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5世纪的英国（1399—1509）

国王

亨利四世获得王位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叛变的挑战。在威尔士，戈林（Owain Glyn）曾于1401年至1408年间，推翻英国的统治，但不久即被未来的亨利五世，即现在的威尔士王子，以锐利的战略击败了。戈林在威尔士的山岩城寨中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活，在他收到英勇的征服者威尔士王子的大赦数小时之后，即逝世了。诺森伯兰的伯爵珀西与戈林同时发动革命，率领一部分北方贵族反抗国王，他们曾协助国王废除理查二世，国王却未能实现对他们的承诺。伯爵有一个鲁莽毛躁的儿子哈利，号称“急性子”（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合宜地把他写成可爱的人），于1403年率领了一支畏畏缩缩而又缺少训练的部队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对抗国王，这个有勇无谋的年轻人在此役中牺牲。亨利四世在前线作战英勇，他的花花公子“哈尔王子”（Prince Hal）也表现英勇，在阿让库尔打赢了法国。因为下列各种问题，亨利无暇专心于政务：他的岁收不足以应付开支；他又患有麻风、脱肠和梅毒等病；财政上的困扰，使他与国会争吵不休，终于结束了其王朝。霍林谢德的记载上称：“亨利46岁那年，在极为窘困与痛苦中，去见上帝了。”

根据传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在少年时代曾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甚至曾阴谋夺取其体弱而抓权甚紧的父亲的王位。当时的编年史家对他的狂欢作乐仅是轻轻一提，并使我们相信在继承王位之后，“他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诚实、严肃和庄重”。曾经与酒徒及不正经的女人为伍而放荡的亨利五世，现在致力于领导联合一致的基督徒来抵抗进犯的土耳其大军——当然附带的是他必须先征服法国。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这个目标，一位英国国王坐在法国的王位上是一种危机，德国王公向他输诚，并拟奉他为主。他带兵作战，力追恺撒，命令简要，重视军事补给和鼓舞士气，他自己则餐风饮露，躬亲于每一场战役。突然，这位35岁英年的青年在温森斯的博伊斯（Bois-de-Vincennes）死于一场热病（1422年）。

亨利五世之死救了法国，却几乎弄垮了英国。靠着他的威望，也许朝臣曾说服纳税人，解救政府免于崩溃。太子亨利六世继位，仅出生9个月。摄政者的贪污导致不良的后果；那些不称职的将领们，陷国库于空虚，致使债台高筑、无法补救。这位新的统治者永远无法提高王室的地位。他身体脆弱，神经衰弱，爱好宗教与书籍，但一谈到战争，就战栗不止。英国人曾怀念他们失去的老国王，现在却获得了一位圣人。亨利六世仿效法国查理六世，竟也变得疯狂。一年之后，他的大臣们签订了一项百年战争的和约，承认英国战败。

约克的公爵理查，做了两年摄政王，1454年，不知何故，亨利六世罢黜了他。这位愤怒的公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宣称有权要求王位。他污辱兰开斯特的国王们是篡夺王位者，在玫瑰战争中他加入了萨里斯伯里、沃里克及其他男爵——兰开斯特为红玫瑰，约克为白玫瑰。1454年至1485年，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的贵族们不断自相残杀，给英国带来贫困与凄凉。复员的军人，因不惯于安定，更不愿重任农工，便加入了双方的争斗，抢劫村镇，毫无顾忌地屠杀那些不利于他们的人。约克公爵于1460年在戈尔德史密斯的威克菲（Goldsmith's Wakefield）战场阵亡，但他儿子爱德华——马尔茨伯爵（Earl of March）——仍然无情地继续战争，不论亲故渊源对所有的俘虏一律屠杀。安茹的玛格丽特是一位能干厉害的王后，与平和的亨利国王不同。她率领兰开斯特人做顽强的抵抗。马尔茨于1461年在道敦赢得胜利，结束了兰开斯特王朝，成为爱德华四世，第一任约克派君王。

以后6年中真正统治英国的是理查·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即沃里克伯爵。他是一个富有而枝繁叶茂的宗族的领袖，具有一种统御指挥而使人顺服的性格，他娴熟政事，在战争中也很出色。“拥护国王的沃里克”在道敦奠定了胜利，即行拥护爱德华四世登上王位。这位国王不求上进、沉迷女色。沃里克则执政极佳，使英国除泰恩南部及塞文（Severn）东部外，一切都听命于沃里克。爱德华四世不愿如此，转而对付沃里克，于是沃里克联合玛格丽特，把爱德华逐出英境，并于1470年恢复亨利六世的权位，而让他再次统政。爱德华得到勃艮第的援助，组织了一支军队，越过赫尔（Hull），于1471年在巴尼特（Barnet）击杀了沃里克，又在蒂克斯伯立（Tewkesbury）击败玛格丽特（1471年），刺杀亨利六世于城堡中。此后，爱德华四世一直过着享福的生活。

那时他只有31岁。据科米纳的描述，在同时代的男人中，爱德华是最英俊的；他除了喜欢女人、跳舞、享受及行猎外，别无所好。他没收沃里克的财产补充国库，又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那里获得求和的贿金12.5万克朗，并约定以后每年付5万。他太安逸，可以不去理会议会，因为议会对他的唯一用途，只是投票来支持他的财政而已。他自觉王位稳固，又恢复了奢侈与懒怠的习气。他衣着华丽，心宽体胖，于1483年（41岁），其个人权力与财富正达巅峰之际，与世长辞了。

