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雄史诗《乌莎巴罗》

在傣族的文学史上,叙事长诗在几百年前就十分发达,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据帕拉纳于1615年撰写的《论傣族诗歌的种类》一书记载,那时的傣族叙事长诗就有500首,其中,“叙事诗内容较长、故事较多的有5首。《乌莎巴罗》为首,接下来是《粘巴戏顿(四颗缅桂)》,第三是《兰嘎西贺》,第四是《粘响》,第五是《巴塔麻嘎捧尚罗》”[1]。所以,《乌莎巴罗》也被称为傣族第一诗王。但是,这部以贝叶记载的叙事长诗一直失落于民间。最近,这部诗稿才被重新发现,并由刀永平翻译,罗俊新(原《潮州日报》总编辑)整理出来。全诗56 000多行,约40万字。它的发现和整理,对于推动傣族长篇叙事诗乃至整个傣族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乌莎巴罗》成书于傣历354年2月,即992年。10世纪恰好是傣族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江应梁先生在《傣族史》中认为:“在唐代中期到北宋初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掸泰诸族部落的强大,各部落和酋长早已由公推而演变为世袭的统治者,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2]而《乌莎巴罗》反映的是这个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发生在勐嘎西纳与勐班加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长诗一开始就讲述,“那时人世间有一百零一个国家”(这里的“国家”是指“部落”或“勐”,下同),而勐嘎西纳是其中特别强盛的一个,它作为部落联盟盟主管辖着其他王国。勐嘎西纳的国王捧马典是天神下凡,他英勇善战且有无穷神力,但非常专制和霸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先是飞到天上引弓张驽,“射出的弓箭惊天动地/地面的人听后闻风丧胆”,接着向地上的人们高喊:“这里的人必须服从我统治/决不允许任何人反抗。”他有一个长得很美丽的养女叫南苏塔沙,南苏塔沙与勐班加的王子乌莎巴罗相爱,乌莎巴罗也是天神转世,有高强法力且为人诚信。但是捧马典没有把他看作未来女婿,“他忌妒乌莎巴罗武功高强”,害怕他“将来打破他称霸世界的梦想”,所以把他扣留在勐嘎西纳,想趁机除掉他。勐班加是礼仪之邦,为了避免战祸,先派使臣带着礼物向捧马典提亲,没想到派去的使臣却遭捧马典辱骂,两勐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双方都各自动员自己的盟国参战,甚至天上的神仙也参与了战斗。这场大战进行得激烈、残酷。最后,正义之师勐班加取得了胜利,捧马典被乌莎巴罗杀死,勐班加扶助勐嘎西纳已背叛父亲的王子帕农板继承王位,乌莎巴罗也终与南苏塔沙成婚。

诗歌透过乌莎巴罗与南苏塔沙的爱情纠葛所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现实: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这一历史交替时期是社会矛盾最为突出、尖锐和复杂的历史时期,私欲促使这个时期不断发生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而后形成新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乌莎巴罗》反映的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当然,这部诗歌也反映了其他的社会内容:比如诗歌揭示了佛教传入傣族初期同原始神之间的矛盾,以及后来如何同原始宗教相结合共同成为人们的信仰;反映了傣家那时的社会制度:“国家立下许多规矩/把人群划分为官家和百姓/官民界线分明世代相传/高低贵贱前世注定。”这说明傣族那时已进入阶级社会;还反映了各勐决策的民主会议制:不论是勐嘎西纳或是勐班加,大至战争,小至王子或公主的婚嫁事宜,国王都要召集群臣或长者认真商议,臣民们往往也敢于直言自己的主张。这是原始部落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民主制;长诗还反映了傣族在嫁娶、祭祀、占卜等方面的习俗。这就是说,《乌莎巴罗》不仅概括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是一部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叙事诗。

