣。相反，你却被它锁定在一个思路之上。这个思想来自远方，不在你驾驭之内。”一场谈话一旦进入核心地段，所谓真相大门的轮廓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因为它们总爱隐匿于所谓的灰色区域，作为访问者要接近这个区域，有时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历史的空间，还有语言的疆界。譬如台湾问题。
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最敏感，甚至最富有爆炸性的问题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真相与秘密？《杨澜访谈录》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采访对象是相当有眼力的，因为此人在1977年至1981年期间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卡特与邓小平的中间联系人，并亲自出使北京，最终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谈起当年签署第二份“联合公报协议”，双方为何要将“对台军售”问题放在一边时，杨澜提问说：“你们是不是原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样的话，很多其他问题就可以避免了。”此时的布热津斯基立马反问道：“怎样解决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杨澜不置可否，回答“我不知道，你是……”的时候，布氏给出了答案：“我们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同意双方保留不同意见，是的，我们向中国政府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宣读‘联合公报’的那一天，我们也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对协约的理解是：我们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是我们依然保留在历史过渡期对台出售武器的权利。”
作为《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同存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无论是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方用recognize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是acknowledge在英文中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类似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年11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年里，“入世”谈判的焦点竟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杨澜：“商品经济”，英文怎么说呢，美国人能理解吗？
龙永图：Commodity economy，英文他们搞不懂。
中美两方的“入世”谈判就像是在自说自话。对于中方翻译的commodity economy，美方谈判代表根本无法理解。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对话迷阵的缺口：将“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何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杨：那么这个定义他们就能够认同吗，“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呢？
龙：我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我们中国一个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
Mr.Long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名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澜记得当年自己考大学前夕，本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她做了一个决定。父亲告诉她：“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从容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对话者和沟通者的姿态推进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让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随着工作的开展，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绝对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学习工具，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了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2002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率团访华。