他留下两个儿子：12岁的爱德华五世和9岁的约克公爵理查德。他们的叔父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爵理查，过去6年一直在朝任职内阁，他的勤劳、热心及才干，使英国人民愿意接受他为摄政王。他其貌不扬，佝偻着背，面容难看，左肩比右肩高。不知是否由于权力的过度膨胀，或只是疑惧有人要阴谋推翻他，理查监禁了很多有名人士，并处死了一人。1483年7月6日，他为自己加冕，自封为理查三世。同年7月15日，老国王的两个儿子在城堡中被杀，无人知道凶手是谁。于是贵族们又起而叛变，这次是由里士满（Richmond）的伯爵亨利·都铎（Henry Tudor）领导。1485年，这支秩序井然的军队与国王庞大的军队在包斯华斯战场（Bosworth Field）遭遇时，理查的大部分兵士拒绝作战，在无兵无士之下，他终于在拼命的突围时阵亡了。约克王朝遂告结束。里士满伯爵即亨利七世，开创了都铎王朝，这个王朝到伊丽莎白时代才告终止。

亨利七世在需要之时，显露了他在王位上应有的仁善与狠辣。中世纪的德国画家霍尔拜因（Ambrose Holbein）在白厅（Whitehall）内的壁画上，把这位英国国王描绘成：高瘦而无须，阴沉而文雅，城府深，工心计，冷酷而自负，倔强而容忍，他使亨利六世下的英格兰由贫困的绝境转为富足，并在以后的亨利八世下，实行了中央集权。培根说他“喜欢财库充裕时的快乐”，因为他知道财力在政治上的说服力。他有技巧地征税，以慈善名义来抽富人的血，他热切地利用罚金充实国库，并劝阻犯罪，同时暗示法官多科罚金少判重刑。自1216年以来，他是第一位用自己的收入做开支的英国国王，他的宽大与慷慨冲淡了他的吝啬。他很谨慎地专心于政务，不注重个人的快乐，以便完成他的计划。他的一生因终年猜忌而显得阴沉，他不信赖任何人，并隐藏他的心意，他用正当或不显明的手段，去完成其目的。他创立了“星室法院”（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利用秘密会议审讯那些有势力而不畏惧当地法官的暴躁贵族。他逐年把衰败失势的贵族和心怀恐惧的高级教士，纳入君主的统御之下。一些激烈分子愤恨自由被剥夺及议会被废除，但农人们非常谅解这位约束了他们地主的国王，工商人士也感激他明智地促进了工商业。当这位国王发现英格兰处于封建分裂状态，有一个极贫困而又毫无声誉的政府，无法赢得人民服从或效忠时，他专心于政务，扭转局面，给亨利八世带来了一个令人尊敬、有秩序、有财力、统一而和平的国家。

财富的增长

显然，在1381年的大叛乱中英国并无所获。奴隶税仍被榨取，直到1537年，上议院否决了一项有关解放所有农奴的议案。圈地的工作加速进行，成千被逐出的农奴变成城市中的无产贫民。托马斯·莫尔说，羊群吃光了农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圈地运动是好的：近于荒废的土地，被放牧的羊群再次氮化，一直到1500年，农奴仅占人口的1%。小地主阶级产生了，他们自己耕种，逐渐让英国人养成坚强独立的性格，由此锤炼成大英联邦，并建立了空前的未成文的自由制度。

当全国工商业兴起，货币经济与国外贸易相互依存时，封建制度变得一无可取。农奴为地主生产时，他本人提不起发展商业的兴趣；自由的农民和商人却能在公共市场出售产品，对利润的追求，加速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各乡镇把更多的食物运往城市，城市则生产更多的货品来购买食物，这种过多的交易量超过了旧市场的容纳和公会的规定，终而发展到海外。

有些同业公会成为“商业公司”，由国王发执照，向海外推销英国商品。14世纪，大部分英国的贸易，用意大利的船只来运货，但现在英国自己建造船只，航运于北海、大西洋海岸及地中海一带。热那亚和汉撒同盟的商人愤恨这些后来者，便用海盗手段和禁止通商打击他们。亨利七世深信英国的发展必须靠海外贸易，因此用政府力量来保护英国货运，并与其他国家订立商务协定以建立海上秩序和和平。1500年以前，英国的投机商人控制了北海的贸易。眼光远大的英国国王已注意到对中国与日本的通商。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伯特（Giovanni Caboto）——后来他迁居到布里斯托（Bristol）而改称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o）——寻找横渡大西洋的北方通路，却兴奋地发现了纽芬兰，并在1498年第二次航行时，探勘出拉布拉多（Labrador）到特拉华（Delaware）的海岸。他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儿子塞巴斯蒂昂·卡伯特（Sebastian Cabot）赴西班牙服役。大概海员们和国王都未料到，这些远征探险竟开创了大英帝国主义，也为英国贸易和殖民者开拓了领区，这些领区及时成为支持英国的力量。

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也壮大了国家的工业。建立经济制度减低了利率，有时减低到5%。政府的法令严格管制了工资和劳工待遇。亨利七世在1495年制定的法规如下：

从3月中旬到9月中旬，各技师与劳工早晨5点以前，必须工作，仅有半小时用早餐，一个半小时吃午饭，饭后有短暂的午睡，然后工作到晚上七八点。从9月中旬到3月中旬，各技师与劳工在每天黎明时就要工作，直到深夜……白天不可睡觉。

工人们在星期日可以休息饮酒，一年中有24天假日。很多日用品都由政府规定平价出售，凡超过定价而被逮捕者时有所闻。依照货价订定实际工资，15世纪末的工资比19世纪初的显然高些。

这一时期英国的劳动革命者强调其政治上的权利及经济上的失策。半共产主义的宣传几乎每年都有，他们对工人们不断地煽动：“你们与那些有钱的上流人士，是同样的人，为何他们玩乐，你们却要这样劳苦？为何他们如此富有，你们却贫无立锥之地？”反对圈地的暴动为数甚多，商人与技工间的冲突，时常发生；市政民主化的骚动也时有所闻，多半是为了在议会的劳工代表权和减税。