事实上,《乌莎巴罗》不仅是一部史诗,而且是一部英雄史诗。《乌莎巴罗》塑造了两位英雄人物:捧马典和乌莎巴罗。捧马典属于行将被时代淘汰的英雄人物。他最为显著的人格特点是勇猛、强势、霸道,他敢于率领勐嘎西纳抗击魔鬼之国孟维扎团,并在战胜魔鬼之国后树立较高的威信;他喜欢掠夺和扩张,并可以不顾一切地扫除阻碍他的障碍;他还有拼死搏斗的精神,在战争的最后他已陷于必败的境地的时候,仍不肯俯首称臣:“老子是天下第一男子汉/从没有向任何人投降/如果要我向你屈服/除非河水倒流树倒长。”这种刚强不屈的品格实在令人慨叹不已。史诗并没有简单地贬抑这个人物形象,他毕竟代表着一个时代傣族人民对理想人格和社会历史的评价原则:对于一个行将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的时代来说,“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3],因此,勇敢和强大成了人们歌颂的英雄品格,而扩张和掠夺也是应有的社会秩序。捧马典正是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他的勇敢和强大背后隐含的凶狠、贪婪、霸道使他越来越失去民心,失去一个部落联盟盟主的凝聚力。而乌莎巴罗就不同了。他少年时代就自愿随帕伦王出家,学会了佛经,“懂得了五戒八律的内涵”,培养了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他为人有礼,忠于爱情。他法力高强而又与人为善:即使被捧马典囚禁,他有能力打败围攻他的敌人,但他“不愿残害生灵”,“不愿跟无辜的人打仗”。他杀死了捧马典,但不愿意夺取勐嘎西纳的政权,而是扶助捧马典的儿子帕农板继承王位。这就是说,他不是凭武力而是凭信义获得人们的爱戴,他不是以掠夺和征服去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是把各勐人民的和平和安宁当作人生的目标。所以,乌莎巴罗身上是凝聚了傣族人民对美好理想的要求:经历了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人民已厌倦了武力和厮杀,他们渴望一个有德的君主,去统一天下并缔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家。这也正是乌莎巴罗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意义。而我想,《乌莎巴罗》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价值,即在于通过乌莎巴罗和捧马典两个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的塑造,暗示一个凭武力征服天下的旧时代的行将结束,和一个凭德行统治天下的新时代的到来。潜明兹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中认为,“傣族中世纪的诗在500部以上,在大量长诗中能确定为英雄史诗的至少有四部(篇)”。这四部即是《厘捧》、《粘响》、《相勐》、《兰嘎西贺》。[4]现在我们又可以在这个行列中添加上一部《乌莎巴罗》了。

《乌莎巴罗》所包含的思想,首先是对佛教人生观、价值观的宣扬。据考证,佛教思想传入傣族是在7—9世纪间。[5]在这部史诗中,所宣扬的佛教思想最突出的是轮回和业报的观念。勐嘎西纳为什么会走向衰落?是因为捧马典在天堂碰到前世妻子南苏扎腊,两人破坏天规私奔到人间。天上的英达王于是重新“为人类选择优秀的接班人”,他委派男神下凡,转世而为乌莎巴罗。乌莎巴罗和南苏塔沙为什么会有被囚禁之灾?是因为“前世关了一对鹦鹉/今生坐上了铁牢笼”。此外,史诗还宣扬了“赕佛”的观念。“赕佛”即贡献财产用以支持佛教活动。作品描写了不少因潜心拜佛、“赕佛”得以成仙或转世当上国王的故事。佛教思想的渗透使整部史诗有着较为浓厚的教诲色彩。

但我以为,宗教的思想在这部史诗中仅仅是外壳,剥开这一层外壳,就可以看到这部史诗的思想内核——对正义原则的宣扬。捧马典并非因为触犯天规,而是因为多行不义最终才众叛亲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而乌莎巴罗,他的取胜也不是因为神的旨意,而是信守“义”的原则终为人们所拥护和爱戴。值得注意的是,史诗还把亲情、爱情也放在正义的天平上去衡量。史诗多处描写到儿子反叛父亲的情节:帕农板不满父王捧马典的贪婪和专制,最终投奔勐班加的阵营;在第二十三章《宝角牛的故事》中,老牛王为了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把自己亲生儿子全部踏死,死里逃生的宝角牛长大后又把老牛王杀死等等。在这里,“义”的原则战胜了血缘的原则。在作品中,即或是对爱情的描写,也是以“义”去衡量。捧马典前世的妻子南苏扎腊与富翁苏巴纳私奔,后来她在天堂碰到捧马典又旧情复燃,舍弃苏巴纳与捧马典私下凡间。这是对丈夫的不忠,所以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观乌莎巴罗,他的几次婚姻都碰到波折,但他从来没有在陷于困境时舍弃妻子,而是与其共患难,这正是体现了“义”的原则。所以,也可以说,《乌莎巴罗》是一部谴责不义,歌颂正义的英雄史诗。