刚刚结束3月美国之行的《杨澜访谈录》迅速联系上了这位著名的外交家。4月1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就在胡锦涛和基辛格见面的间隙，杨澜争取到了这次难得的采访机会。80岁高龄的基辛格仍带着他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矫健的步伐，温文尔雅的谈吐，依稀间仍是那个被尼克松信赖的、有着翩翩风度的国务卿。这是杨澜第二次采访基辛格，头一次是1996年，当时杨澜尚未从哥大毕业。那次访问在杨澜的记忆中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在见到基辛格之前，杨澜只是浮光掠影地过了一遍其他媒体的报道，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次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题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或者是您在外交事业中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六年后的杨澜成熟了，多年的访谈工作让这股成熟又剔透出敏锐和干练。同样的采访对象，同样的国际事务话题，这一次杨澜的切入点竟是2002年年初鲍威尔的中东之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后，你在中东也有过外交穿梭……”采访后，基辛格给杨澜的打分是“amazing”（令人惊奇）。
基辛格哪里知道，为了这次采访，杨澜几乎通读了他的全部外交著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临场的那份从容是建立在大量的“功课”基础上的。当时采访地点位于人民大会堂，杨澜和她的摄影师们早已准备就绪，听到入口处传来脚步声，杨澜快速迎了过去，结果进来的是基辛格的助理。他告诉杨澜，基辛格博士每次出镜必戴的黑框眼镜落在了他夫人的包里，而夫人南希这时又去了离这里较远的一个会客厅休息，所以采访可能会推迟一下。就这样，原本宝贵的40分钟采访时间又被压缩掉了10分钟。接着助理还提醒杨澜，不能耽误基辛格下面的行程。杨澜只好调整采访计划，她知道基辛格语速很慢，就很有技巧地把一些基辛格容易发挥的问题放在了最后。临近结束时，看到基辛格还在意犹未尽地侃侃而谈，杨澜向他的助理眨了眨眼，意思是“这是你的老板在延长时间”。
面对着这位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设计师，又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政治家，杨澜决心将从美国开始的追寻真相之旅进行到底。
杨：正如您刚才所说，上海“联合公报”非常独特，因为它既谈到了中美双方存在异议的地方，也给将来留下了很大的辩论空间，比如说到底是用“认识到”还是用“承认”这个字眼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当时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基：不可能了。做“联合公报”起草工作的人总会发现这样两个现象：一是那些没有参与起草工作的人总是觉得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二是20年后，总会有人来跟你说你在哪些方面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台湾海峡两岸的问题不是由“认识到”和“承认”这两个字眼引起的，也许当时我们也可以用“承认”这个词，但这在当时并不称其为问题。
“真相从不简单纯粹”，CBS主播丹·拉瑟曾对杨澜如是说。也正如2002年普利策奖得主艾美·高斯坦所言：成为好记者的两个特征是：好奇与坚持。作为既有着国际视野，又兼具家国情怀的沟通者杨澜，好奇与坚持使得她的超越意识形态之路总是能曲径通幽，柳暗花明。
什么是事实真相？什么又是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媒体记者应以什么样的原则报道事实真相？当哈里·哈丁、托宾、李希光、阎学通等中美一流学府的研究者们在《杨澜访谈录》留下各自精彩独到，又截然对立的观点后，杨澜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形成是一段长时间的积累，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绝不是靠一两篇报道或者一两个记者编辑就可以扭转的。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虽然媒体在不断地塑造着公众的舆论，然而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当中，公众是不是也应该对媒体有更高的鉴别能力呢？
媒介所提供的见解也许只是一种见解，所有的见解也只是一种偏见而已。那么，真相到底在哪里呢？《杨澜访谈录》的答案是：真相，就在你不断突破偏见而最终掌握的背景之中。
昂贵的“原创”