1450年6月，一支庞大而有纪律的农人和城市劳工武力进军伦敦，在布兰克赫滋（Blackheath）扎营。他们的领导人杰克·凯德（Jack Cade）呈递诉怨报告书。“所有的平民如果缴税纳贡，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单靠做工或耕种，将无法维持生计。”《劳工法令》应予废止，并应重组新阁。政府指控凯德提倡共产主义。亨利六世的军队和若干贵族的卫士，于1450年的6月18日，在塞文欧克斯（Sevenoaks）对叛军作战。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叛军获胜并攻进了伦敦。为了使他们妥协，国王的议会下令逮捕领主塞伊（Saye）和威廉·克罗默（William Crowmer），尤其可恨的是那些榨油和暴政的官员们。同年7月4日，他们向围困城堡的暴民投降。他们被叛乱分子审讯，拒绝辩护，后被杀头。坎特伯雷的总主教和温切斯特的主教调和，准予某些要求及特赦。叛乱者同意而解散。但杰克·凯德攻击在谢佩（Sheppey）的昆斯自治区（Queensborough）的城堡，并于同年7月12日拒捕时受重伤。8个从犯同判死刑；其余人员均被国王赦免，“其臣民皆大欢喜”。

道德与习尚

约1500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书中称：

英国大部分男女老幼都长得俊美而匀称……他们非常自负，并夸耀一切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出色，除了英国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总会说：“他看来像英国人。”非常遗憾的是，那一位英俊的外国人并非英国人。

的确，英国人在体格、特性及言语方面，都是粗犷而精力充沛。他们坦诚发誓说，圣女贞德通常都把他们喊作“死鬼”。妇女们也毫无顾忌地谈论生理和遗传上的事情，这些谈话会让今日的假道学吓一跳。幽默话和口语一样粗野污秽。甚至贵族们的举止也很粗鲁，必须要受严格的礼貌训练才行。这种粗野的特性激起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贪求精神，冒险、暴力和粗野的生活方式早在15世纪即已形成。那时人人必须自卫，随时要以牙还牙，必要之时，更要心狠手辣地杀人。这些强横的人，本来是慷慨侠义的，有时甚至是仁慈的。约翰·简多斯——几乎是完美骑士的代表——逝世时，凶暴的战士们也哭了；而玛格丽特·帕斯顿（Margaret Paston）在给她病弱丈夫的信中（1443年）表露了永恒的爱情没有种族之分。然而，我们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女人，却因女儿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几乎打破女儿的头。

女孩在被保护的娴静与羞怯中长大，因为男人是捕食的野兽，处女身份在婚姻的市场上，是一份财产。婚姻是一项财产转移。女孩满12岁、男孩满14岁，即使未经父母同意，也可以合法地结婚。但上流阶层为了加速财产交易，一旦孩子满7岁，父母就为子女安排婚事。两相喜悦的结婚是例外，离婚被禁止，通奸普遍存在，尤其是在贵族家庭中。霍林谢德说：“纵欲与通奸的不洁风气盛行，尤其是国王那种恶劣的通奸行为。”爱德华四世后来选了简·肖尔（Jane Shore）为其爱妾。她以美色迷惑国王，并为很多请愿者在朝廷中说情。爱德华死后，理查三世可能故意彰露其王兄的罪恶而掩饰其本人的缺点，强迫肖尔身穿一公开悔罪的白袍游行于伦敦市区。肖尔晚景凄凉，她曾经帮助过的人都轻视她，并离开了她。

根据记载，英国人原非如此无法无天。百年的战争使人们变得野蛮而不顾一切，由法国归来的贵族，在英国继续作战，并雇用复员军人为他们工作。贵族们不顾一切道德，与商人们勾结弄钱，小偷猖獗，商人们出售劣货，并使用假秤；出口的货品，一度由于质与量的不实，几乎毁灭了英国的国外贸易。海上的贸易促使海盗横行。贿赂公行，法官无红包就不审案；审判人员在受贿后，就对原告或被告甚至二者态度友善；稽征员揩油故意使人逃税；兵役官就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肥胖骑士一样，可能在利诱之下而故意对某个城镇放水；一支入侵法国的英军部队，居然被敌人收买。乔叟之类的诗人，曾痛骂贪污事例。如果道德的基础没有在平民中生根，其社会道德结构也许早已土崩瓦解了。当他们的祖先图谋造成战祸、带来灾难时，这些人保存了家族的延续。

除了商人和贫民，其他阶级人士多年住在乡间。有了大炮之后，城堡不再具有防卫力量，逐渐变成庄园。砖代替了石头，朴实无华的房屋仍用木和泥建造。曾一度作为各种用途的中央大厅，已失去了原有的堂皇派头，被缩改为起居室、小房间及密谈接待室之间的通廊和门厅。悬挂在富人墙上和有彩色玻璃的窗户上的幔帘，使黑暗的内室明亮起来。以前由窗户、门及屋顶放出的火炉烟气，现在集中由烟囱放出，庞大的壁炉，使起居间显得气派豪华。天花板用了木材，地面铺上花砖，不过地毯仍然少见。伊拉斯谟所述的一段话，我们只能把它当成文学作品，不能信其为真实：

差不多所有的室内地面是用黏土和沼地的灯芯草铺成，不常更换，这种地面有时会保留20年之久，遮盖着下面的人与狗的唾沫、呕吐物、酒……鱼骨，及其他说不出的脏东西。当天气变化时，怪味散发，我想那绝非卫生。

雕刻华美的床，配有花色床罩和顶盖。在舒适的家庭中，用胡桃木或橡木雕刻的餐桌是一个伟大的杰作。靠近餐桌或在大厅中，还有酒橱、餐具架及化妆台，陈列着银器盘碟，以示美观。客厅也常用作餐厅。

