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问:1923年你出生在耀县。儿时的生活，你还有哪些印象？

石兴邦：我出生于1923年农历的十月十一日。那个时候皇上已经没有了，换成了“中华民国”。奶奶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勤学”，后来上中学，老师又给我起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兴邦”。这两个名字都是对我的期望，我一生都不敢辜负这两个名字。只不过，我所做的并非是兴国大业，而是拿起考古铲子。

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我姓的这个“石”在历史上到底是哪家“石”。早先，祠堂存有家谱，“文化大革命”时全部被红卫兵烧了。有些老人说，我们是石敬瑭的后人。虽然一直有这个口头流传的说法，但谁也拿不出可靠的历史证据。关中地区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人类定居较早，传承下来的村庄规矩很多，也特别讲究宗亲关系。我们靠近关中，当地人也跟着学习这些老讲究。由于村上姓石的人口多，石家在村上的势力就很大。我记得小时候这些石家的每个祠堂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神轴”，上面画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祖先。我记得给“神轴”上画祖先像是一件大事，要请专门的画匠。我总觉得他们画的人物，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可是在当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孩提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是坐着父亲赶的木轮子骡子大车，上过一次县城。天不明一家人就咣当咣当地坐着木轮大车走，好不容易到县城，人都快被颠散架了。我隐约记得，县城路边有很多卖吃食的小摊子。人也多得很，熙熙攘攘，也不知道都挤着堆干啥营生。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县城就是很大很远的村庄。

问：听说你家在当时也是富农，故乡包括家庭对你有哪些影响？

石兴邦：现在回忆起来，故乡似乎是我学习人类学最好的启蒙，也是最有趣的课题。那里的乡俗、变故、故事，到后来都成为我分析人类发展思考的源点。

我小的时候，陕西的政区根本不是现在这样划分的。耀州那一块还有一个县，叫同官。这个县名听起来有点古怪，年轻人甚至没听过陕西居然还有这么个县份。它和潼关同音异字，是一个山区小县。我就是同官人。我们村叫故县，村名里有“县”也是奇怪的事情。从历史渊源上说，苻坚时期，我们那儿是陕北、关中之间汉羌地域重要分界线，被称作岱玉。故县，就是“过去的县城”。

我父亲是个比较开朗的人，后来还学着做点小生意。不过，他赔得多，赚得少。他就一个嗜好，爱买地。每年忙罢，新粮食入仓前把陈粮食卖掉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置地。到最后，攒了大概有上百亩地。那时兵荒马乱，地价很便宜。我家地多，粮食也多，这是真实情况。记得那时候，即使是青黄不接的春荒三月，我们家还向外卖粮食呢。农民嘛，也就知道种地打粮食，粮食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我们家的家境，一年四季倒是能吃饱饭、吃稠饭。到后来慢慢不行了，主要是我父亲在治家方面算计差一点。他买地花的积蓄太多，加之买来的地又都是山坡地，肥料运不上，庄稼种不好，天旱一点就没有多少收成。只是在名分上拥有这么多土地，在乡邻们面前摆个阔样儿。后来，他干脆把一些地租出去收租子。结果呢，租种的农户都是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有些干脆就是亲戚。他那个人面皮薄，性格懦弱，做事又碍于情面，租子也收不了多少。甚至，到了催租子的时候，那些佃户道理比他还多，不是推说雨水不好，就是丁捐太多没余下粮食，总之是不给他好好缴粮。

电影上常看到那些地主收租子，坐着轿子，领着管家和背着枪的家丁，穷凶极恶地到佃户家，捉鸡牵羊很威风。其实，这种事情让我父亲这个人去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每到麦子上场的时节，他就给佃户一户户说好话，和人家商量着，看能不能多少交些租子。那个时候，尽管我年纪很小，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到目前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为啥自己的地收租子，还得给别人说那么多好话呢？

我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地主家的“少爷”。我平常在同官十字镇上的小学上学，假期就在家里放羊。我家里有上百只绵羊，所以不缺吃穿，还有些富余，再就是羊的副业，可以卖羊，可以剪毛，还可以擀毡，我们那个时候自己做毡帽子、毡袜子。农村的生产除了摇耧我不行，其他的耕种我基本上都会。

问：听说你13岁就娶了小媳妇，你当时怎么对待这样的事情？

石兴邦：13岁那年，家里就给我娶了房小媳妇。我那个小媳妇也是本村的。三四岁的时候，我们还一起玩泥巴，谁也不知道大点会成为一家人。9岁那年我就出村念书了，13岁成亲那年，我已经在上初中了。尽管同在一个村，两人多年根本就没正式见过面。定亲那天，我去她家吃馄饨席，两人都没碰面。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姑娘长得高矮胖瘦，她当然也不知道我这个中学生究竟变成啥模样了。