2002年，走出《杨澜访谈录》演播室的主持人杨澜，瞬间就恢复了她彼时的身份——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从组织“三个半”人的《杨澜工作室》，到拥有“七八条枪”的《杨澜访谈录》，再到管理跨越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制作中心的几百人马，杨澜作为商业公司管理者，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做好生意，而是十足电视人的创意——立足国际大视角，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沃土上，凭借阳光卫视的媒介平台，制作出优质的人文历史原创节目。
杨澜与有着同样CCTV背景，有着同样的原创精神，也有着同样人文理想的陈汉元迅速达成了共识：以创设一家电视台的方式展开创业的蓝图。于是，阳光文化除了在北京、上海、香港分设节目中心之外，又在香港柴湾工业园区内建起了3000平方米的演播中心，雇用近200名香港员工负责节目后期的包装和推介。如此的规模和布局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吴征非常吃惊，面对妻子燃烧的创业激情，他第一次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么“烧钱”可怎么得了。
毕业后就进入央视工作的杨澜，早已习惯了国家级电视台的宏大气势和完备机构：演播厅、转播室、制作部、设备和人员，这是杨澜对一个电视台的基本认识。在杨澜看来，一个播出平台必须具备了这些，才能算合格的电视台，虽然在前期设备和人力成本上投入了巨大资金成本，但基于对文化理想的极度热爱，使得杨澜坚信前方的道路是乐观的。
2000年，阳光卫视诞生之初，刚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毕业的北京女孩君达，来到北京节目制作中心担任《百年婚恋》的编导。君达很快被这里的人吸引，在她眼里，他们是极具理想主义的创造者：不只是思考如何将节目做得好看，更倾向于开发一种前所未有过的纪录片形态，而且这种全新形态的纪录片又必须具有极高的历史沉淀，即便若干年后从头再看，依然能领略到超越时代的光芒。他们又是极具“野心”的记录者：所制作的纪录片不仅要记录官方的历史，还要记录草根的历史，既客观真实，又感人至深；既具有本土风格，又要具备国际思维。
君达所参与的纪录片《百年婚恋》是一部系列作品，通过一代名人的婚事情史，回望一百年历史的沧桑变迁。这部长达9集的纪录片耗时近两年，首先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挖掘素材，经过一轮轮策划会的精心打磨、提炼主题，然后经过编导和摄像的实地拍摄和后期创作，最后才会形成成品节目。作为这部大型纪录片的总导演和总策划，陈汉元将对人的关怀和对历史的解读深度结合，率领着整个团队将每一集节目都打造成了具有经典质地的精品。
除了原创之外，外购节目也是阳光卫视的节目来源之一，如购买美国A&E公司及Discovery等国际多家专题节目供应商的片源，进行后期加工后再播出。正是因为这个机缘，2001年9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英语专业的东北小伙毕崑应聘到上海永嘉路387号上班，负责翻译制作外购节目《人物志》。因为具有在北京节目公司工作的丰富经验，毕崑对于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信，但这一份新工作还是让他有点出乎意料，他们的加工标准是如此之高：英文版本的节目经过“汉化”（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后，对每一句中文都要仔细修正，以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在叠加中文字幕时对于位置也有明确的规定，有了美观的字幕之后，还要花钱聘请专业配音人士声情并茂地配音，配了声音还没结束，根据片子的内容板块，还要加上主持人的串场，内容制作完毕之后节目最后拿到香港制作中心再做包装。经过环环相扣的细致流程，A&E的《人物志》才得以在阳光卫视闪亮登场。
坚守高端标准与完美质地，是杨澜对于节目质量线的苛求，也是骨子里追求卓越职业理想的信念使然。每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公布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从大学时代起就吸引了杨澜的关注，那些既有着好的故事，又有着好的语言的作品被杨澜视作很棒的精读文本。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每次路过新闻学院的入口处，在普利策半身青铜雕像前，她常常放慢脚步。作为哥大新闻学院创始人的普利策将媒体人比作“社会守望者”，所创设的普利策奖代表着美国媒体界的顶尖成就，也被全球媒体从业人员誉为新闻界的“奥斯卡”，他将一份探询真相和追求卓越的执着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成为教授们向学生推及的专业案例，来自母校的专业训练也更加强化了杨澜追求完美的一面。无论是对阳光卫视的原创节目，还是外购节目，她都坚持着一贯的精致路线，而对于亲自打造的《杨澜访谈录》更是精益求精。
杨澜的精益求精对于节目的编导们来说却不是件美妙的事。2001年7月，刚刚进入《杨澜访谈录》的金嘉楠从助理编导做起，任务就是协助正式编导收集嘉宾资料。对于收集资料的量，节目组有着明确的规定，就是至少提供50页A4纸的信息，量够了，质也绝对不可以放松，若中间有重复的信息是不算在其中的。50页的信息包括采访嘉宾之前的专访、新闻报道、书籍、作品等等，简直是对嘉宾的“一网打尽”，但这些收集齐整的信息往往被杨澜评价为“内容泛泛，没有亮点”。