为了节省灯油，午餐定在上午10点，晚餐下午5点。男士们用餐时需戴帽，以免长发扫入食物。食具多种，食用沙拉冷盘或吐司乳酪时就有专用的器皿，现代英式的餐具使用方法开始于1463年。餐刀由客人自备，他们把刀插入短鞘系在腰带上。礼仪上规定，食物应用手指送入口中。直到16世纪中期，才使用手巾，男士们揩鼻涕，用拿刀的那只手，不可用送食物的那只手。那时还不知道有餐巾，用餐人禁用桌布擦牙。每餐菜肴丰富，普通有地位的人士，经常有15或20道菜。大豪富进餐备有大桌，每日供应100人，包括侍从、宾客和仆人。拥立国王的沃里克每天要宰杀6只牛，有时要供应500人吃饭。肉食为全国的主食，蔬菜稀少或不用，啤酒及麦酒为大众饮料。饮酒虽不如法国人或意大利人那样豪量而普遍，但每天一加仑的啤酒，是每个人的日常定量，甚至修女们也是如此。福特斯古（John Fortescue）说：“英国人（约1470年）不饮水，除非有时为了宗教的缘故，或是借此苦修。”

贵族们的服装是华丽的，平民则着素袍或头巾，或是一件方便工作的紧上衣。有钱人爱皮衣，戴有羽毛的帽子，穿花袍或两袖膨胀的新奇样式夹克及紧而高的长筒袜。乔叟的牧师对这种服装抱怨说：“那些显得臃肿可怕的人似乎得了疝气和肥臀病，恰像母猿的圆月形后部。”乔叟本人也曾身穿亮闪闪的服装，外套红色或黑色的长筒袜。14世纪那种长而尖的鞋子，在15世纪已不流行，这时的鞋子，前部圆而宽。妇女的装饰更为大胆，上帝知道她们有些人外观虽似贞洁高贵，但由她们暴露的服装正显出了她们的淫荡骄奢。传到我们手中的那些图片，那由耳到脚紧紧地包在薄薄衣服内的体态，显示了诱人的性感。

娱乐方面，从跳棋、象棋、双陆棋、骰子到钓鱼、打猎、射箭和马上长枪比武等等。玩牌流行于英国，已在15世纪末；今日在纸牌上仍然让我们的“国王”和“王后”保持着那个时期的服饰。歌舞同赌博一样流行。几乎每一个英国人均加入合唱团，亨利五世与约翰·邓斯塔布尔（John Dunstable）是当时一对杰出的作曲家，英国的歌手在欧洲大陆遍受欢迎。男士们热衷于网球、手球、足球、滚木球、掷环套桩、摔跤、拳击、斗鸡、斗熊和斗牛。观众们围睹特技和走绳者的表演，这些绝技既能娱古，又能悦今。国王和贵族都供养变戏法者、说笑话者及丑角，被国王或王后委派的宫廷饮宴娱乐事务总管，督导圣诞季节的狂欢节目。妇女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各处男人们的活动：在酒店饮酒、带鹰犬狩猎、沉迷于观赏竞技比武。这些妇女们由王后领导，评审马上长枪比武竞赛，并颁发金冠奖。

旅行虽然是一件苦事，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待在家里——对于一夫一妻来说更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道路上泥泞不堪，强盗们不分种族、性别、阶级或教派。客栈雅致却不干净，充满着蟑螂、老鼠及跳蚤。几乎每一家旅馆都有卖淫的妓女，而不要妓女的正经人——几乎不能找到一张床铺。穷人外出要步行，小康者则骑马，通常有武装的侍从随行；至于豪门富户者乘新式的马车——这是由住在科滋（Kocz）村的一位15世纪的匈牙利人发明的。豪华的马车有镂花雕刻，喷了漆且镀了金边，并铺设有坐垫、窗帘和毡子。虽然如此，仍比不上骑骆驼舒适，因为坐在骆驼背上，其行动的起伏犹如深海捕鱼的小船。船并不比古代好，甚至更差；1357年约翰二世由波尔多到伦敦，费时12天。

犯罪猖獗，城镇里除义务警察之外，简直空空如也。但规定所有的男人要参与追捕逃犯并喊叫，凡没有叫喊者，被发现后，要受重罚。夜贼、盗窃罪、纵火、渎圣罪、叛国罪及谋杀罪，均判吊刑，其尸体要曝露示众并拿去喂乌鸦。对被告和证人刑囚的惯例，创始于爱德华四世，延续了200年。律师一业，充斥市面。

也许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评价太苛刻，而忘了我们如今的野蛮行为。亨利六世的首席法官福特斯古爵士，认为他那个时代较为高尚，他曾把那个时代的优点写了两本书，一度被列为有名的著作。用对话体写的一本《英国法律的赞扬》（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赞美陪审团的审讯权，为用刑而哀痛，并劝告王公们以身示范，作为平民守法的榜样。他写的另一本书是《君主或英国的统治》（Monarchia, or Governance of England），他以爱国的精神把法国与英国做比较：在法国，人民不经公审即被定罪，国会很少召开会议，国王征收盐酒一类的日用品税。福特斯古在赞扬他的祖国之后，在结论中称：所有政府均应服膺教皇，“甚至吻他的脚”。

威克利夫派信徒

1407年，大主教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再次确定教会法规高于一切世俗法律，并将任何背弃教义者视为重大异端。从威克利夫手中夺回权力后，15世纪，英国教会逐渐强大，财源逐渐兴旺。为人作追思弥撒，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收入：将死的人，捐钱修建圣堂并举行弥撒，希望其灵魂及早进入天国。由于上议院中有20位主教和26位修道院院长的席次，而俗人的席次只有47位，教会控制了国会。亨利七世和以后的亨利八世，为禁止这种现象，坚持国王有权从合格的教士中提名英国修道院院长及主教。这种教士政治逐渐依附于君主，形成教士服从亨利八世、王权高于英国教会的态势。

