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本邦固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

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无不说明,什么时候尊重了人民的发展诉求,顺应了人民的发展愿望,满足了人民的发展要求,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就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决策层为人民创造的发展空间越大,其所治下的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发展就越迅速。大凡史书所载“大治”与“中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为民造福密切联系在一起。

夏桀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的末代君王,相传其文才出众,武艺超群。具有这样资质与才智的人,本可能成为一代明君。但他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但不思改革,反而不关心生产、不顾百姓死活,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构筑瑶台、淫乱后宫、贻误农时、迫害忠良、残暴施政,结果造成了“赋敛无度,万民甚苦”《韩诗外传》卷十;转引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的局面。老百姓在艰难生活中,不得不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转引自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的感叹。内无人民的支持,外受商汤的讨伐,众叛亲离的夏桀,葬送了夏朝的天下。

商汤吸取夏桀的教训,以仁厚收揽人心,采取了以宽治民的政策。他网开三面,强调农耕的重要性,关心百姓疾苦,施仁德于天下,使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迎来了商朝之初的繁荣局面。参见《吕氏春秋》卷十,《孟冬记·异用》;转引自胡克森《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建立了西汉王朝的高祖刘邦,以及其统治集团的文臣武将,认识到横征暴敛会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吸取了秦由强转衰的教训,力避劳民伤财和严刑峻法,改用黄老无为而治之术,实施宽刑薄赋政策,与民休养生息,鼓励农耕、保养家财、增殖人口,最终达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文景之治”之后,形成了海内殷富、国力空前强大的盛况,为汉武帝最终解决匈奴犯边、打通西域、疏通丝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深刻认识到关心民生的重要性,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警诫自己及下属,反思隋亡教训,纠正前朝弊端,调整统治政策。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第六》;转引自刘林宗编著《政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对“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转引自胡晓林主编《新编中国隋唐五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有了更为正确的理解。基于此,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复兴文教,整饬吏治,完善科举;他还改革徭役制度、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增长,迎来了安定局面,被史家称为“贞观之治”。因为天下太平,据说在死囚最少的年份,全国只羁押十几个死刑犯。老百姓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唐朝的繁荣昌盛形成了开放局面,不仅接收遣唐使、留学生,形成文化交汇交融局面,而且打通贸易通道,使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不衰,在经济上将东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因为唐朝有效地维护了丝路沿线的安定局面,保障了丝路沿线商旅需要的基础设施,才使得人员往来不绝于途,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来回传递,将丝绸之路打造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清朝建立之初,也能够注意吸取明末教训,肃清吏治,调整民族关系,减轻人民负担,从民生角度配置社会资源。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曾经说:“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四十。基于此,他全面推行农业发展计划,将荒地开垦为农田,在边疆地区实行军屯。雍正时期,推广旗人种田,大力消除腐败、治理河道、兴修水利。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努力,农业有了保障,税赋一再降低,钱粮一再减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提高,迎来了安定发展的局面。正因为国内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族融合、经济繁荣,清王朝在这一时期才能北拒沙俄、南平“三藩”、收复台湾、稳定西北,基本奠定现今中国的版图。也正因为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清朝才在康熙三十年大胆突破了两千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发展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总之,反思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成王败寇的经验教训就会发现,帝王将相在立国之初,基本能够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约束官吏、整饬吏治、尊重民意、励精图治,赢来或长或短的发展机会。但在其代际继替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不思进取、骄奢淫逸、放纵官吏、蔓延腐败、强取豪夺、挤压人民发展空间的不肖之徒;于是,或者激起民变,或者消解发展动力,或者日趋衰亡,不是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就是为外族所灭,一再重复“从兴盛到覆亡”的老路。其中的主要教训就是将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遇到明君出世,则为民所思、广开言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遇到“昏君”,则酒池肉林、鱼肉百姓、腐败吏治、趋于消亡。

有鉴于此,史家才总结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转引自彭明总主编,齐鹏飞、温乐群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政治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有鉴于此,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在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时,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并以此请教于毛泽东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法宝可以避免此一宿命。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见王华斌《黄炎培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181页;转引自彭明总主编,齐鹏飞、温乐群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政治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说过,“我们是共产党执政。很多规矩是共产党立的,执行也是共产党去执行。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53—54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讲道:“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应该说,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牢记民本邦固的历史经验,只有深入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更好布局未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完成新“两步走”的宏伟任务,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到205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