学会寻找和发现人物亮点的过程，是助理导演金嘉楠成长为正式导演的过程，也是她被杨澜的价值观“洗脑”的过程，那就是要学会对一个人的还原。人都不是完美的，还原不是简单赞美式的描述和概括，而是带着独特的人生感悟，去解读嘉宾的内心成长。为了发现杨澜所说的这个亮点，用心的金嘉楠不再刻板地收集50页资料，而是注意在50页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细节，连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为了准备2002年4月对台湾音乐人李宗盛的访问，金嘉楠几乎收集齐了两岸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并同时在百度、谷歌上面持续搜索，临近搜索终结点的时候，她忽然在一篇私人博客上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为了帮助歌手娃娃出专辑，作为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把自己的奔驰车给卖了。于是她将这个细节提供给了杨澜。当杨澜拿这个问题询问李宗盛时，他感到很是诧异：“嘿嘿，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一个动人的小细节却勾起了李宗盛的一番大感慨：“因为我很疼爱我的歌手，我觉得我们俩是在一条船上。我认为歌手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我如果能够做成了，这个男生，作为一名歌手，他的生命就可以改观。只要我做对一件事情，只要我写对一首好的歌。”一场面对面的谈话交流，正是有了这样平实又真切的细节参与，才有了谈话节目的情感亮点。
在《杨澜访谈录》的成长之路上，对“串场”的讲究是很有说头的。早在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期间，两个人面对面的干聊在港人看来是很无趣的，为了加快谈话节目的节奏，也为了增加节目的好看度，杨澜和她的团队在“串场”上下了一番功夫，或是增加主持人的出镜，或是插播外拍小片，戏剧性的故事和具有冲突感的细节就好像是调味剂，被撒进稍显乏味的清谈之中。如此的方式被《杨澜访谈录》继续延用，并不断以新的内容构成串场，使得串场所承担的功能也日益重要。若将谈话的行进比喻成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串场就好似一面突起在河面上的大坝，在这幅浪花激荡的人生断面上，呈现出的是有机叠加的时代背景，抽象升华的人生感悟，牵动人心的戏剧冲突，越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串场”，嘉宾的心路历程才会被一场谈话节目描摹得立体深刻而又生动好看。串场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通常由“主持人亮相”或“旁白”组成，表面上看只有数百字，但对于欠缺生活阅历或者深度思考力的年轻编导来说，称得上是一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杨澜对人物的快速分析和提炼能力。
如果说资料搜集考验的是编导笨功夫基础上的用心发现，撰写节目串场需要考量的则是编导全方位的人生体悟。杨澜对串联词有着极高的要求，既要以独到的视角切入，又要语句简短且信息量大，还需要有戏剧性的冲突。面对《杨澜访谈录》的高端嘉宾，每一个人物都是某个领域的翘楚，如何将他们的人生用几个串场进行精到的勾连，这让初任编导的金嘉楠一度陷入每临撰写串场，就紧张得失眠的状态。往往是将熬了一宿的串词交给杨澜，温和的杨澜只是慢慢地说：“这样写可不行啊。”然后是一句话一句话地修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语句都被修改掉，这样的失败感总让金嘉楠非常受伤。作为一名善于学习的年轻人，她一直对于杨澜的现场提炼能力保持着好奇，当别人用“聪明”形容杨澜的时候，2002年夏季的新加坡之行让她看到了杨澜聪明背后的“笨功夫”。
从上海起程去机场的路上，杨澜就开始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认真阅读，几个小时飞行过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杨澜还在阅读，只不过手里换了一本厚厚的李光耀传记。因为从出舱口到机场出口有一段距离，推着行李车的杨澜还在抓紧时间阅读。旁边的金嘉楠犯起嘀咕：这次是采访儿子李显龙啊，怎么看的是他老爸的书啊？此时的杨澜完全不理会身边的嘈杂，只顾边走边继续读书，金嘉楠此时注意到由于连日的疲惫，杨澜此时的面孔显得异常的憔悴，行程匆忙让她连墨镜都未来得及携带。直到上了接站的车辆，漫长的阅读过程才告一段落。而就在去往住宿酒店的路上，杨澜又抓紧这个空隙与同行的节目组人员交流了采访细节。
“您父亲曾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但在金融风暴后，它受到了质疑，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CCN：Corruption，collusion and nepotism，即腐败，官商勾结和任人唯亲。你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它吗？”2002年8月30日，在新加坡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厅里，当杨澜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大臣李显龙面对面，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时，金嘉楠才终于理解了杨澜一路努力的终极目的。
