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马俑、法门寺让我见证了陕西的荣光

问：半坡遗址人面鱼纹盆神秘而意味深长的笑脸，让你在30岁时就功成名就。这是不是也促成了你1961年调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来又为什么离开了？

石兴邦：这个情况有些复杂。先是1958年，陕西因为“半坡”的发掘，有了这方面的傲人资本，也趁着这个有利机会申请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当时陕西的主管领导眼光深远，一直努力争取在自己省份设立这么个分院，现在看来，他们太有战略眼光了，意识超前。要知道，这是当时全国唯一被国家批准成立的社会科学分院的省份。陕西的考古在那个时候已经走在其他省份的前边。就现在来说，陕西在考古方面在大陆这么多省份中还是能当得起龙头老大的。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就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到1959年3月，考古研究所从西北大学独立出来开展工作。我是1961年5月调来任副所长，分管业务工作。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陕西考古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我用处不大。这样断断续续干到1976年，我就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

问：印象中，陕西考古在20世纪70年代也有不少事吧？好像兵马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掘的。

石兴邦：发现兵马俑是1974年3月9日的事情。那是临潼县杨西村为找水源浇地，一群生产队社员在村南打机井，没想到却挖出了“瓦人头”。随后，新华社在内参上发表《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文章。国务院于1974年6月30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到了1976年，又先后在一号坑的东北方发现了二号坑，在二号坑以西120米处还发现了三号坑。

那时候，我刚刚离开陕西。当时全国大形势正在搞“评法批儒”，有人要为秦始皇这个“法家”人物树碑立传，兵马俑一发现，那些很热心搞运动的人自然十分重视这个事情。按照他们的初步估算，原计划“两周内”完全可以完成这个“简单”的兵马坑发掘任务。结果，这次发掘从第一铲算起，40多年过去了，至今依然没有完成。

当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管辖的文物管理委员会自己组织了“秦俑考古队”。这个考古队甚至由200多名解放军官兵携带9台工兵用的翻斗车支援发掘。结果可想，当时那些不懂考古发掘的媒体都看出问题，形容那是“刨土豆式的发掘。”至于出土后的修复，就是把那些土麻古董的“瓦儿爷”洗干净，粘起来，就算完成任务。

问：这样的发掘显然大有问题，出土后文物资料信息应该很难整理，后来是怎么处置的？

石兴邦：夏鼐先生带领国家考古队来陕西考察工作，后来17名专家联名上书华国锋，夏先生认为，假如用这样的方法全部挖开兵马俑一号坑，那将是秦陵发掘史上的灾难。就这样一号坑发掘被国家下令停止。接着，中国社科院指派我代表国家文物局专门来陕西指导填埋、清理和后续发掘工作。

问：你接手兵马俑的发掘工作，做了哪些改进？

石兴邦：我一到陕西，就扑着身子进了地坑。经历大半年时间，我指导并组织挖掘队先搞了些填埋。大的填埋，我来之前王学理他们已经做了些工作。我到了，还是把那些铺排太大，一时人力物力达不到的土方再仔细回填了一遍，这才继续完成指定发掘的那五个坑。

这次，我们并没有采用大型机械，同样也用了八个月时间，但工作量就抵过前头“秦俑考古队”过去四年半工作量的总和。而且质量完全按照规范做，没有一丝马虎。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特别是为秦俑建馆展览考虑，取掉了位于一号坑正前方妨碍观瞻的大土台子。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我们把秦“车兵”和“步兵”不同兵种协同作战、兵器配备原则、金鼓兼有的指挥系统等军事学术问题，一下子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双车编组”这个“有前有后”的关系。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这些俑人出土时，都有很鲜亮的颜色，可惜一见风，都掉色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推断，这些兵俑以前上面都盖着方木棚子，遭遇人为火烧之后，这些俑人身上那些矿物颜料遇见高温，已经变质变色，加之长期泥土黏结，已经无法爆粗。局部没有变的，遇见氧气也很快氧化。在一号坑内，还有一种特别的“绿脸俑”，有人说这可能是工匠们的恶作剧。我觉得这不会，也许是秦国的“虎狼之师”出阵交手涂鬼怪面具威吓对方，或者为了在乱阵之中怕被误伤闹的“队列辨别标志”。我也说不清楚这些事。