我这个小媳妇过门时也是13岁，比我小一两个月。那时候，封建礼仪讲究那些“男女授受不亲”，两人出了小房不能亲热地说句话，更不用说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大方方地拉着手去逛街买东西。当时，我们俩也就是那么大点年纪的娃娃，啥都不知道，根本谈不上家庭和美。让我说，娶了这么个媳妇，基本就是家里添了个陌生的小妹妹，干脆点说，也就是给我妈找来个做饭拉风箱的小丫鬟。随着双方年岁大点了，知道过日子了，我开始对这门亲事感到不满意，又不能说出口。当然，自己也明白这件事情凭我在家里那个小地位，也没法改变，只能按照父辈的旨意过日子呗。

好在我还有书本，还有学校，还有更大的世界。那时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件幸福的事。

问：你从小学习就很好，1938年后分别在西安力行中学、省立西安第一中学、省立三原第三中学学习，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缘由吗？

石兴邦：我们小时候政治也比较复杂，因为正好是国共两党期间。那时候在我们家那边划了一条线，我家就划到了国统区，另一边叫陕甘宁边区。到耀县我上小学的时候，娃娃上学就是识字，为光耀门庭不受骗就行了，当然传统的想法都是升官发财，很多人当时的理想就是当个县长就行了。我很幸运，就是从小学到大学遇到的都是好老师，所以成绩一直都比较好。上小学的时候，一伙娃娃在乡村大庙里上课，有个老师叫寇怀义，给我的启蒙基点就高。那时，我还是十岁不到的娃娃，他就给我讲了很多新思想。晚上我就跟老师住在一起，说这呀说那呀，他讲的很多东西都很吸引我。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红军改成了八路军，我就上了省立第一中学就是西安一中。当时西安最好的学校有三所，西安一中、二中和三中。西安一中是现在的西安中学，一中是“关学”正宗，比较保守，我们有许多乡土文化教材。关学创始人是张载，他在关中地区讲学而形成了这么一个大的学派。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以及“民胞物与”——就是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要爱人和一切物类的治世理想，现在看来，依然是很好的。

一中也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校歌上都是歌颂着英雄。我还记得我们一中的校歌：“一中一中可爱的一中，荟萃三府精英，锻炼气派，修养学行，济济一堂乐融融，关学重实践驷铁美秦风，好青年好学生远道任非轻，莫让那骄子立柱燕然勒名，天载独光荣，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这首校歌把陕西历史上的光彩一下就都说清楚了，就是说你这个青年要继承历史光荣，莫让那骄子立柱燕然勒名，骄子立柱就是马援征伐越南立柱为证，东汉窦宪为保卫西北疆土抗击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燕然山就是今天的外蒙古杭爱山，不要独自奋斗，要大家一起都光荣。一中出来的学生，在国民党里面出了几个将军，有个关麟征，有个杜律明，都是一中出来的。也别看，我们一中出去的学生，还真的把日本人打跑了很多。所以陕西的这个教育，应该是成功的，勉负历史使命，争为民族英雄，继承了陕西的精神，陕西的也就是中国的。

我在一中只上了半年学，日本就开始轰炸了，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先占河北再占山西，就快到潼关了。西安遭空袭，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开始搬迁了，一中搬至汉南了。1938年，也就是抗战的第二年，我转到距离我们家较近的三原三中继续读书。在一中虽然只住了一学期，但是“关学”那一套理论给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和同学们还一起出过一期学刊叫《互利》，不几天就出名了，还有同学称我为诗人。

初中毕业时，我是全班第一，免试上了高中。本来我毕业后可以教书，家里都跟我说好了让我去教书。后来我接到同学的来信说，免试生可以免费上高中。所以我就接着上高中，算工读生，就是四个学生分一个教师的工资。这就到了抗战时期，其实我家里那边还是不太安宁，我家那边是险要的地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抵抗那会儿不是拿正规军参战，是用各个地方的保安团队的人。我家里是养羊的，他们把我家的羊吃完了，那个时候根本不讲道理，一只羊能卖十几块钱，人家只给你一块钱，你不卖也得买，你不要钱还不行。后来我们就把羊都卖了，家里也没有了收入，嫌麻烦。

在三原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占了便宜，因为二战区的山西大学搬来了，教我们的老师有些是讲师，有些是副教授，给我们讲地理啦，讲生物啦，上了一些大学的课。老师们讲得都很好，质量很高，比西安、宝鸡的很多高中讲授的质量都高。我的那些同学也都很优秀，有些是战区跑来的，有些是本地请来的，全国各地很多学生都到三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