《杨澜访谈录》对人物的解读在一个恒定的系统标准之内，并不是散点式地四面开花。在海量信息之上进行观点提炼，进而完成对嘉宾的“人物分析”，是蒋昌建和他的复旦团队致力去做的核心工作。“明日的创建，今日的改变”是《杨澜访谈录》最初的口号，作为总策划的蒋昌建对节目的期许不仅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有“影响那些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虽然当时的《杨澜访谈录》处于有限制落地的境况，但他所做的就是依据节目的定位来圈定嘉宾范围，提供人物分析，并从目标观众的心理出发，拟写出采访提纲，给予杨澜更加宽泛而深刻的参考信息。
在蒋昌建看来，一个成功的采访取决于了解对方多少，因此他相当重视初期的资料搜集工作，由复旦大学学者和硕博士组成的团队拥有着丰富的搜索通道：图书馆、报纸、杂志、互联网。对于境外嘉宾，则直接去外媒和原版书籍上获得信息。信息搜集在了一起，如何处理信息呢？在蒋昌建的把控下，随后开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人物分析。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他的祖先家庭、教育背景、婚姻生活、职业生涯，直至性格特点、价值观念，最后形成几个大的内容板块。接着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提问策略分析，针对每个内容板块召开反复的阅读讨论会，团队成员从各自的思维角度形成不同的问题，然后再由蒋昌建汇总权衡，最后生成由“人物分析”和“访谈问题”组成的策划文本。
此时的策划文本往往只是一稿，杨澜会将自己的观点再补充进来，经过双方反复的沟通，第三稿、第四稿的策划文本会越来越薄，最后在采访现场出现的一定是杨澜本人用A4纸手写的3~4页的提问纲要，这是杨澜在吸纳、判断、剔除、消化各方意见之后，仰仗自己的语言组织、即兴发挥、现场应变、总结概括之核心能力让谈话现场美不胜收的个性脚本。
打造一个专业的访谈现场同样需要高端的技术标准。2001年秋天，做过10年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的吕毅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技术总监。军人出身的吕毅学过特技摄影、水下摄影和显微摄影等，在电影学院做老师期间掌握了系统的电影拍摄技术，拍过故事片、科教片、电视剧、广告、卡拉OK、MTV、电视栏目，几乎在各种形态的节目领域中走了一圈，最后走入了《杨澜访谈录》。
虽然没有拍摄过人物访谈类节目，但吕毅并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多年的电影和电视拍摄经验，使得他在脑中印刻上了诸多配方一样的艺术技巧，如何将一张脸拍得美一些，还是丑一些，似乎是属于直觉领域的反应。他将人物访谈类节目的现场拍摄总结为三大元素：近景、造型、光。为了将镜头中的杨澜拍得更漂亮，爱琢磨的他就好像在学校里拍摄石膏塑像一样，将杨澜的照片放在机器前面从正面和侧面看了又看，最后他决定改变原来的布光，用光来调整杨澜的脸部轮廓。按照一般人物访谈演播室的布光，主持人和嘉宾的用灯最多是4盏，吕毅的新创意是完全按照电影中人物用光的标准，用3盏灯来雕塑一个人，一个是轮廓光，一个是造型光，一个是背景光，这样主持人和嘉宾就会一共用到6盏灯。
在摄影师和灯光师吕毅的眼里，对杨澜一定不能用侧光，由于长时间的劳累，镜头中杨澜的眼袋会比较明显，一用侧光就会凸显出来。为了更为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每到《杨澜访谈录》开场前的几分钟，吕毅就会利用杨澜在场的机会，抓紧时间按照各种方案调试灯光，一点一点慢慢调试的过程就好像慢慢用光去雕刻一件作品。灯光和镜头的精密配合，为访谈空间的杨澜缔造出了非常理想的形象。
杨澜，一个有着原创情结，却不太具有成本意识的领导者，带领着一群心怀人文理想的电视人，为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历史频道的运作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仅有巨额的金钱，还有难以用金钱计量的心血和时间。
理想主义者的努力似乎收到了回报：2001年4月，阳光文化2001年第一季度财政收支接近平衡；2001年10月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优200家小企业”之一；2001年阳光卫视广告实收8000万港币，仅次于凤凰卫视。
但是，这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支持系统
2002年年初，在复旦大学策划团队提供给《杨澜访谈录》的策划文本中，对即将出现的嘉宾——贝塔斯曼全球CEO托马斯·米德尔霍夫，做出了以下的人物分析：
贝塔斯曼是世界五大多媒体产业公司之一，欧洲第二大公司，仅在法国的Vivendi Universal之后。
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兰登出版社、欧洲最大的电视广播公司RTL和贝塔斯曼音乐集团。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一个于1835年靠印刷赞美诗起家的公司带入进能够适应股票市场生活的多媒体产业。
贝塔斯曼是个私人公司，因此，并不是透明的，他正在重组。
但是有人对他则不以为然，一个管理层的人说，“他来自外层空间”，他们担心这位CEO。
2002年新年伊始，国际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米德尔霍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一周时间内他与中国传媒领域的最高主管部门频频接触，为贝塔斯曼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拓展积极活动，米德尔霍夫还向有关部门表示：“贝塔斯曼分布全球的营销渠道将鼎力支持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拓展。”
