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培育新的发展机制和增长动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就是没有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形成以创新和生产率提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因此,我们要从发展方式上改变以往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增长,代之以创新和效率提升驱动增长,使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具体的实现手段就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化和升级。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多依靠新技术的产业化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增长点。

(一)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点环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发展基础薄弱,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转移到新的产业部门。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迅速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不断创造出就业岗位,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在劳动力要素比较充裕的时候,不断扩大投资的水平,可以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这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很快成长为世界工厂,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我国在总体上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从三次产业的关系看,从2012年开始,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1.6%,超过第二产业11个百分点。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0版。

经济结构出现的这种变化是伴随经济不断成长的必然现象,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意味着在工业化道路上,继续延续以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作为主要的驱动力。同时,从空间上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出口优势和以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传统模式也正面临新挑战。从工业化进程看,迫切需要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制造业之所以可以实现大踏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我们充分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很好地利用了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机会,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等外向型产业,并使之成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至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对制造业发展的外部市场也造成了冲击,在客观上加大了制造业转型的压力和紧迫性。

从工业化发展的内部条件看,以往的发展优势也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持续下降,2015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4年减少了487万人,这一趋势还在延续。与此同时,老龄化水平正在快速提高。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具有稳定性和惯性,这意味着,一方面,一直以来制造业发展所依靠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将会持续地削弱,劳动力成本由此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在新的产业中就业的人员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支撑老龄化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依赖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一系列挑战,必须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外部发展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局面。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让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改变以往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只注重投入、不注重效率的发展方式。面对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步递减的趋势,要加大对人的投资,通过深化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改革,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劳动者的质量替代数量。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逐步形成以劳动力质量替代数量的良好机制,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应对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带来的挑战。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冲击,有效需求下降带来的不利因素,要积极扩大内需,发挥我国市场容量大的优势,继续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消费需求升级结合起来;同时,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让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现代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信息化发展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个是信息化本身的发展;另一个是发挥信息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引领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信息化发展的路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通过发展信息产业,推进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同时,通过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首先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除互联网技术外,更多的是指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电子制造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发展一样,也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具有外部性的投资领域,在发展的初期需要政府和公共投资的干预。因此,具有引导性的政策与发展战略,在这些领域也大有作为。通过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可以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为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信息产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虽然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信息化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推动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高度融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在工业领域推进“互联网+”,正是实现二者融合的重要行动路径。“互联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改造、优化、提升传统的工业部门;二是用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创造新模式、新业态,整合社会资源,优化产业发展。通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还可以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和服务化。信息技术将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的工业部门融合,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近年来,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推动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融合,一些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成为推动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新经济部门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也有效地推动了经济转型和升级,并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全面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看,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镇)化过程是通向发达经济的必然过程,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在我国这样一个曾经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和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制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受到了抑制。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与此对应的城镇化水平却相对较低,形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脱节的畸形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以往发展机制的矫正,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应发展阶段相比较,也有更快的城镇化速度。截至2017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13亿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8.52%,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0版。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全面推进城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推动如此大规模的城乡人口再配置,其复杂性没有先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所伴随的人口流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伴随着这一巨大的结构变迁过程引发的一系列政策和治理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既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发展”的过程,还面临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要应对的“转型”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的交织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摸索和积累经验,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快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比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比率之间的较大差距,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因此,推进城镇化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他们融入城镇的条件和能力。按照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结构,通过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从而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要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城镇化之所以具有规律性,在于城镇能够更加集约、有效地使用经济资源,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产生出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上看,需要从以前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变到以提升经济效率为主的发展模式。城镇化过程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与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指出:“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要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第1版。

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以下,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支撑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十二五”以来,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粮食连年高位增产,实现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的飞跃;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扭转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提高了农民的民生保障水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继续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更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是农业现代化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产业。通过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不断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走农业集约化经营之路,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使现代化农业具有绿色发展的特征。通过推进农村的产业融合,把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要着力推进以下几个领域的改革。要改革和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采取“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健全农业农村投入持续增长机制。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领域,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导向功能和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发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

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撑全面小康这一片天。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