《乌莎巴罗》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现实与幻想的交融,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是本诗显著的特点。史诗以鸿篇巨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壮阔的生存空间:既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纠葛,又有人与妖魔之间,神与魔之间的冲突和纷争;忽而是人间世俗生活的细腻的展现,忽而是天上神异描写和奇特的幻想,这种人类早期的幼稚的思维使我们领略到一种跨越神人、生死的恢宏气度和壮阔的意境。另外,史诗善于将泼墨如画的叙事与淳厚优美的抒情交织在一起。常常是,粗犷狂烈的战争场面,穿插进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惨烈的厮杀刚刚结束,忽然又弹唱起父母的牵肠挂肚,妻儿的彼此安慰和凄然告别。

其次,是人物塑造的成功。对于一部英雄史诗来说,能否塑造出既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是至关重要的。《乌莎巴罗》中两个英雄形象的塑造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就如乌莎巴罗,他是宫廷王子,却又平易近人;他骁勇善战,又信守仁义;更难得的是作者能够在几次的爱情生活中写出他多情、温柔的一面,这就使得这个理想色彩浓厚的人物显得有血有肉。当然,这个人物在塑造上仍然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我们在他身上几乎很难找到缺点。相比之下,捧马典这个形象显得更为丰满、鲜活、生动,这得益于史诗对这个人物性格多侧面、多层次的刻画,得益于史诗对人物性格丰富性、复杂性的描写:在与勐班加的战争中,一开始他是怒斥勐班加派来的使者的,体现了王者的霸气;在大军压境,群臣恐慌的时候,他“反而放声哈哈大笑”,显现一个英雄的自信和镇定;而当他派出的几拨大将都战死沙场,眼见战争已成败局之后,作品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

捧马典好像心情尚好,

看不出有半点紧张;

他面带微笑自我安慰,

仿佛他这次打了胜仗。

……

捧马典的微笑时间不长,

装出的笑脸慢慢消散;

他突然大声痛哭,

这时的样子实在凄凉。

“我的十六名大将军啊。

你们是勐嘎西纳的栋梁;

你们就这样离我而去,

你们死得何等枉冤。”

……

“昆兴将军已离我而去,

丢下美好的家空荡荡;

丢下他如花似玉的妻子,

不知今后会变成谁的婆娘?”

“还有那可怜的昆治将军,

他也在战场上阵亡;

他身中万箭死得悲惨,

撒手而去回不了家乡。”

“他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还有那年轻美丽的妻房;

死的时候没有见上一面,

如同做了一场噩梦一般。”

……

在战争前后捧马典的不同表现中,我们看到捧马典刚强的外表下所包藏的软弱,看到了他凶狠的背后充满人性的、丰富的感情世界。而他在战败后所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的执拗,更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人格力量。这应该说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又个性突出的典型形象。在傣族已整理出来的几部英雄史诗中,《厘捧》、《粘响》所塑造的人物还没有完全脱离神话中人物的类型化的特点,人物的个性特征不够突出,这说明它们是早期创作的作品。而到了《乌莎巴罗》、《相勐》、《兰嘎西贺》,人物的个性特征、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这说明它们都是在艺术创造上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创作出来的作品。

在语言叙述上,这部史诗有着傣族叙事诗共同的特点,即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喜欢以花草、树木、溪流、星星、月亮作为叙事诗的润色剂,使语言色彩鲜明秀美;而唱颂体那种富于抒情韵味的叙述,又使诗句读来悠扬婉转、优美动听。需要提及的是在翻译成汉语之后,仍然能够体现傣族叙事诗在语言表达上的这种特色,足见翻译、整理者的艺术功力。

当然,这部史诗也有不少毛病。首先是宗教教化色彩比较浓厚。这倒不是说不可以表现佛教思想,而是说其中不少观念、思想是赞哈传唱过程中渗透进去的,所以,与原来所表现的生活内容融汇得不够融洽,甚至还有个别章节是纯粹的说教(如第四十七章《生因果报应》)。这不能不说是史诗的一个毛病。其次,史诗结构恢宏,情节复杂,但显得过于散漫、庞杂。有些情节显见游离于主题之外,有些情节的发展显得拖沓、平板。比如史诗最后写到捧马典被杀,帕农板登基,乌莎巴罗与南苏塔沙完婚,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还安排了南苏塔沙在森林被魔鬼劫持,乌莎巴罗率领勐班加与魔国展开人魔大战。这个情节似乎对人物塑造或主题表现已没有多少意义,有点画蛇添足了。另外,诗歌在描写上善于排比铺陈,但叙述节奏过于迟缓,有些章节读来觉得冗长、沉闷。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