同时，威克利夫派可怜的传道者继续传播他们反教士政治的思想。早在1382年，有一位修道的编年史家，耸人听闻地报告说：“他们像发芽的植物，滋长极快而遍及全国……当你在路上行走，遇到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威克利夫派的信徒。”他们在工人中，尤其是诺福克的织工中，很容易找到听众。1395年，威克利夫教派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向议会陈述他们的主张。他们反对教士的独身生活、变体论、崇拜偶像、朝圣远行，反对为死者祈祷、教会的财富及捐献，不赞成在政府机关中雇用教士，反对向牧师告解的必要、驱邪的仪式及崇拜圣人。在其他方面，他们建议人人经常阅读《圣经》，并遵守其中的戒条律令。他们谴责战争，认为这不是基督徒的事；奢侈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节约，以便使人们恢复俭朴的衣食；他们厌恨赌咒发誓，而代以下述话语，“我确知”或“那是事实”——即是真理。清教徒的心理和观点，已经在大不列颠形成。有一些传教士把社会主义与其宗教混合，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攻击私有财产，而且如争取农工阶级支持一样，也求助于骑士与上流阶层。

然而上层阶级难忘1381年大叛乱时的情景，而教会方面发现自身为防护所做的新准备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安定力量。理查二世逮捕在议会中的威克利夫派代表，威胁他们必须安分沉默。1397年，英国主教请求国王“依照其他归属于基督教范围的规定”处死那些毫无悔意的异教徒，但理查不愿这么做。1401年，亨利四世及其议会颁布了一项有名的法令，“火焚异教徒”：凡被教会法庭宣判的顽固异教徒，应被焚死；所有异端书籍，均应销毁。就在那年，一位威克利夫派的传教士威廉·萨韦彻（William Sawtrey），即在火刑柱上被烧死。其他威克利夫派的教徒被捕后因能悔改，得免处死。1406年，威尔士王子向亨利四世报告称：威克利夫教派的宣传及其对教会财产的攻击，威胁了整个社会的现存组织。于是，国王下令更严厉地处死异教徒，但从事罗马宗教分裂政治的主教们，其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了打猎中。1410年，约翰·巴德比（John Badby），一个威克利夫教派的裁缝，被教会判处火刑，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木柴未点燃前，哈尔王子劝其如能悔改，愿宽赦其死刑，并给予金钱；巴德比拒绝了，他走上柴堆，接受死刑。

哈尔王子于1413年登位，是为亨利五世，他全力支持这种高压政策。他有一位朋友是科伯海姆（Cobham）的领主，叫奥尔德卡斯尔（John Oldcastle）。莎士比亚的观众认为他就是《亨利四世》一剧中的那个胖骑士。奥尔德卡斯尔在战场表现优越，对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和肯特郡其领域内的威克利夫传教士，予以容忍和保护。主教们曾三次召讯他，他三度拒绝出席，后经国王手令，他才屈服，出现在威克利夫36年前受审的圣保罗聚会所的主教们面前。他确证诚心信奉基督，但不反对威克利夫派有关告解或圣餐的见解。于是他被判处为异教徒，并被囚禁于伦敦城堡之中，他有40天的宽限期，以期悔改回头，他却借机逃走。伦敦附近的威克利夫派教徒得到消息，又起而叛乱，1414年他们还企图劫持国王。这一阴谋未成，某些叛乱领袖被捕，并处以绞刑。奥尔德卡斯尔在赫里福特郡山区和威尔士藏匿了3年，终被擒获，以卖国贼罪判处绞刑，1417年，终以异教徒的罪名被火焚而死。国家与教会，终偿其愿。

如果与其他罪刑相比，对威克利夫派的判刑，几乎还算温和的。1400年至1485年，处死异教徒的案子共有11件，据闻有几处威克利夫派聚会所一直存在到1521年；直到1518年，遭受火刑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还宣称他曾感化了700人信奉威克利夫教义；1521年，尚有6人被焚。亨利八世使英国脱离罗马时，全国未经革命就接受改变，威克利夫派信徒或许会说，他们已多多少少为这件事铺好了道路。

1450年，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雷金纳德·皮科克（Reginald Pecock）出版了一本书，以当时的幻想方式，把这书叫作《过分谴责传教士为镇压者》（Repressor of Overmuch Blaming of the Clergy）。它公开反驳威克利夫教派，建议不要用火刑来压制这种思想，最好诉诸理性。这位热心的主教太过理性，以至过分沉迷于理智，并已坠入异教的危险。他用理性反驳威克利夫派在《圣经》上的理论。在《论信仰》（Treatise on Faith）一书中，他的确把理性置于《圣经》之上，作为一项真理的考验——这种情形欧洲要费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无法阻止这一切的镇压者，只有尽量说明：教会中的神父们并不是常可信赖的，亚里士多德也非绝对的权威，圣徒们并不一定熟习他们的信条，而“君士坦丁的捐赠”只是一种伪造。1457年，英国主教们对这位站在教会法庭前高傲的皮科克给出两种选择：悔改认罪或接受火刑。他不愿接受焚刑，便公开宣誓，随即被免除其主教职权，然后被禁于索尼（Thorney）修院，直到1460年他去世为止。

英国艺术（1300—1509）

虽有反宗教政治和异端邪说，宗教却有效地提高了英国的建筑技术，并使其达到巅峰。商业的成长和战争的破坏，带动了教堂、城堡和皇宫的建设，并拓展了牛津与剑桥两校的学习居所。英国的建材来源有珀贝克的大理石与诺丁汉的雪花石膏，舍伍德的林木与各郡的石砖，形成了高贵的楼塔和华丽的尖顶，加上木制的天花板，差不多与哥特式石制的拱形屋顶同样坚固、优美。原来墙与墙之间横贯着难看的衔接横梁，已改由巨大橡木承作的高耸穹形结构槌梁支撑，英国一些最好的教堂就以此来为它们的本堂架梁。塞尔比（Selby）的大教堂同样也采用橡木天花板和浮雕，以配合圆拱的弯梁和扇形的设计，使巴斯城的修院圣堂、伊利（Ely）的唱诗台及具有复杂石网的格洛斯特的南侧游廊，都有了拱形屋顶。

