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
- 李培林主编
- 4024字
- 2021-03-29 23:57:19
三 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发展实践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新时代的最典型特征,那就是“新常态”。习近平主席曾对“新常态”有明确的表述:“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发展理念是在实践中适应、理解和引领新常态的政策指导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将深刻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变革。
(一)适应新常态
第一,适应新常态首先要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降,即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高速增长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L型”的增长率变化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适应这种速度变化,就不能再以增长率作为各级政府的追逐对象;相反,转向中高速增长将带来经济质量的提高,为今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因为,我国经济总规模已经很大,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继续维持高增长的机会成本过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预示着原有发展模式的动力已经枯竭,不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加剧,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冲击了我国经济增长。
第二,适应新常态要适应新常态下出现的企业、产业分化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发展模式下遗留的大量落后产能、低效企业;另一方面是正在孕育发展的新产业、创新企业。应该引导有限的资源、要素从低效率的市场主体流向高效率具有长期发展动力的企业,这就要求通过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低效企业,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和产业升级发展的动力。
第三,适应新常态要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恶化。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由此所导致的外部需求明显降低。其次,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中低端出口产品上形成了与我国的明显竞争格局。
(二)把握新常态
虽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第一,中高速增长有保障,而且将继续高于同期发达国家。新常态是在全球性经济下滑中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将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带有趋势性和规律性。例如,美国1981—2015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7%,英国为2.3%,而日本、德国、法国都不到2%,分别为1.98%、1.73%、1.79%,韩国在1981—200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2%,其后进入下降通道,2001—2015年年均增长率只有3.9%。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据估计2016—202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在6%—7%,这就意味着我们依然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这就为我们向创新驱动转变提供了保障。
表7-1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2006—2015年)单位:%
第二,新常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新常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我国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高时GDP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但近代以来,东西方发生财富逆转,我国在内外危机中进入发展慢车道,到1949年我国GDP仅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GDP超过世界GDP总量的15%,快速缩小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新时代,即使美国经济按照比较乐观的3%的长期增长率增长,而我国按照保守的6.5%的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见图7-1)。实际上,只要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低于4.5%,我国经济在规模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图7-1 中国和美国GDP总量(1981—2030年)
第三,出口下降带有规律性,倒逼更高层次的开放。虽然,我国出口增速的下降有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的冲击,但也是大国贸易特别是大国出口规律的表现,即出口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性变化,而拐点出现在12%—14%,如图7-2所示。之所以会出现下降,原因有两点:一是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转变为由内需拉动;二是本国资本和劳动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资本相对过剩,结果是资本迈出国门在全球布局生产。2010年,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0%, 2015年达到14.06%。从统计规律看,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虽然,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产业中低端,但本轮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国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这无疑会倒逼我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争夺国际分工体系中高端,改变对外经济形式,由以商品走出去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走出去为主,同时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图7-2 中美日德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比重(1981—2015年)
(三)引领新常态
就当下而言,积极践行发展新理念,就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具体的载体。这也是引领新常态的关键。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按照建设“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要求约束自身行为,“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第一,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切切实实的生产力,人是其中最具主动性的因素。新时代要转变发展理念首先应该从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因为,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组合的前提是政府有效,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五大发展理念都离不开政府公务人员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打铁必须自身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于选好用好干部,这决定新理念能否被落实。
约束政府行为和约束公务人员行为存在差异,政府可以通过负面清单来约束,但对人的约束除了法律法规外更多的是内在要求。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要摆脱把官员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人制定相关政策并说明合理性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为政府代表的官员应该与政府理性保持一致,这种一致不应该仅来自外部约束,更多应该是价值取向的一致,而不能是利益诱导的行为一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在选拔干部与公务人员时除了注重个人业务素养等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还要考量这些人的道德素养,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此外,还要厘清“为官不为”的原因,鼓励落实新理念中试错行为,引导干部带头创新,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需要发展观念的转变和知识能力的提升,更需要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在选定德才兼备的干部后,正确理解是保障新理念落到实处的前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武装全党,关键在于培养干部。“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学习理解新理念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只有让大家看到新发展理念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理解新时代用新理念指导新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具备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新理念指导新实践需要具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这要求相关人员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市场、产业、科学技术等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事物规律有充分把握,提高工作的专业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同时还要结合新实践、新经验不断总结,不断学习新知识、新事物,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认识新时代、新任务、新理念上,要打破原有条块分割的格局,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第三,用好顶层设计引领新常态,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是从被动到主动用好顶层设计的转变,新常态下更应该如此。“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用好顶层设计并不是政府充当市场主体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相反是政府寻找一条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发展路径过程中,将资源配置功能还给市场,发挥有效政府作用。因此,要在各领域分步渐进地进行有退有进的改革,强化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避免市场和政府双缺位的格局出现。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小康,更重要的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等多个领域的小康,这必然需要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协调平衡多领域的关系,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和法治的保障作用。
第四,增强底线思维,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及时化解矛盾风险。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的崛起,来自国内外风险在上升。“风险确实有,但没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对于国内矛盾累积要注意风险的累积叠加,及时化解局部、个别领域的风险,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科学分析矛盾风险的根源,做好预期管理,平衡利益格局的变化,对利益受损者给予应有的关注,维护社会总体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为新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国外风险冲击要防止演变为国内矛盾,把冲击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善于引导舆情,团结大多数,将矛盾转化为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