有关秦俑建馆还有个小插曲，有必要提说一下。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承德度假游泳时碰见了聂荣臻元帅。聂帅听到陕西挖掘兵马俑这个事情，提出这个东西如果建馆，还是让军队管理着弄个“中国军事博物馆”。王局长见了我，提到这个想法。好像当时一些人已经认可这个“命名”了，我当时是坚决反对这样命名的。秦陵的兵马坑，表面上展示了古代“军事”上的东西，但是，它包涵的深邃更应当是华夏“文化”上的事情。照他们那么说，秦陵将来发掘成了建馆，都应当建个“中央革命”纪念馆。秦始皇当时被认做很“革命”，而且是“中央集权”的鼻祖嘛！我多次给王冶秋反映这件事情，最后闹得事情放不下，他也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最后，还是没按他们的想法办，没能采用那个“军事”馆的古怪名字。

问：这样就是到1984年，你第二次被陕西省领导从北京要回到陕西。你也就从那时起，一直坐镇指挥全省的考古发掘工作。1984年到1987年，你先后主持和负责了秦始皇兵马俑二期发掘工作和举世闻名的法门寺地宫发掘工作，将陕西的考古事业一次次推向辉煌。兵马俑的我们大致清楚了，那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呢？

石兴邦：1987年2月28日，一枚佛指舍利在人间重光的神圣时刻。一个64岁的无神论者享受了这份荣光，这个人就是我石兴邦。

法门寺有很多故事。据老百姓说，抗战时有一个军阀叫朱子乔，他看到塔不行了就说要修修，也算是积德。结果一下就挖到地宫，打开一看花花绿绿什么宝贝都有。但是他觉得这是佛祖的东西，一下都没敢动就又盖上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多次破坏法门寺，1961年7月红卫兵又要挖掘地宫。当时的方丈释良卿劝阻无效，为了护寺，他在院中堆柴举火自焚。这一举动吓怕了红卫兵，他们没再破坏下去。地宫也因此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法门寺的13层八角宝塔是民国年间修的。后来群众在塔西挖土，半个塔就塌下来了。文物部门就决定重修。1987年2月28日，我带了一个考古队对塔基和外围做了发掘清理，结果意外地在塔基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时修建的地井盖，我们就移开这块已成碎片的方形石板，寻找地宫的入口。地宫宫口在罗汉殿北面。宫口北面有一段踏步漫道，沿着台阶下去，是一个方形的平台，有近万枚铜钱在上面散置着。地宫大门用巨石封着。把巨石吊开以后，就看见了用铁锁把守的石门。我们请法门寺的住持法师和寺内众僧设案诵经祈祷，然后开启了石门。地宫实际就是一个皇宫，也有前殿、中殿、后殿。前室的北部有很多遗物，包括汉白玉的阿育王塔，一对石狮子。中室中间是一座汉白玉灵帐，前面还放置了一个铜熏炉。最主要的文物全部集中在后室，有大盒子装小盒子的八重宝函，函顶盖上还有一尊鎏金菩萨像，两边有石雕护法天王。

问：据说能够在有生之年目睹佛祖的真身舍利是无数佛教徒毕生的梦想。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佛指舍利的？

石兴邦：开始时我们并没有发现最重要的文物佛指舍利。后来，我们在后室地下找到一个坎，挖开以后看到里面埋有一个镏金的盒子。这个盒子放置得这么奇怪肯定很重要。整理时我们打开这个盒子，发现里面有个小小的玉石棺材，里面装着一节长约6厘米、粗约3厘米的青黄色管状物。这就是佛教圣物佛指舍利。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考古学家激动得大喊：“不得了，佛指舍利！”

这个消息，立即震惊世界佛学界。佛经记载，释迦牟尼灭度以后，其遗体火化后凝结成舍利子。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了弘扬佛法，他把佛祖的舍利分成84000份分送到世界各国建塔供奉，分到中国的据说有19处。然而此后，在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中，分布在神州各地的舍利塔几乎已被破坏殆尽，佛指舍利不知所终。

问：听说佛指舍利被发现的时候有奇迹出现是真的吗？

石兴邦：没有没有，那是玄乎。还有说是这个舍利放的那个地方照相有光，实际上你不放在那也有光。但是，这确实是神圣的。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物，佛指舍利确实是圣物。佛指舍利去台湾接受僧众朝拜那次，那个景象多感动人！几十里长街，跪满了虔诚的信徒。有时我也会想，这个世界的惊天大事，为什么都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碰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