窗格花饰、墙壁嵌板及唱诗台的屏帘，这些影响后世的建筑式样，常常交互应用于大建筑物中。几何图形的哥特风格（约1250—1315年）使用了欧几里得图形，埃克塞特大教堂就是如此修建的。曲线形装饰的哥特式（约1315—1380年）放弃了固有的图形，改用自由流线型，以便对法国火焰式加以限制，如南方林肯郡的窗户形式。垂直的哥特式（约1330—1530年）强调在普通的哥特尖形拱式内有水平与垂直线，例如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即是如此。13世纪重视的彩色玻璃窗，现已改用柔和的浅色或银色及淡淡的纯灰色；在这些玻璃窗内，画有濒死的骑士行列与基督教的故事，表现了哥特艺术的晚期光辉与衰落。

我们现在看到的威斯敏斯特，英国花费了3个世纪之久才辛苦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意识到英国的杰出人士为完成这座壮丽的陵墓所耗的心血。唯一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温莎（Windsor）堡的重建：爱德华三世于1344年在该处大规模地重修圆塔，而爱德华四世于1473年开始修建圣乔治小教堂，并加上华丽的唱诗台、扇形的拱顶和染色玻璃。艾伦（Alan de Walsingham）用曲线的哥特风格设计了一座精致的圣母堂和伊利的“灯”塔。格洛斯特的大教堂有中央塔楼、唱诗台的穹形图、豪华的东面窗户，并有宽广的回廊，其扇形圆顶，被列为英国的奇观。温切斯特大教堂延展广阔的中心，并用垂直线形式美化其新建的前门。考文垂也用那种形式修建教堂，该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尚存留着堂皇的尖顶。彼得伯勒（Peterborough）高耸着令人昏眩的扇形拱顶，约克大教堂完成了其本堂、西塔及唱诗台的帷屏。尖塔建筑是当时主要的光耀，使牛津的墨顿及抹大拉学院、方廷斯修道院、坎特伯雷、格拉斯顿堡、德比、汤顿和其他近百座修院显得高贵。威克翰的威廉使用垂直形式，设计了牛津的新学院。威佛里特的威廉，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他在伊顿（Eton）循前例设计了方场四周的建筑物。剑桥的王室学院也配合时尚，修建了一座教堂，其窗户、拱形顶、唱诗台可使卡利班（Caliban）变得有教养，使雅典的泰蒙（Timon）参加祈祷。

垂直的哥特式建筑具有一种入世的现实精神，它完全适用于学院、城堡、堡垒、公会所及市政厅等公共建筑物。沃里克伯爵们在14世纪和15世纪，即用这种形式在利明顿（Leamington）附近建造了他们有名的城堡。伦敦的公会所，无疑是首都商业界夸耀的殿堂，它在1411—1435年完成，在1666年被烧毁，后又被雷恩（Christopher Wren）重建，在1866年整新其内部，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即使是城市的商店，在它们直立形的窗框里，也表现着这种风格；雕刻的门楣、飞檐及突出的阳台，使这种即将消退的艺术，仍光彩动人。

英国当时的雕刻技术并不突出。教堂正面的雕像，如在林肯郡和埃克塞特大教堂等处，就远逊于那些刻意装饰的建筑物。威斯敏斯特和圣奥尔班修道院的大祭台，其屏帷被当作雕像的模式，但这些都很平凡，不值得叙述。英国最好的雕刻还是在墓碑上，通常用雪花石膏刻画人物雕像：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内有爱德华二世的雕像，在伯弗利大教堂内有埃莉诺·珀西夫人的雕像，在坎特伯雷有亨利四世及王后琼的雕像，在沃里克有理查德·博尚的雕像。英国的雕刻家最善于表现绿叶红花。木雕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温切斯特、伊利、格洛斯特、林肯郡、诺维奇大教堂的唱诗台，其雕刻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油画在英国仍属较差的艺术形式，比起同时代的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油画，相去甚远。附有彩色小插图的书籍仍很流行，爱德华三世曾花66英镑买了一卷彩色的爱情故事，而翁士拜的罗伯特赠给诺里奇大教堂一本金银彩图的诗篇集，波特莱图书馆把它列为丛书中“最佳的英文版本”。1450年之后，这类小型彩画艺术随着壁画和版画的兴起而衰退。16世纪，传奇小说开始印行时，这种艺术已完全绝迹。

卡克斯顿与马洛里

15世纪，有一位无名作者写了一出极有名的英国道德剧《凡人》。这是一种寓言剧，剧中人物均为惹人厌烦的抽象概念：“知识”（Knowledge）、“美丽”（Beauty）、“五种心知”（Five-Wits）、“明辨”（Discretion）、“力量”（Strength）、“才能”（Goods）、“善行”（Good Deeds）、“友谊”（Fellowship）、“亲戚”（Kindred）、“认罪”（Confession）、“死神”（Death）、“凡人”（Everyman）及“上帝”（God）等。在该剧的序幕中，“上帝”在发怒，7天里倒有6天，10个人中有9个人忘记了他的诫命，于是派了“死神”来提醒世人，他们必须马上去见他，汇报他们的行为。说话之间，“死神”由天上降到人间，发现剧中主角“凡人”一心在想女人与金钱，“死神”遂要带他去。“凡人”辩称，现在就死，还未交代，要求延长时间，并献出千镑红包。但“死神”仅答应他一种变通办法——可以选择一个朋友陪他同赴来世。“凡人”就请求“友谊”一起大冒险，“友谊”却为自己作勇敢的辩护：

友谊：如果你要吃喝玩乐或同女人厮混，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凡人：那么你陪我做一远程旅行如何？

友谊：说实话，这一点，我却不愿奉陪。如果你要去谋杀任何人，我倒很乐意帮忙。

这时“凡人”又请求“亲戚”，他的这位表兄弟也谢绝了邀请，理由是“我的脚趾痛”。“凡人”去拜访和求助“才能”，但“才能”已被深锁，不能自由地给他帮助。最后“凡人”恳求“善行”，她很高兴他还没有忘记她，她把他介绍给“知识”。这时“知识”带他去“认罪”，“认罪”使他忏悔而清洗罪恶。于是“善行”就陪同“凡人”进入坟墓，这时，天使歌唱，欢迎这位洗罪者进入天堂。

