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有所谓《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是我个人在上世纪末关于台湾书写的三部曲（例如王德威）。
若把这些作品局限聚焦至一定的范围（如论者所习于挪用的“后殖民”或“离散”等等），我想，或可做如此描述。
此三本书的书写正好横跨我的三十至四十岁，很好的年纪：对眼前带着“世界太新，很多事物尚未有名字，得一一用手去指”因此非探究不可的好奇、仍残存浓烈愤青的理想性格的动辄愤懑、已隐隐感觉那轰轰然而来的现实建制力量但偏不肯就范的困兽斗……是我喜欢的一种写作状态。
当时，我曾在一次受访里被问及“作家是什么”时回答，是希腊悲剧里的卡珊德拉。
卡珊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遭阿波罗看上追求而全不回应，阿波罗送给她珍贵的“预知未来的能力”的礼物，这是神才专有的能力啊，卡珊德拉依旧不动心，“神谕”出口是不能修改或收回的，恼羞成怒的阿波罗只好追赠一句“但这预言无人相信”。
卡珊德拉从此掉入炼狱，十年苦战的特洛伊在答应希腊联邦敌军诈降并献礼木马的全城欢庆前夕，她喊破喉咙说出她预见的屠城景象，但一心想终战的疲倦军民无一人相信。
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的作家，总是不与时人同调，或该说他原与时人同喜同悲同忧同温，但总因肖想一个更好的世界、或企欲指出眼下世界并非如此美好而是木马屠城前夕……只能清醒无比地被挤到边上、挤到高处，讨人厌的乌鸦一样发出警示：“失火了、失火了！”（鲁迅的铁屋子理论？）
上个世纪末的十年，台湾因解除戒严、社会力和政治能量的释放，在方方面面动员了各种应该（进步价值）不应该（前现代的部落族群意识）的力量，仿佛那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此中我当然极不同意因政治和选举所操弄的族群动员。
于是有此一场演出，疯女卡珊德拉。例如眷村，四九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大量中下级军人，因“韩战”确立了海峡对峙的冷战时期，官方只得大量地在城市边缘或荒郊野外兴建只够遮风雨鸡笼大小的眷舍，让这些正值婚龄的青壮代得以暂时在海岛落脚。
这批被历史拨弄、家国命运正巧与国民党绑在一起的五湖四海之人及其后代，在九〇年代的政治操作族群动员中，全成了被怀疑忠诚的替罪羊，我为他们不平极了，认为他们信守了一辈子素朴的“保国卫民”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成了笑柄并被羞辱践踏。
我十五岁前生于长于眷村，以为值此之际、与其让人有意或源于无知的胡乱解剖，不如诚实自剖这一场，于是有这最终不被在地人和外省人谅解（如我始终敬重的隔壁眷村出身的学者赵刚）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二十年后，这一场族群动员因当局的政治操作越演越烈而演变成“反中”“仇中”，显然当初除魅的努力，十足是卡珊德拉一场。
九六年“台湾大选”，我以为连领导人都可每人一票地投票选择了，台湾应有自信可以健康地面对既往，无论荣光或耻辱，我以为我们应该可以宽容各式表达认同的语言，而非政治正确、掌权者所钦定的语言，我天真地妄想在岛屿一片高唱入云的认同声中，挣出一些些不认同的自由（或各自表述）的空间。
这是《古都》写作的背景和语境，如今看来，我简直不知那名不到四十岁、除了出境旅游未曾须臾离开过台湾的作者，是太过乐观或悲观？
纳粹时期，一名被送进瓦斯室的犹太学者被问及有何遗言交代，他说：“我没有话说，因为当时我没说话。”
若有一日，台湾走到我最不希望见到的人类历史里不时出现的由集体/国族主导的篇章，我大约可以是坦然的。
缘此，似不难理解《漫游者》的自我放逐况味。曾经的友人黄锦树多年前在谈及《古都》时，以一己马华外来者的身份轻易指出“不在于认同，而在于不被认同”。
是的，不被认同（E.萨义德所言“在场的缺席者”），只因不愿装作不知父辈是四九年来台（划清界限？）、只因不断乌鸦般的发着“国王没穿新衣”的噪音……我像个不被师长、主流价值和社会所愿意了解见容的后段班学生，遂自我放逐（弃？）而去并绝不呜咽。
俱往矣。
但毕竟这一切的呈现皆是文学、皆以小说形式，我已夫子自道太多，多到仿佛这批小说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不具足、不足以说明自身？
够聪明的作者应该适时打住，让作品自身说话了。
此三书的再次出版，得感谢瑞琳、静武、平丽和理想国，作为他们的长期读者，我深觉有幸参与此三书的出版。
二〇一八年一月