1月20日，托马斯·米德尔霍夫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专访。同为传媒产业经营管理者的身份，使得两人的谈话既轻松又深入。当杨澜提及米德尔霍夫的博士论文《信息时代的规划问题》，他惊呼道：“你竟然知道！”这篇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章，暴露了年轻的米德尔霍夫对于新兴媒体的大胆预测和浓厚兴趣。正是在这个思维的支配下，1994年他以贝塔斯曼CEO的身份，带领这个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与美国在线合作开展欧洲业务，2001年又收购了提供音乐免费下载服务的Napster公司，21世纪之后的米德尔霍夫又在为争取贝塔斯曼2005年成功上市多方游说。谈到中国，米德尔霍夫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成熟的市场，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市场在成长。除了扩大与中国印刷企业的合作，我们甚至希望涉足广播电视业务。”
一方是欲拓展在中国的传媒业务，一方是想将中国的业务扩大到世界，没有经过太多的磨合，贝塔斯曼与阳光文化就达成了书面的合作意向。2002年6月至7月，双方兼并重组的方案已经进行到了连办公室的座位都已经划分好了的阶段，一个跨洲际、跨领域的大型媒体集团即将诞生在世人面前。7月26日，星期五，在德国柏林，杨澜与米德尔霍夫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商谈。7月28日是个周末，就在这一天，米德尔霍夫突然被贝塔斯曼集团解职，这位CEO如“外星人”一样消失了。陡转直下的局面让杨澜错愕不已，但也深感无奈。原来在公司是否应该上市这个问题上，作为CEO的米德尔霍夫与家族的拥有者之间产生了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积聚已久的矛盾恰好在这一天骤然爆发。
“外星人”消失，阳光文化重归现实。多年之后，杨澜将这一幕称为“充满戏剧色彩”的一幕。但如此荒诞的情节出现在2002年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好像米德尔霍夫成为“被革命的革命者”，贝塔斯曼集团的保守派重新坐庄一样，对于“网络”概念的冷落与时代大背景紧密相关。始于2000年的网络泡沫在2001年至2002年愈演愈烈，有媒体这样描述：2000年，或许只是互联网的冬天，2001年却是整个IT业的冬天，2002年，“冬天”再度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一个词。信息技术的冬天、电信业的冬天、股市的冬天，一连数个冬天使我们身处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寒冷。这对于以“网络”和“电视”概念出世的上市公司阳光文化显然是一个太过冷酷的发育环境。再加上中国传媒市场仍然处于有限度开放，此时的阳光卫视无法实现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的落地，广告来源自然受限。中国内地有线电视收费平台的缓慢推进更是粉碎了杨澜先前的乐观估计，依靠有限的收视用户，阳光卫视根本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
一面是经营的困境，一面是烧钱的理想，永远尊重妻子精神追求的吴征，就内容制作方面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见。在他看来，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实现电视节目的差异化、品质化可谓势在必行，但就生产模式而言，吴征并不赞同杨澜的“原创”概念。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吴征考虑的是在确保节目质量的同时还能做到成本控制，毕竟原创要面对未知的风险和巨额的负担。对于一个刚成立、尚未成功落地的电视频道，比较适合的赢利模式是用低价格购买电视节目，“很多节目可以买，干吗要自己辛辛苦苦做呢？自己做，成本那么大，靠广告短期根本就无法回收。”面对丈夫的异议，杨澜依旧是对理想的坚守：“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卫视频道总要有生长期。”
但生长期的延长需要的是巨额资本的投入。面对妻子的执着，吴征还是妥协了。看到妻子为新生的阳光卫视所付出的心血，吴征下定决心，准备通过资本运作为杨澜解决最为关键的资金问题，他不能眼看着爱人的理想之行，因金钱的羁绊而步履蹒跚，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光水合作”“阳光四通”等系列的跨界合作。吴征进行的资本运作，并不是单纯的财富“滚雪球”，这其中都有一个归根结底的目的，就像他面对《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坦言的那样：“只是想给杨澜一个更稳定的舞台。”
窗外的世界风急浪险，上海永嘉路387号优雅依旧，走进这里的杨澜总是能够拥有片刻的轻松，因为这里有着她最爱的《杨澜访谈录》团队。此时经营着这个温暖大家庭的是2001年年底加盟进来，自称“大管家”的第二任制片人郝亚兰。
