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谆谆教诲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一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落脚点也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能将我们当亲人。习近平总书记一脉相承地发展了党的人民观，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回答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彰显了党热爱人民、服务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感情。

当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进入了经济新常态阶段。我们要着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结构调整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会影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既坚持发展又重视提升收入水平和环境安全水平，提升人民群众参政议政能力，就成为考量我们执政能力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融会贯通地拿出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解决当前的难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为以后的新“两步走”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诉求。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发展就会失去意义。

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就需要发展经济。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也会反过来促进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调动人民群众工作的积极性，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催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正因为民生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才告诫全党，对民生问题要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在发展中看到变化，体验到变化，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还需要看到，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断提升的，是多样的，是多层次的，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因此，改善民生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特征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民生问题，也要从这个最大特征出发，不能向人民群众开空头支票，要防止满口大话，防止空谈，防止说到做不到。否则，结果会适得其反。

人民群众当前生活的改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基础上的改善，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基础上的改善。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将人民美好生活的改善过程建立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台阶上。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社会问题。根据调查，在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排在最前面的7项：第一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48.47%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二是物价上涨问题（有32.36%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三是收入差距问题（有31.22%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四是贪污腐败问题（有26.86%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五是就业失业问题（有26.15%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六是食品安全问题（有24.07%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七是住房价格过高问题（有20.14%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

在排位靠前的这7个主要问题中，除贪污腐败问题外，其他均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虽然医疗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老百姓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诉求更高。虽然近年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但由于经过多年的积累，以及收入增长速度与物价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反差，老百姓心理感知的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最近几年，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但仍然处于高位。应该说，在经济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总量的供给处于减势——劳动力每年减少300万人左右，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都在低位徘徊（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结构转型、企业的升级换代等仍然带来了季节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这会传导到老百姓的感知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越高，其对食品安全问题就越关注。最近几年房价的飞涨，影响了人们在城市的住房需求。虽然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但仍然达不到百姓的预期。这些问题的解决及解决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回答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需要坚定不移地反腐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根据调查，各个社会群体均认为反腐败效果显著。比如说，在“机构负责人”群体那里，认为反腐败工作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41.27%和47.22%;“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28.40%和51.85%; “办事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1.53%和49.10%; “商业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0.72% 和48.18%; “服务业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2.37%和44.44%;“农民”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1.11%和55.56%; “工人”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2.66%和43.67%; “军警”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41.18%和58.82%。

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反腐败不是一朝一夕间一蹴而就的，还需要继续加强制度性反腐败的力度而求得政治清明，向人民群众交出更为满意的答卷。

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还需要努力摆脱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做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应该说，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随后发生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千年未有之划时代意义的大变局。

但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变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必然会向良好预期发展的过程。我们既要注意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黑天鹅”问题，也要防范“灰犀牛”问题。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几乎所有人口众多的社会和几乎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社会大转型中都会发生较多社会矛盾。那种在常态社会通过社会政策配置使全体成员普遍获益的改革，可能在转型阶段导致一项政策投入使某一群体获益而使其他的群体受损的结果。人类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以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转变，通常是通过枪炮的洗礼完成的。中国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又在艰难地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通过跨越型发展将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道路置于几十年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党和国家的各种决策，以及现代治理体系的谨慎操作，以强有力的执行力把控住了各种风险，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到目前为止，不无自豪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功。这一点，世界各国是心悦诚服的。我们一定要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还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我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中高收入阶段之后还会存在许多发展风险，这些风险是世界性风险和国内周期性风险耦合在一起的风险，是人口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时发生的风险。正因如此，经济新常态才具有客观性、不可避免性、阶段性和自我克服性。客观性是前期发展之因种下了今天之果，不可避免性是无论如何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阶段性是我们必须从“非常态”经历“新常态”才可进入“常态”，自我克服性是只有自己救自己而无其他外力可以依赖。所以，只有尽快走出“非常态”才会进入“常态”而避免陷阱。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社会学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低收入群体不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陷阱。一旦这个陷阱发生，中等收入群体就会重新跌落到低收入群体之中。就会形成拉丁美洲意义的“发展陷阱”，陷入没完没了的、媚俗性的民粹主义旋涡，将我国导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如期持续提升。当前被这种陷阱困惑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如此。

“塔西佗陷阱”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生的陷阱。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有些人会产生一种依靠政府社会政策的强力配置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潜在意识。一方面，认可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厘清；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是全能政府，可以包打天下。一旦政府的作为难以满足预期，就会产生政府不灵的判断——或者政府许诺较多但难以实现其原有的政策预期，就会产生不信任心理。新媒体的出现，又消解了传统媒体的那种宣传与解释效果，这就易于使受众在多元信息渠道中产生不信任感，从而落入“塔西佗陷阱”。某些“失信”事件还会被媒体炒作放大后转变为晕轮效应。一旦落入“塔西佗陷阱”，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人们也会选择不再相信你。这就会形成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从而丧失公信力。

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宣传语言与宣传内容的偏差中，“塔西佗陷阱”会愈演愈烈。这就是各国都要争夺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原因所在。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只有维护好自身的公信力才会有权威，有权威才能影响民众的行动选择，也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没有权威，说话不算数，民主就会陷入失序与混乱——这是某些非洲国家民主道路的现实图景；有说话算数的政府但无法治，则民主会陷入多数人的暴政，形成民粹主义，消解现代化的成果。所以，有一个说话算数的政府，然后合理推进法治，再导入民主，才应该是一个大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选择。防止“塔西佗陷阱”的问题，就是解决政府说话算数的问题，也是维护难能可贵的社会稳定以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问题，更是让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安居乐业的问题。

从世界发展历史可以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会加大社会内部动荡的可能性，使经济陷入徘徊不前的境地，出现发展的危机。“塔西佗陷阱”的存在，会使政府失去权威，难以管控可能发生的内部危机，出现失序的可能。“塔西佗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就从内部消解了“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也就是说，若前两个陷阱存在，将使我们没有资格谈论后一个陷阱，自己丧失了发展机遇。而这正是对我国不友好的人所希望的，他们力图不战而胜，力图使我们在内乱中形成内耗，无力向外发展。但我们希望的前途，就是摆脱前两个陷阱，然后在我们自己的管控下和平崛起，以积极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强大凝聚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所以，前一种结局，是我们不希望出现的结局；后一种结局，则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局。若想出现后一种结局，我们就必须竭力避免前两个陷阱，我们也一定能够避免前两个陷阱。

从逻辑上说，成功避免前两个陷阱，才能够让我们积聚更多的力量去避免后一个陷阱。我们只有使中国的崛起创造更多双赢的结果，才能使世界看到中国道路的强大力量，看到中国模式的可取之处，看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所以，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时重申：“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要在竭力避免上述三个陷阱的前提下，结合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一方面在国内营造发展的稳定环境，另一方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求得长远发展，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不仅为当代发展创造机遇，而且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造良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为在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最后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我们所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人人共享的社会，而不是少数人分享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共享的社会。当然，在共建中的共享，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平均主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共享必将展现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从不充分到充分、从收入差距较大到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在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之间存在互为依存的相关关系。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无法保护国内的安定环境；没有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大就无从谈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处理好其中的辩证关系才能求得永续发展的机会。要实现中国梦，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实际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这句话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价值。当然，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还需要努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