作者对这种不像样的戏剧形式仍自鸣得意。把一种特性去人格化，绝不能指代一个实际的人，因为“凡人”是一种令人头疼的复杂的矛盾物，除了部分共性之外，个个都自有其特殊性；而伟大的艺术必须像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俄狄甫斯，由特殊到普遍。如何把乏味呆板的道德剧变为多变化的生动活泼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需要另一个世纪的尝试和探索。

15世纪，英国伟大的文化成就是其第一家印刷厂的建立。出生于肯特郡的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移居到布鲁日经商。他在余暇时，翻译了一套法文爱情小说。他的朋友们向他要了几份手抄本。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手因写字太多而感到疲劳不稳定，眼睛也因过度注视白纸而模糊。”当他访问科隆时，他也许参观了泽尔（Ulrich Zell）所设的印刷厂（1466年），泽尔曾在美因茨学得新技术。1471年，科拉德（Colard Mansion）在布鲁日成立一处印刷所，卡克斯顿就常去该处复印其译作。1476年，他回到英国，一年之后，他在威斯敏斯特装设了一部由布鲁日带回的活版铅字印刷机。这时他已55岁，他的一生仅还有15年的岁月而已，在15年中，他印了98本书，其中几本是他自己用拉丁文或法文翻译的。他选择的书目及他在序言中特具的奇妙而动人的笔法，为英国文学树立了永久的典范。在他死后（1491年），他的阿尔萨蒂尔（Alsatia）的助理温金继续这项革新工作。

1485年，卡克斯顿编写出版了一本最受欢迎的英文散文杰作《亚瑟王及其骑士们的光辉史》（The Noble Histories of King Arthur and of Certain of His Knights），这本书的作者大概早在16年前已死在监狱中。马洛里（Sir Thomas Malory）在百年战争中曾任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的随员，并于1445年出任沃里克在国会的代表。在战争中，他不甘寂寞，闯入休·史密斯（Hugh Smyth）的家，非礼了休的太太，勒索了马格丽特·金（Margaret Kyng）和威廉·黑尔斯100先令，再度闯入休的家，非礼其妻。他偷了7只母牛、2只小牛及335只羊，两次抢劫库姆比（Coombe）的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曾入狱两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人竟能写出英国骑士的那种温柔的天鹅之歌——现在我们称它为《亚瑟之死》（Le Morte d'Arthur）。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之后，大家公认，这些绮丽的故事，确是马洛里在监狱中写作的。

故事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法文的《亚瑟传奇》，他很辛苦地加以编排，用一种使人遐思且柔美动人的词句写出。在野蛮与充满欺诈的战争中，他向失去骑士风格的贵族，呼吁恢复亚瑟骑士那样的高尚水准，要他们远离罪行。亚瑟因为年长，不再荒唐胡来，与他那位漂亮而大胆的吉尼维尔（Guinevere）定居下来并统治英国——实际上是全欧洲，在他的首都卡梅洛特（Camelot）宫中（温切斯特）有150个圆桌骑士来保卫他们：

决不做暴行，也不可谋杀……无论如何不可残暴，但对于求告的人要可怜……而且要常常救助那些遭受死亡苦痛的妇女们。

书中的主题交织着爱情与战争，颂扬无敌的骑士们为妇人和美丽少女而争风相斗。特里斯特拉姆（Tristram）和兰斯洛特（Lancelot）分别与王后通奸，但他们拥有勇敢和高贵的灵魂，彼此武装决斗，头戴钢盔和面具，相互隐藏身份，酣战4个小时，剑刃变钝，染满了鲜血：

最后，兰斯洛特说：骑士！你是我决斗以来，遇到的最佳骑士，请问尊姓大名。特里斯特拉姆说：我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兰斯洛特说：真的吗？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我的名字，我绝不拒绝。特里斯特拉姆便问：那么请教你的大名？兰斯洛特称：我名叫兰斯洛特·杜·拉克。特里斯特拉姆说：啊呀！我究竟干了什么？因为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兰斯洛特说：现在请教你的大名？特里斯特拉姆说：我名叫特里斯特拉姆·德莱昂纳斯。兰斯洛特说：哎呀！我的老天爷我怎么这样不知死活？于是兰斯洛特跪下，把自己的剑给予对方。同时特里斯特拉姆也跪下，并把自己的剑交给对方……然后两个人一同到一块石头前，把剑放在上面，再脱下头盔……亲吻了对方100次。

按照《帕斯顿书信》（Paston Letters）中的描写：幻想的乐土与现实世界相比是多么不同！那里的人不需要为生活而劳苦，所有的女人都是温柔和善的“淑女”，这些活泼生动的信件把一个15世纪英国的分散大家庭，用感情和金钱再结合到一起！约翰·帕斯顿在伦敦任法官或巡回审判员，其妻玛格丽特在家养育儿女，并管理他在诺里奇城的财产。他办事严格认真，苛细精明。他太太非常顺从，是一位谦虚能干又胆小的妻子，她一想到曾经冒犯了他，就会发抖。吉尼维尔实际的世界就是如此。然而这里也有柔弱的感情，彼此的关切，甚至风流韵事。马热丽·布鲁斯（Margery Brews）向约翰·帕斯顿二世（John Paston II）承认她爱他，对自己的寒碜嫁妆不能与其地位相配感到难过：“假如你像我全心信赖你一样地爱我，那请你今后不要抛弃我。”而他，帕斯顿财产的主人，不顾亲友的抱怨娶了她，但他在两年后，就去世了。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