从一名工人到英文专业大专生，再从大专到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郝亚兰的进取之路充满了川妹子的辣味。研究生毕业后，郝亚兰被分配到四川省广播电视厅担任翻译，外表柔弱的她工作起来是一派雷厉风行，圈内人称“郝姑娘”。由于工作出色，后又调入四川电视台体育部工作。1993年，四川电视台与印度托拉斯电视台合作，拍摄纪录片《南方丝绸之路》，郝亚兰作为翻译兼领队踏上了这条绵延千年的古道。一路上，郝亚兰事事亲力亲为，前前后后招呼着整个团队，使得随行的编导和同事们领略到了“郝姑娘”又泼辣又细腻的工作风格。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视界还没有“制片人”的称谓，而此时，跟随拍摄组艰苦跋涉的郝亚兰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担当制片人的角色了。
摄制组沿着恒河一路行走，不久就到了古城瓦腊纳昔。这是在印度教徒眼里可以洗脱一生罪孽的圣地，很多人千里迢迢赶来，就为了在河水中沐浴一番，以求得心灵的纯净。还有一些自知时日无多的人也悄悄来到这里，他们端坐在岸边，虔诚的双眸望着远去的夕阳，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这些人死后，他们的家人会将遗体就地火化，然后将骨灰撒入河中。那一刻，生命与圣河一体，灵魂为天神接纳，从此永不分离。为了再现伟大的恒河文明，摄制组雇用了一条船行驶在恒河上拍摄。远处，尸体火化的味道不时飘过来，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甜腻腻的味道。似乎是要考验一下这位女领队的胆量，一位四川电视台的领导“挑衅”似的对着郝亚兰喊道：“郝姑娘，敢不敢跳？”郝亚兰毫不示弱：“谁借给我衣服穿？”这边刚一答应，一转眼的工夫，郝姑娘已经跃入恒河的怀抱，享受着圣河的洗礼了……
瓦腊纳昔之行，对郝亚兰来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奇之旅，不仅让她初次体尝到了一个团队管理者的滋味，也让她对于遥远的宗教和生死的轮回有了更深刻的体味。回国以后，郝亚兰写了一篇颇有意味的文章：《瓦腊纳昔，生与死的分解》。
也是在1993年，在第二届四川国际电视节管理翻译团队的郝亚兰与担任评委、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相识，郝亚兰和她的团队以极其出色的表现，圆满完成了电视节评选的翻译工作，“郝姑娘”不仅让陈汉元称赞不已，也让所有参加电视节的国内外专业人士竖起了大拇指。出色的英语沟通能力加上管理团队的能力，这个不简单的川妹子给陈汉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2001年《杨澜访谈录》需要新任制片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向杨澜推荐了郝亚兰。
在北京的一家餐厅里，郝亚兰和杨澜正式见了面，性情的投缘让两个女人颇有些心心相印的感觉，更有趣的是，最让郝亚兰喜欢的，是杨澜身上的“泼辣劲”，两个能干的女人彼此有了很好的第一印象。谈起未来的合作，郝亚兰很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就先试三个月。如果在这三个月中，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就直接和我说。如果我干不了这事，我不能待在这耽误大家，就这样定了，好吗？”杨澜相信陈汉元的眼光，也更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眼前这位有着大姐风范的女人就是自己要找的“管家”。
郝亚兰做出这个选择并不容易，一个是她的人事关系都在四川广播电视系统，丈夫也在成都工作。放弃原有的工作，远离亲爱的丈夫，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是需要三思之后再三思。但“郝姑娘”就是“郝姑娘”，先是和领导反复沟通，快速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丈夫这里也给予了妻子最充分的理解和信任。2001年12月的一天，郝亚兰登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透过舷窗，看着渐渐远去的川蜀大地，想起从此将与恩爱的丈夫天各一方，心头的依恋难以名状，但似乎是为了一个承诺，又似乎被一个新世界所吸引，四川女子郝亚兰风尘仆仆飞到了黄浦江畔。
走进永嘉路387号，郝亚兰就被这座小洋楼深深吸引了，别致的金属围栏，古雅的花纹雕饰，与郝亚兰想象中的阳光卫视之格调非常相符。温馨的环境慢慢消解了她心中的一丝忐忑。来到办公室，和所有人打招呼，看到的是充满真诚的笑意，听到的是四面八方的口音。郝亚兰忽然被一种纯粹的温暖所包围，就像当年跃入恒河那一瞬间的紧张过后，在圣水中享受到的是超越一切的精神愉悦。直觉告诉她，这里是一个可以踏实做事情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制造梦想的工坊。作为《杨澜访谈录》幕后的管理者，郝亚兰将自己定位成“大管家”，那就是全力以赴为这个家庭的主人——杨澜做好排忧解难的工作。先是从人力资源管理入手，她借鉴自己管理三届四川电视节翻译团队的具体经验，细致地发掘着身边每一个人的潜力和能量。
