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不作媚时语——读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

书名题为《传统与反传统》，收录有作者近年内与台湾学者林毓生辩驳“五四”精神的有关论文及其他笔记、散论等二十二篇。这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论集。

一九八七年作者答记者问，他重申三十年前即为此罹祸的“向着真实”之主张：“这样简单的道理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可是，我们却需要卜昼卜夜地大声疾呼，来为这样平凡的真理去说明，去申辩”。

一九八八年接待电台编辑采访，他又举罗曼·罗兰为例：“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超越混战，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后来他在答苏联作家格莱特考夫的信中，又宣称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可是谁都不会怀疑以个人主义自命的罗曼·罗兰具有最强烈的爱人类、爱真理、爱进步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实在害怕并反感文坛上那种一窝蜂的风气，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

这种精神，中国人称之为真性情。为了这些真性情，一个人可能会付出代价。在该书附录中，记有这样一件往事：一九五五年，王元化被卷进胡风集团一案时，他与胡风关系不深，只不过当时坚持认为那样处理胡风有失公正，才从“认识不端正”“态度不好”升级，被定为该集团“骨干人物”。他当时确有机会解脱，却被他自己断然拒绝，结果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党籍开除，行政连降六级！

在当代士人以策略代道德者看来，这种选择简直是“拎不清”，不可理喻。而在一派严肃的老学者看来，不可理喻者，不可利喻也。圣贤作书，所谓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不就教人一个“义利之辩”?“辞交取予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人生吃紧之处，往往就在这种似可便宜行事的地方。守一步，有耻无愧；退一步，有愧无耻。一步提拎不住，步步失格失节。从此一生，即如朱子所言：“顷刻放宽，便随物流转，无复收拾了。”

在这方面，林毓生尽管与王元化有学术之争，但在论述其先师殷海光一生的道德成就时，有一段悼词，椎心泣血，极为恳切，与隔岸学人反而有心心相通之处。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于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并不损人利己，但想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均能暂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如此专心致志，积年累月，也许有重大学术成就的希望。而殷先生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苦难的中国。他经常处在道德愤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心情中，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

身为社会道德的立法者，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又怎么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有大感触大悲怀者，方能有大襟怀大境界。而中国文化的至高至上境界，本身就不是一个学术境界，而是一个道德境界。儒家曰成圣成贤，道家曰成真人成至性，佛家曰成佛成菩萨，儒、道、释三家不正是在这里相汇交融，打成一片的吗？半个世纪的冷风热血，何曾有一日不需要“卜昼卜夜地大声疾呼”，何曾有一日不需要坚守罗兰式的“精神独立之宣言”？多少人屡挫屡奋、愈挫愈奋，并不是寄望于外在的学术成就，而是凭恃内在的道德资源才走过来的。从消极处说，一代学人命中注定，不得不以较高的道德成就来弥补学术成就；从积极处说，有耻无愧，有行无憾，不正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道德义务，甚或道德牺牲吗？即此而言，天命所系，天职所在，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此在彼，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呵。

（本文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