我们不必惊奇，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科西莫在古典文学上的贡献，对英国那些不关心文学的商人影响极微，而英国的贵族对缺少文化教养并不引以为耻。托马斯·莫尔爵士在16世纪初期曾估计过，只有40%的英国人有能力阅读，教会和它主办的大学，是当时学者唯一的支持者。在这种环境中及战争带来的暴乱与蹂躏下，格罗辛（William Grocyn）、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拉蒂默（William Latimer）及科利特等学者，将意大利的火种带回来，为英国带来了充足的热与光，而使当时的大学者伊拉斯谟于1499年访问英伦三岛时，有宾至如归之感，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一项光荣。专心研究异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人文主义学者，被一些内向型的“特洛伊人”指责，他们怕这些“希腊人”从意大利带来害人的玩意。但这批人文主义学者受到教会勇敢的照顾与保护，如温切斯特的主教、威佛里特的威廉、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沃勒姆、罗切斯特的主教费希尔（John Fisher）及以后的英国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Thomas Cardinal Wolsey）等。

自从曼努埃尔·克莱索罗内斯（Manuel Chrysoloras）于1408年访问英国后，有些年轻的英国学者就害了狂热之病，他们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研究或是用意大利的色情来治疗。格洛斯特的公爵汉弗莱热忱地带着这类手稿原本由意大利归来，他搜集的这些藏书后来充实了牛津大学的波特莱图书馆。乌斯特的伯爵约翰·蒂普托夫特（John Tiptoft），受教于费拉拉、维罗纳城的瓜利诺达（Guarinoda Verona）及佛罗伦萨的约翰·阿伊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他带着更多不道德的书籍回到英国。1464年至1467年，塞林的修士威廉·蒂利（William Tilley）在博洛尼亚、帕多瓦及罗马研学之后，携回了很多的异教古典文学，并在坎特伯雷教授希腊文。

他有一位热心的学生叫利纳克尔，蒂利于1487年再度去意大利时，利纳克尔随其同行，在意大利待了12年之久。他受教于佛罗伦萨的波利希安（Angelus Politian）和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并为威尼斯的马纽夏斯（Aldus Manutius）编纂希腊作品，而后饱学而归，获得国王亨利七世的召见，聘他做威尔士王子亚瑟的教师。在牛津，他和格罗辛及拉蒂默等人几乎组成了一场针对古典文学的牛津学派运动；他们的讲授启示了科利特和托马斯·莫尔，并吸引了伊拉斯谟。利纳克尔是最有名的英国人文主义学者，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了盖仑的医学作品，提倡科学医术，创立皇家医学院，并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牛津与剑桥的医学讲座，正如伊拉斯谟说：“由于他的提倡，新知学问就这样在英国奠定基础，而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前往意大利深造了。”

格罗辛在佛罗伦萨结识利纳克尔时，年已40岁。他于1492年回到英国，在牛津埃克塞特学院租了间房，每天用希腊文讲演反对保守主义，保守派对他的演讲感到恐慌，担心《新约》和《圣经》的原文，将会推翻圣哲罗姆所译的拉丁语《圣经》千年来的权威性。格罗辛对正统教义绝对维持，其生活道德则非常严谨。英国的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下的某些学者中，甚至在一种对基督教潜在的敌意下是绝难发展的。基督教珍视基督的遗训超过一切知识精华；这样，它那些有名的使徒，在任职圣保罗修道院院长时，才不会有麻烦。

科利特是亨利·科利特的长子。亨利·科利特原为富商，生有子女22人，曾两任伦敦市长。科利特在牛津时，受利纳克尔和格罗辛两人的人文主义影响很深，而且沉迷于柏拉图、普罗提诺、西塞罗等。1493年，他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时，在巴黎遇见了伊拉斯谟和比代，在佛罗伦萨，感动于萨沃纳罗拉，也吃惊于罗马红衣主教们和亚历山大六世的轻狂与放纵。他回到英国后，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他很可能爬上商业或政治的崇高地位，但他宁愿在牛津过着学者的生活。他不理会传统规矩，即一个传教士只能教教神学，而对罗马人大讲圣保罗的书信；他用拉丁文《圣经》的评论说明代替了古典式的讨论方式；他的方法新颖，强调“善良的人生即最佳的神学”，这让他的广大听众感到新鲜而振奋。1499年，伊拉斯谟在牛津遇到他，形容他是一位永受声色之诱的圣人，但“终生保持其圣洁的心田”，他轻视当时随遇而安的僧侣们，并把其财产作为慈善捐献及奉主之用。

他在教会里是一位有虔诚信仰的反对派，教会虽有缺点他仍爱护她；他虽怀疑《创世记》上文字的真义，但仍接受《圣经》上神的启示。他预示了宗教改革派强调《圣经》的权威来反对教会的传统与礼仪，否认古典哲学对基督教基本义理的削弱，怀疑传教士具有赦罪的能力及基督在圣饼内的真实存在性，并对教士们的俗世凡心予以斥责：

如果最高层的主教，即我们所称的教皇……是一位守法的主教，他应舍弃一切私欲，心中只有上帝存在。如果他只为自己打算，那么他就是万恶之源……过去多年来，的确如此，而现在这种毒素更流及于基督教会中的各分子，如果耶稣不尽快地伸手加以拯救，我们这个混乱到极点的教会就难以免于灭亡……啊！像这类不虔诚的可恶而又可怜的教士，在这一时期占了大多数，他们刚由妓女怀中离开，就敢乱闯圣堂，跑到祭台前，领取圣餐！上帝的报应终有一天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504年，科利特被任命为圣保罗修道院院长。在那高高的讲坛上，他宣布反对主教职权的出售，也痛斥由一人承受大众利益的罪恶。他引起众怒，树敌甚多，但沃勒姆总主教予以保护。利纳克尔、格罗辛及托马斯·莫尔现在已定居伦敦，不再受牛津的古典派和保守派的拘束。受到伊拉斯谟访问的刺激，他们立刻乐意去拥护年轻的亨利八世。伴随着和平的宗教改革而来的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已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