郝亚兰就任制片人的时机，正值《杨澜访谈录》编导大换血，为了更快地培养新的合格的编导，她将搜索的目光放在了内部人员之中。当时还是“跑龙套”的助理编导金嘉楠做事很是刻苦，而且郝亚兰发现，这个小女生在用心工作的同时，还能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在郝亚兰看来，做电视编导不见得一开始就要懂行，重要的是有没有积极的心态和出色的悟性；而金嘉楠的认真劲儿，让郝亚兰眼睛一亮。当她得知金嘉楠此前在上海电视台有过编辑新闻片的基础，就更坚定了她培养金嘉楠独立编片的决心。面对这样一档高端访谈节目，金嘉楠露出了乖孩子的胆怯：“郝老师，我不敢。”而郝亚兰却拿出了强硬的口吻：“你必须要上，现在不上，永远上不去，你现在就得编。”强令之下，金嘉楠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而当她看到自己承接的第一档《杨澜访谈录》的标题时，不禁目瞪口呆。《回眸2001》——《杨澜访谈录》2002年的开年大作。当金嘉楠快速融入角色并发挥主动性的时候，才发现先前的用心积淀的确促成了这一刻的绽放，在这期和吕毅合作的节目里，金嘉楠创造性地用了拼盘的形式，展示了2001年那些经典难忘的片段。后来的播出效果证明，郝亚兰的确没有看走眼。
王祖继比郝亚兰早半年进入永嘉路387号工作，原来是上海某工厂的八级电工。在同事眼中，这位典型的上海男人话语不多，很内向，但修理电器尽职尽责，分外的事也是有求必应。郝亚兰看到王祖继那么吃苦肯干，就决定要给这个憨厚的上海男人一次机会。当时，《杨澜访谈录》正好缺一个灯光师和摄影师，王祖继在技术上的精到让郝亚兰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潜力。于是，郝亚兰找到了担任技术总监的吕毅，希望吕毅能收下这个小徒弟，在灯光摄影方面多多栽培，也算是给这个员工找一个更专业的饭碗。吕毅听了郝亚兰推荐，连连摇头，觉得这种培养想都不要想，摄影师、灯光师不是只懂得摆弄器材，更重要的在于艺术审美上的悟性，这种悟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何况王祖继学历不高，能领悟摄像中的多少奥妙实在不好说；再加上王祖继当时已经30多岁了，重新学一门专业技术，能不能坚持下来都是个问题。但郝亚兰不信这个，她相信凭着王祖继的钻研劲，一定能学出来。当郝亚兰告诉王祖继要把他培养成摄影师时，王祖继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兴奋。虚心的学生感动了认真的老师，吕毅重执教鞭，手把手地调教着这个电工徒弟。慧心巧手的王祖继很快掌握了灯光和摄影方面的很多技巧，而且对公司所有器材的型号、功用、大小了如指掌。每次外出的设备装车时，有时器材多了大家都觉得装不下，但经过王祖继一番巧妙的摆弄调整，大小器材装配得井然有序。
作为制片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成本核算。郝亚兰是个精打细算的人，但精细不等于吝啬。王祖继当上摄影师后，郝亚兰想既然王祖继干了这份工作，多出了份力，就应该给人家报酬。当时王祖继的正式身份还是公司的电工，但参与了很多灯光、摄像工作，于是郝亚兰就在王祖继每月的工资里又加上了摄像这部分费用。这样，一方面，原本工资不高的王祖继提高了收入，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也增强了他对阳光卫视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培养王祖继等于为阳光卫视储存人才，可谓一举两得。这笔账，郝亚兰算得很高明。
依托自己原来的人脉资源，2002年7月，郝亚兰又从四川电视台体育部调来了摄影师韩治学，为《杨澜访谈录》摄制团队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已经在阳光卫视《人物志》担任译制片编辑的毕崑，也被调配到了《杨澜访谈录》做编导。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英文专业，曾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从事过管理工作的邓陆也加盟进来，担任制片助理。针对每个人的优势和特点，制片人郝亚兰都给予了不同的关照：君达拥有澳大利亚国籍，出入境方便且英语流利，所有去英语国家采访，基本都由她负责；金嘉楠英语水平稍弱，需要境外采访时，一般会安排她去香港、东南亚一带可以说中文的地方；毕崑因为是男生，英文很棒又偏好财经类题材，因此涉及财经类题材的节目，郝亚兰就会分配给他；邓陆具有中英双语的交流优势，又具备市场和营销经验，就由她负责对外联络和统筹工作；吕毅作为技术总监，倚靠他来指导王祖继和韩治学；除了美国纽约有《杨澜访谈录》长期合作的摄制队不需要两人跟去外，其他所有境外采访，郝亚兰都会派韩治学和王祖继去，这样不仅能省去雇用当地摄制组的高额费用，也可以让他们历练技术，开阔视野，尽快成长为优秀的摄影师。
在郝亚兰的精心安排下，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充满激情地展开工作，《杨澜访谈录》有条不紊地向前运行，这种运行不是依靠冷冰冰的工作手册，而是仰仗整个团队的互相配合、共同担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但相同的是都有一份纯粹而高贵的精神追求，精诚合作的众人共同构成了杨澜事业的支持体系，而这些支持又化作杨澜梦想之路上的鼓励和提醒。
以杨澜为灵魂，以郝亚兰为制片人，吕毅、君达、金嘉楠、毕崑、邓陆、王祖继、韩治学组成了《杨澜访谈录》上海时期的“梦之队”。《杨澜访谈录》2002年全年节目高达87期，采访足迹遍及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
2002年，对于飘飞于理想主义空中的杨澜来说，有着冬天的冰冷，但《杨澜访谈录》这座港湾给予她的却是生长着纯粹梦想的春意。
这一份来自荒诞时代的安全感由她身后的亲情、爱情，以及友情倾力提供。
你不想赢吗？理想主义的旗帜似乎无法在冬天的霜雪中高扬，但这个问题却被杨澜在2002年当成了激励自己和同道人的武器。
赢了自己，就是赢了一切，因为这是梦之队的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