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

关于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前人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涉及到的不外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包括清王朝以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政策和以兴科举、倡修书为表现的怀柔政策；一是经济原因，即以“康、乾盛世”为代表的具备有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以经济繁荣发展为基础的丰腴物质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学术原因，包括对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空疏学风的否定和对历史上考据传统的继承，等等。当然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不拘泥于一点，而能照顾到各个方面，这是对的；但是在讨论什么是主要原因时，总是产生较大的分歧。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晚清改革、改良、革命派批判或反满思潮和近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政治决定论”的影响，“政治原因为主说”总是占据上风。例如晚清具有批判、改革思想的龚自珍，在《咏史》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全集》第九辑），前一句恰好说明高压政策硬的一手的作用，后一句恰好说明怀柔政策软的一手的作用。又如辛亥革命派人物章炳麟，在《检论·清儒》中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馀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能，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章氏丛书》本卷四）再如梁启超完稿于1925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它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也谈到学术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人人自危的高压政策。他还触及到考据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过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最终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高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观点，与此相同。大陆学术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前，这一类政治为主因的观点，由于和“政治决定论”合拍，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观点的主流地位开始动摇，但至今仍有影响，有的人仍在坚持（见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关于政治原因，我们的看法是既不能夸大，也不应抹煞。如果全面地客观分析，无论如何政治不能成为主因，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据学发展高峰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高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郑，百行法程朱。”（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前记》）说明在治经方法上宗尚以服虔、郑玄为代表的汉学，而在道德行事上则完全奉行程朱理学。所以认为政治原因为主，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主要取决于内因，即取决于学术本身的原因。这也并不是什么新见，是学术界早已有之的看法。如上面提到的梁启超的观点已有此见。又如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残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称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徵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者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致史学之不振也。（《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又如余英时，在他的专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初版，1996年增订本）中和一系列论文如《从宋明理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等中（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清代考据学提出了一个思想史“内在理路”的新解释，他认为这个新解释“并不能代替外缘论，而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充、一种修正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决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然而只讲外缘，忽略了‘内在理路’，则学术思想史终无法讲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所以我的新解释，也不是全面性的。事实上，我的新解释是乘旧说的间隙而起。‘内在理路’既是思想史的一个客观组成部分，以前的外缘论者也都多少接触了它，不过没有达到自觉的境地而已。”（同上）这种看法既是客观的，又是全面的。再如[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余英时之后，对这一问题作了继续探讨，他除了继承“内在理路”的观点之外，还引进了“学术话语”的观念，他一方面认为“考据学‘话语’并不缺乏政治影响”，作了详细的论证；另一方面又以大量篇幅对“学术话语”由理学到考据学的发展变化作了更详细的论述。但是无庸讳言，他们对学术原因的探讨也都还有语焉不详的缺憾。本章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紧扣学术本身的原因再作发掘和阐发，要点有三，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